――只有皇帝和主子才最希望别人为他们尽忠到死。 ――杨度少年时就专攻“帝王之学”。这是他一生悲剧的主要根源。 ――“辛亥革命”的不成功；革命党人的不成型；袁世凯倒成了他潜意识里的那个“可能成为帝王的非常之人”。可他在袁氏营垒里总是“帮忙”，而当不上“正角”……
――杨度与严复一段值得细细品味的文化人的对话。
――他始终没忘怀，跟中山先生在日本立下的“谁先成功彼来相帮”的豪壮誓言……
――周总理在病榻上，才让秘书通知商务印书馆……
中国有句老话“人在水里不知水，人在风里不知风”。眼下，有很多人不自觉地就使用起“非自己的语言”来说话，甚至写文章。而且是把些只言片语（往往是些挺唬人的名词）――也不管其“对”与“错”，搬过来随口就用。追索一下，这种不是自己的语言，大多来自“官方”（或典籍）――就是人们常说的“说官话”“打官腔”。这严重地影响我们应有的思维活动。久而久之，整个的人就可能被那“话”而“化”掉了自家的魂儿。
――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1
那天，我跟一位文友聊起清末民国年间的名人杨度。这位朋友张口就说：“这个人政治品质不太好”。我被愣愣地噎了一下……过后思之，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味。
是啊，什么算“政治品质”呢？什么人常用这种词汇（标准）来衡量别人？这词儿的文化来由如何？能不能用这么一个词汇就判定一个人？尤其用来判定一个文化人。
就说杨度吧。如果说世上真该有“政治品质”这个词儿，而这个判词又算精准确切。那，用它来形容判断杨度，似乎再正确没有了。杨度的一生从立志搞“君主立宪”到最后秘密加入共产党，他参与或说投靠过的政治派别之多，是他同时代任何一个文化人都无法比拟的。就信仰来说，他似乎也转换了好几次。他时而阔谈于高堂，时而藏匿于山林或国外，时而又栖于豪门、卖几个字来换几个钱花。然而，即便如此，就能用“政治品质不好”来概括、判定、诠释一个复杂的有血有肉的人吗？尤其用来判定一个载承着无数思想、历经着一段翻覆的历史风雨的文化人吗？我以为那是会有失公允的。
“政治品质”属近代语汇。“三坟五典”、“经诗子集”里没见过。可究其语意源头又应该是很久远的，怕3000年都不止。这词儿是跟“忠臣不事二主”、“忠贞不贰”和士人的“气节”、“节烈”一脉相承。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是说：一个人一旦选定一件要干的大事（多指政事）或者选定要跟随（伺候）某位正在干大事的人（多指政治领袖），就得以身相许、不可再改变了，如烈女嫁夫一样。能坚守到底者（无论随其荣、辱、生、死）就算“政治品质好”，反之，如杨度那样变来变去、总改换门庭，则算“政治品质不好”。而中国历史由于经常有“稳定”与“重新组合”的格局变化，于是，“政治品质”的“好与坏”的反正两面的例子还蛮多的，甚至出双入对。如汉武帝时的苏武和李陵，就是一正一反的一对；还有明末的洪承畴和史可法也是；像三国时的吕布、明清时的吴三桂之流，不用说了――他们既搞过人生（政治）的多次选项，又有女色搅拌其间――这“政治品质”嘛，显然就坏到极点、坏得流脓、没一点可再探讨的余地了。
让我一想起就觉别扭的，是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皇帝一听说李陵在无奈中降敌时，痛心疾首地说：“他，他怎么就不死了呢？！”这说明皇帝既知道李陵降敌的“无奈”又惋惜这个人才，可他就不去想一个生命是该以生存为起码价值的。洪承畴的故事更具戏剧性。崇贞原以为他抗清中“光荣了”，在北京大张旗鼓地祭奠他，而洪本人被俘后也是抱定一死之决心，可到头来“生存第一”了。这样我们差不多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最希望这些人去死、去“尽忠”的，原来是皇帝、是主子们，肯定不是他的妻儿老小。皇帝主子希望别人永远对他们“尽忠”直到死，而他怎么处置别人可就不管不顾了。譬如崇贞杀袁崇焕，他就不去多想那“对”与“错”，而且觉得你即便被老子错杀了那也是对我皇家尽忠嘛……当然，也有“洪母骂畴”的留传。无疑，那位洪老夫人是被圣贤书、忠君道搞没了爱子心。而这种圣贤之说、忠君之道的“愚忠”道德，毒害了中国百姓和读书人达数千年。我想，若让洪承畴的妻儿们抉择，肯定是希望他活着与家人团聚的。
德国诗人海涅在《两个波兰人》中这样说过：为祖国牺牲是挺好的，可能活着就更妙了。
2
湖北作家邓一光写过一篇叫《远离稼穑》的中篇小说。写的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只喜欢种地，后来无奈当了红军，结果当了三次俘虏……人生结局十分惨淡。小说很感人，我读了两遍。那年我在汉口，《芳草》主编钱鹏喜告诉我，邓一光出生于将军之家。这更让我疑惑了。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总当俘虏的“四爷”（小说中“透露”的人物关系）呢？“求生”和“求名节”，对于一个人到底哪一项更重要呢？在生死于瞬间的血腥战场上，当了俘虏，这个人就没脸再见人了吗？我们在生活中就只能崇尚和理解英雄与烈士吗？在求生与求死之间，人类的终极关怀应该选择哪一个？人，有没有这种选择的自由？不愿意做英雄的平常人该不该在这世上存活下去？这种“活”该不该受到理解和关怀？
――我相信，这些问题的探讨不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文化人自然也有把死看得很淡的。譬如跟杨度同时代的王国维，他平静而轻悄地一头栽进昆明湖里（起码表面是这样的），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至于他到底是为“殉清王朝”还是“殉文化”；还是因“与罗振玉交恶”还是“心灰于时局动乱”或“丧子悲切”？这都是后人的“淡操心”。这位正值壮年、学术研究也正属旺季的（他不是搞政治的）国学大师，既然选择了昆明湖、又精心挑选了五月初三（有人说他有意避开五月初五――屈原投江之日）――那他这死也自然是他“牛心拐孤”的一种人生归宿。王国维的死跟杨度后来“聊倒”于杜月笙门下、每月拿杜的500块银洋的“活着”的人生选择，同样是一种“自我”？个中的无奈、酸楚、隐忍、恨悔，是他们自家肚子里的事。至于，谁愣要在其中寻觅出一种“可贵与卑微”、“对与错”的品质来，我以为是没多大意义的。
因为人生际遇是由不得你的，包括你的抗争；而你的“品质”就显现在这遇际与抗争的夹缝里。我们总不能像墨翟和阮籍那样，一个遇到“歧路”流泪，一个遇到“穷途”大哭吧。可抗争之苦，只有自己清楚，外人是单看结果的。这道难题怕是只有上帝才能解开。
我总忘不了邓一光写他“四爷”――一个人从战俘群里冲出来，抱着一块大石头叫骂着冲向美国坦克群的情景――他尝过两次被俘虏的耻辱，这次他真想死……可到头来……
――是的，人在强大的客观际遇里，去抗争――是多么渺小而无奈呀。
3
说到杨度，其行止是很值得后人在其“品质”二字上，细品一品的。
我们既不说他曾以一曲《湖南少年歌》――“若道中华国果死，除非湖南人死尽”唱热了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三湘青年的血；也不谈他在日本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跟孙中山盟誓“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仿也”――这般坦诚的豪言壮语。
杨度从小与其妹就有“才子”、“才女”之誉，而且他跟别的读书人不一样，他既不死抠八股文章也不摆弄什么华章琦句。他早年师从湖南名儒王壬秋（�运）。老师很看重他，称他为“贤子”。当时，他专攻“帝王学”。后又倾心正风行的“新学”，进了湖南师范。
[ 2 ] [ 3 ] ――究其一生的悲剧，也就是从这“学帝王之学”开始的。
――那么，什么是“帝王学”呢？
简言之，就是像“三国”时的诸葛亮一样，先物色（选择）一个“将来可能成为帝王”的“非常之人”；尔后，你就许身于他、跟定他――为他设计“非常之谋略”；这样，你自然也就成就了自己“非常之功业”了。现在想来，这是儒家的实用学，被中国特有的“皇权霸道”污染得很糟糕的一个侧面。而这个“糟糕的儒家实用学”，又被中国文化人奉为天经地义的“人间正道”，达数千年。正是这个潜入灵魂的动因，给杨度日后为袁世凯称帝搞什么“筹安会”、写荒谬的《君宪救国论》的人生大败笔，埋下了思想祸根。
再有一点是，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因被怀疑是“康梁余党”，避祸在日本；是袁世凯和张之洞向朝廷向慈禧力荐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他这位曾在“经济特科”考试中获一科二名的“新学进士”，才真正步入“庙堂”之上的。这样，从“公”从私，他都开始跟袁世凯搅到一起了。也就是说，在不知不觉间，袁世凯成了他从“前意识到潜意识里”曾企盼过的那个“可能成为帝王的非常之人”了。虽然，那还没到像诸葛亮孝忠刘皇叔那样鞠躬尽瘁。可他敢在载沣要杀袁世凯之时“拒不草诏，冒死论救”；在袁被“开缺回籍”、最背运之时，他能往来于北京和彰德（袁的隐居处）之间来烧这爿“无火冷灶”，遂成了袁的朋友和谋士――这已经就“确定”了他们日后的某种关系了。
这里还有个症结要补述一下。那就是，当时清末民国年间社会制度的转型，使旧时的文化人（包括清廷的士大夫）急剧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化――如杨度这样新旧参半、又必须植根于中国文化环境的文化人，只是把原本奉行的“修、齐、治、平”的理念，在口头上变成了时髦的“救国”口头禅――骨子里仍然把“为官”看成人生的最佳选择。而在这一点上，在英国留学3年的严复和海外浪迹多年的梁启超，以及辜鸿铭、林纾等沾洋风气的学者们，跟杨度们就有文化上的“深思远瞩”与“务近求实”的差异了……可历时3000多年的儒家“积极入世”那股子不甘寂寞的劲头，却时时在“杨度们”身上迸发。于是乎，辛亥革命前，杨度积极帮助清政府搞“挂羊头卖狗肉”的“假立宪”。譬如，他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写“宪政大纲”“行宪程序”啦；后来又为清廷王公贵戚在颐和园办“立宪扫盲班”啦；给“皇族内阁”当什么“统计局长”啦，均属此类表现。
――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政治活动”大有“闹剧中的‘丑角’”的味道。可在当时的民族和国家正处“变革”的危难之时，那是倾注着一位有识之士的满腔热血的。
然而，就在清廷的“假立宪”无休止的迁延时日之际，辛亥革命爆发了。“君主立宪”的可能性，忽然间变得遥远了。杨度，自然也不能不转换角色――他开始穿梭于北洋集团（其实，他跟“北洋集团”有本质上的区别）和革命党之间，当起了“纵横家”。这，与其说是他钻营，不如说他条件独特――双方都是他的老熟人、老朋友。再说，当时的“君宪派”本来就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的中间派或叫缓冲派嘛。是的，人生复杂就复杂在这里。杨度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既是他“努力国事”的基本人生夙愿的体现，又包含着他当初在日本与孙中山的“相帮的旧约”。至于他是不是“两头讨好”、想跑个官当当，这很难辨识。但有一点值得思考――那就是，凡“想当官”或“有意讨好”的人，都是些冷静的“理智”者――私心很重的人。而当时，比较理性和冷静的人是该“看看形势”再出来活动的。如梁启超和严复（尽管他们都不同程度参与了“当时之事”）等。可杨度其人不然。他是在明摆着“讨不得好”的情势下，还执拗地干着所谓“帮忙”的傻事。
果然，当他把“事”跑成――清廷逊了位、袁氏当上大总统、孙中山和黄兴成了国家干部、庸才唐少仪当上总理，而忙火一大气的杨度却“没他什么事啦”――远走青岛。应该说，在那一段时日中劳而无功、“吃亏蚀本”、又不被世人理解的“输家”只有杨度一人。
那么，再看看杨度的人生大败笔――“筹安会”一事吧。
――这，首先要从辛亥革命、革命党、袁世凯三者说起。
首先，我们必须正视“辛亥革命”是一次极不成功的革命。它只是在动摇清王朝这一点上起到了“在全国炸响了最重的一炮”的“点火”作用。尔后呢？除了汉口的废墟、硝烟、荒冢，便是可能酿成的全国性的大动乱――原因是此次革命是一次偶然性很强的事件。再说这时的革命党人――既无组织全国民众对抗北洋军的能力，又无迅速提高民智建立“真正共和”的把握。只有中山先生以“让位”求得清廷逊位的“个人”的高风亮节，成就了此事件一个较有光环的结幕造型。至于袁世凯以北洋军的武力，玩一手压清廷一手压革命党的把戏，自不必说。关键是他身边确有不少与“革命”不相融的“君宪”派人物，包括清廷一些遗老遗少，甚至还有西洋参谋古德诺和东洋顾问贺长雄――这样的妄谈中国之事野心家。杨度自然是袁氏营垒中的一位要员。可不知怎么，杨度在老袁这里总混不出个“正角”来，不是什么南北议和“代表团高参”就是什么“汉口商场督办”；到了选“内阁总理”选“国务卿”时，却总没他的份儿；混得还不如他的同乡熊希龄和他介绍给袁世凯的他的同乡夏寿田――这样的庸才；连那个所谓的“筹安会”会长，也是他自己任命的；最后，他甚至沦为准太子袁克定的智囊了。可重要的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杨度以他偏执的看国事（考虑国家统一、不发生动乱）的目光，看到的是――只有“君主立宪”才是中国唯一的希望――“共和”在他眼里是难以为继的……所以，当袁世凯把“旷代逸才”的大匾额送给他时，他该未必去多想自己将来可能是个什么前景，而是觉得那“立宪的希望之光”就在眼前了。于是乎，他非但到处游说奔走，搞出个“筹安会”（最后干脆变成洪宪登基的“劝进会”），他还洋洋洒洒、振振有词地写出了自己贯之而一、极以为是的“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的鸿论来。
这不知是该算他的“愚鲁”，还是算他的“执著”？其实道理很简单，北洋集团是靠亮锃锃的枪杆子说话的，即使像徐世昌这样的“秀才”也是从“小站”时就跟随老袁练过兵的。时髦的话叫有“硬件”。而杨度先生是凭头脑和嘴巴，以及人事关系来为老袁效力的，是“软件”。何况他每每还可能表现出“舍我其谁”的酸、硬、臭的书生派头哩。
――这其中有一段杨度说服严复参加他的“筹安会”的对话，以及严复对袁世凯的前后态度的转变，是很值得我们在把握当时文化人的心理动态上，做一番透视的。
想当年，袁世凯刚当北洋大臣时，就曾想收编已颇有盛名的严复。可那时严复却说：“袁世凯是个什么东西（听这话有点像找袁“背叛戊戌变法”的后账）？够得上延揽我。”可到了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逼袁下野之时，严复倒说：“看来看去，袁还是一块国家柱石，置之闲散，未免可惜。”然而，严复毕竟是不主张“革命救国”的渐进派，即使当上了民国的京师大学堂监督，也冷静地认为当时的民国是有名无实的“共和”。
所以，当杨度要他参与“筹安会”时，杨说：“幼（严复字幼陵）老，您是反对共和制度的，近来德皇威廉第二也说共和制度不宜行之中国。您对此有何高见？”
严说：“我没有什么高见，国事不同儿戏，岂可一改再改。”
――这话，其实一语破的、已说出此问题的原则性和严肃性。
杨说：“中国非统一不可，而欲统一则非有一雄豪君主挂帅。我想发动组织一个研究国体的团体，请幼老为发起人如何？”
[ 1 ] [ 3 ] 严说：“你们何必研究，称帝称王自为之可也。”
――这话说得明明白白，说明严对“北洋与袁”的意图，旁观得比较清楚。
杨见话不投机，忙改变口气说：“幼老，您错了。政治主张不本学理则而行者不顺，学者不以所学献之国家则不忠，您是才、望俱隆重的高士，岂可高卧不出，如天下苍生何？”
――这话，既是杨度自己的“努力国事”的心态流露，也说明他非常懂得严本人以及类似严的当时不少文化人的心理状态（或叫共同语言）――脉搏、痛点在哪里。
严复果然被这话打动了，说：“好吧，你们去发起，我可以列名。”
――真可惜，看事透辟、行事沉稳的严复，竟然也克服不了自己的“病根”（忧国忧民的情结）――还是跟着杨度�了这趟浑水――成了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
然而，当我们细读这段话时，还是隐约可见当时文化人的真性情――无论他们各自主张如何迥异，只要一提起“国家”、“苍生”乃至“学理研究”都能被震撼被俘虏的；对个人名利得失，都未必放在心上。这一点是很值得一提的，也值得后人寄予感佩之情。
……就这样，杨度从小的“帝道之梦”在辛亥革命中成了泡影；而他的“君宪之梦”又在“洪宪”称帝中灰飞烟灭；他的“救国”之路在哪里呢？是佛堂？是山林吗？
其实，他也知道此举是要遭国人唾骂的。可他却侃侃地说“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大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当然，这也恰恰让我们从中看到――中国文化人的那种“不贰”的固执意识。也如柏杨说的，“不惜用十个后来的错误，去维护原来的一个错误”。这样再去看，袁世凯的“洪宪称帝”失败后，杨度虽被位列第一通缉要犯，可到了张勋复辟之时，他仍敢“赞而画之”，也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又令人赞叹的是，他也从没忘怀过当年在日本跟中山先生的“谁先成功彼来帮”的旧约――民国11年，陈炯明叛乱，他受孙中山委托去说服曹锟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一次政治危机。说来，孙中山对杨度这位老友还是了解且理解的，多次说他是“能履行诺言的政治家”，让革命同仁“幸勿以往见疑”。此外，他为营救李大钊和救济受害志士家属，卖了自己在北京在青岛的两处房产，多年积蓄一空，最后落个无家可归……
――其实，这些“善事”也是杨度的“政治”品质的一部分。
只不过，在那一段很少有人能把政治形势透看得极明白（包括孙中山）的历史时期里，杨度是个失败者，是个人生选项与政治气候极不对位的、首战就不利的失败者，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屡败且屡战的失败者。是那一历史时期的典型的政治悲剧人物。而在我们的历史传统和世俗伦理中，又从来容不下失败的、悲剧性的人物的。
――成王败寇嘛。
4
这，就又扯出一个问题来。
对成功英雄的崇拜、对失败英雄的贬污――在我们的文化中，从来都不乏其人、不乏其事。最早品尝到这两种待遇的就是“鲧”和“禹”父子二人。鲧由于治水没成功，后人就“贬污”他，说他是“窃”了“帝之息壤”，如何如何。只有具些人本思想的屈原大夫为他说了句公道话――“鲧�直而亡身”，说他因“倔强率直”而被杀身的。鲧的儿子“禹”因治水成功了，就受到另一种待遇――即使他滥杀无辜（杀了开会迟到的防风氏），又乱搞男女关系（跟�山女野合）也没人说三道四，甚至给予辩解，把他吹捧成“至贤至圣”之君。再如“李世民”和“杨广”分别受到的褒与贬，也大有这种不公正的“成则赞，败则贬”的待遇之别（清华的秦晖教授批评电视剧《雍正王朝》时说过“有为之君未必有德”的话，值得思索）。至于吕布、吴三桂之流，人们就更是竭尽“泼污”之能事了……而在这一点上，西方人跟我们就不同了。他们即崇拜成功的英雄，也崇敬失败的英雄，因为失败的英雄往往更具有人格魅力。譬如对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对恺撒、耶稣等等，人们对他们悲剧的人生、悲惨的结局以及造成这惨局的他们的人格，予以高度评价，并把他们的悲剧大肆颂扬，以激发人类情愫中最重要的“悲壮”情绪。
――我想，这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相形之下，“政治品质”这一判词和以它来评价评定人，显然就浅薄和偏颇了。这其中还包括由“政治品质”一词繁衍出的什么“改换门庭”啦“卖身投靠”啦“认贼作父”啦，等等，一系列判词或说罪名来（也是“十年‘文革’”的口诛笔伐中耳熟能详的）。应该说，这种跟封建帝王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官方语言”，能让人听出些别有用心的味道。
我们日常判断一个人、一件事，应竭力抛开那些来自“官方”乃至“典籍”上的习惯用语，最好运用自己的思维重新来审视事物、判断事物、来说话。一种思维一种判断往往受到某一时代的局限，受到某些人、某些书先入为主的影响。这样，剔除那些“想当然”，揭示以往认知中的“残缺”或曰谬误，就成为我们现代人走向未来的一种很重要的“自我健身”与完善了。反之，我们就会像小孩子说“这是个好人”、“那是个坏人”一样幼稚简单。法国思想启蒙学者卢梭曾说过――“我们天赋的良心是万无一失的善恶判断者”。他所谓“天赋的良心”，其实是一种“良知的沉淀”。而这良知又是来自广泛的学习、独立的思考和文化人的一种本能的批判意识。只可惜，眼下的教育界和媒体都不能给予我们这方面的滋养（或给得很少）――也难怪，它们先天就不足、后天更差。我们只能像每日吃完3餐后仍须加些“补品”一样，搞“自我维护”，给自己另加些知识的“营养素”。这样，我们的思维体系才能“健康”而不贫弱，所谓耳聪目明。当然，其表现也很简单，那就是想事、说话、做文章，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就像下棋绝不可下“随手棋”一样。那样，我们就完全可能获得这份“良知”，赢得思维判断上的自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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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杨度的“夕阳最后一瞥”也足以说明“政治品质”一词的不准确。1929年秋，杨度由陈赓（一说潘汉年）介绍，在周恩来批准下秘密加入共产党。而这一点稍加思索就该弄明白，它恰恰既不能说明杨度“政治品质好”，也不能证明他“政治品质坏”，只能体现出他一如既往的“努力国事”的初衷没改，“积极入世”的传统犹存，依然是那么性如游侠、急公好义。也就是说，他的政治取向只是他思维及能动的一部分，不足以全概一个人人格品质的优劣。尤其对于一个学识如此广博，经历如此复杂的文化人来说。正如他反驳说他“加入共产党是又一次投机”的话：“方今白色恐怖，逮住要杀头。云何投机？”
――这话本身就透着一股侠气，一种向生活挑战的心态。此老真性情人也。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是值得品味一下的――那就是解放后几十年里，很少有人知道杨度是共产党员。按说，连释放溥仪和杜聿明，我们在海内外都大肆宣传――我们的思想改造如何成功，连封建皇帝和国民党战犯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公民嘛。那么，像杨度这位清末民国初的名人主动加入我党，为什么不能宣扬一下呢？何至于，直到周总理临死前在病榻上，才派秘书去通知商务印书馆――编《辞海》时可别忘了，在“杨度”的“条目”上一定写进“晚年加入共产党”一事……思来想去，显然那“政治品质”四个字一直都在杨老先生身上作着怪呢。呜呼！“政治品质”在中国人和中国历史上是何其重、何其大哟。
最后，还是以杨度临终自题的挽联结束此文吧。1932年冬月，杨老先生病倒在上海租界。他为自己写下“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显然，此老到死也没忘记他的“帝道”，可喜的是他毕竟知道“后来人”会“继起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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