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老乡先生笑的时候，从来没有声音。他一笑起来，嘴唇向两边裂开，露出牙齿，眼睛有些狡黠地看着你，就算是笑了。 他的老朋友说，几十年来就这样子，只有笑容，没有笑声。
一个人的时候，就严肃，漠然。我在盘旋路远远看见他，人群中，老头很瘦很漠然地走着，头发后仰，弓着身，像一匹老狼。
他去上班，也许去会朋友。在与大家的聚会中，谈话不断深入，碰撞出思想的锋芒，他的一切生动表情，才显露出来。
“发光的发光，潜水的潜水，朋友们，都用点功吧!”
二
李老乡先生爱吃辣，爱喝酒。每次吃饭，都少不了辣子鱼或毛血旺，还嘱咐饭馆服务员：“做的辣一点啊。”可饭菜真正上来了，他却不怎么吃，只是在那里和大家说话，喝酒。他说话声音小，口音重，再加上哲理深奥，身边的人必须要认真倾全力去听，方能听明白。不清楚的，先用心记下来，回去再慢慢想。
而且每次谈话，必谈诗歌、艺术，光说闲话，他就不满意，不高兴，就引发在座者去谈“有意义”话题。他说：“大家在地球上见个面，多不容易呀!朋友们吃着小菜，喝着小酒，说说话，多好!”
喝酒一般不用小杯，用土茶杯，也从不划拳，就是说话。高兴处，每说一句话，就把杯子举一下，喝一口，闷在嘴里，停留片刻，再咽下去。大家跟着听他说，自己说，不停举杯，几个回合下来，就有人晕乎，也越发激动，让酒精刺激出激情，和奇思妙想。李老师坐在那里，看上去喝得最多，却从来不醉，最多眼神有点像“雾里看花”，神志异常清晰。难怪，有人说他是“泡在酒里的老人参”。
诗人阳飚几年前写李老乡先生，说老乡先生家里供着一个大酒坛子，黑色的，上面贴着一个红纸的“酒”字。老乡先生每天清晨起来，穿着短裤衩，先对着酒坛子拜三拜，然后才去写诗。这个故事在朋友们之间传开，大家就想去看一看。有一次我到他家里，特别留意那个酒坛子，却没发现。问李老师：
“您那酒坛子呢，怎么没了?”
他默悠悠地说：“没有的事，大致是阳飚在胡说!”
有两年，过完春节，我从家里给他带了两塑料桶酒，是我姨夫家自酿的。他喝着，感觉非常好，说是纯粮食酒。有时来人了，拿出来大伙一起喝，也都说不错。第三次带酒来的时候，他品了品，笑着说，不如以前的醇厚了，你姨夫往酒里掺了水。我听了很羞愧，也很生气，感觉我姨夫就是一个奸商。
但不管怎样，酒，这了不起的发明，千百年来为文人所嗜好的东西，已经和李老师的生活与写作分不开了。他喝着酒等人，喝着酒说话，喝着酒写诗，半醉半醒之间，发现了新的生活趣味和诗意，逐渐扩张到他的笔端。
诗人高凯说，老乡写诗，诗歌里都有一股酒味。
三
李老乡先生在《飞天》编辑部上班，每天走路，慢慢来，慢慢去。
编辑部在南昌路的时候，要走得远一点，路过农民巷、金城宾馆，街上碰见熟人，扬手打个招呼，再接着走。胳膊下掖着一些杂志和信件。
后来编辑部搬到东岗西路，那是省文联自己的一座新楼，条件比原来改善多了。后面就是文联家属院。李老师从家属院出来，走几步，马路边就是单位的房子。编辑部在四楼。
前前后后，当了31年诗歌编辑。
我上研究生的时候，编辑部已迁到新楼。我平日时间充裕，学习轻松自由，学校离那里也很近，于是隔三差五跑过去，找李老师。敲办公室的门，进去，里面烟雾缭绕，李老师正在和别人聊天，或者改稿子。对面坐着同事辛晓玲，聊天，或者看英语。
李老师发一根烟，我坐下吞云吐雾。桌子边放着一个很大的铁皮烟灰缸。李老师说：
“你英语要学好，读外文原著。要不吃大亏了，看诗歌都是人家翻译的。”又谈到埃利蒂斯的耶首《疯狂的石榴树》，翻译得多好。
继续又说别的。有时，我拿出自己写的稿子让他看，心里忐忑不安。他仔细地看，只看了一页，放下，说：“不行，你不能这么写。太赶时髦了，语言也不到位。”
下次拿新的去，还是说不行：脑子好，路子错了，思想大于形象。
偶尔够水准的，仔细修改过，在《飞天》上登出。
李老师说他写了几十年的诗，走了很大的弯路，仍没有克服主观化的毛病，理念痕迹太重。有时写得比较像话，也只是艺术上写出了几句新鲜的语言，留下几句顺口溜而已。所以，不希望青年人步他的后尘。
还说，思想可以模糊，但语言要清醒，用清醒的语言达到模糊的状态。文学的所有问题，首先是一个艺术的问题，艺术上不能创造，不能破坏，谈什么思想?
因此他坚持修改。自己写诗，推推敲敲。像“远方天低／高个男人应向远方走去”、“爱，需要歇歇／歇歇，再爱”，这样的好诗句，都是慢慢熬出来的。他说我们不是李白，没有人家那样的大才，可以不修改。我们都还没有熬到不修改的份儿上。看看托尔斯泰那老头子，七八十岁了还改来改去。海明威把《老人与海》改得多一个词不行，少一个词也不行。庞德把《地铁》改得只剩下两句话。
听到年轻人经常标榜自己写作从不修改，他就很痛心，说这么轻狂，你们算啥呀!就把他们寄来的稿子，找出许多问题，用红笔认真改过，够发表的，在《飞天》上登了。
有一次，我拿着余杰的书叫他看。我想用这个我所喜爱的文坛新锐的文字打动他，让他认为，在目前中国，艺术并不是最重要的，有勇气说真话，发出自己批判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他说，你翻几段新鲜的话让我看看。于是我翻开余杰的书，找了几段认为很新鲜深刻的话，递给他。他看了，直摇头。
“小伙子凭着胆大，还没创造，就把自己破坏完了。这哪里是新鲜，别人早说过了。”我急了，说：“他学鲁迅，继承五四精神，难道不应该肯定吗?”
“鲁迅有《阿Q正传》，《野草》，他有吗?”
我急不择言：“我们是奴才，我们是蛆虫，在大多数人沉默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出我们的处境，难道不是一种惊醒吗?”
“说出来又如何?又怎样?”
他说《红楼梦》对社会的认识够深刻了，破坏力够大，但你看曹雪芹把红楼梦写得多好，隐藏着锋芒，却又闪烁着锋芒。今天你写出《红楼梦》，照样出版，你写出来了吗?
又说过去政治犯上杀场，还可以喊喊口号，理直气壮一回。现在你想做英雄，都不给机会让你做，把你说成是流氓、贪污犯，人人痛恨。
又谈余杰，批评半天。完了，盯着我说：
“你可千万别这么干，做你自己的事情!先建设自己，后破坏自己。”
“犯错误，也要有声有色地犯错误，犯艺术上的错误。”
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有爱护的意思。渐渐地，我的观念发生改变了。
四
文联经常开会，传达精神，组织学习。李老师 也要参加。
但他开会，一般决不发言。有时会开到中途，就偷偷溜出来了。别人看见，知道他的脾气性格，也不责怪。
只是以前有一次，他发言了，且让大家很难堪。
那次是批判会。大致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有自由化言论倾向。按照上面的意思，要批判教育，还要组织处理。会上人人表态，声讨那个犯了错误的人，唾沫星子乱飞。也有人沉默，啥也不说，察言观色。
草草批判了半天，大会主席看火候差不多了，于是宣布处理意见。主席说，大家没什么意见了，鼓掌，全体通过。
正要鼓掌，突然冒出一个古怪的声音：
“不是全体通过。还有我。我不同意。”
全场哑然，大会主席半天反应过来，喊：
“谁在说话?请给我站出来!”
小个子的老乡站起来，举着手，用河南口音说：
“我不同意。不能说全体通过!”
后来我问李老师，结果怎么样。李老师说，他们给上面报的时候，还是说全体通过了。但领导很生气，私下找到他，说老乡呀老乡，你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干吗要跳出来呢。大家都不容易，给个面子，总是应该的嘛。
李老师还谈到一件事，大概是1989年，他被“审查”了一回。
有一天，有人请他写字，说是孩子结婚，挂副对于出来，喜庆。
李老师满口答应，提起毛笔给他写了一首李商隐的《无题》。写完了，发现漏了一个字，于是说不好意思，连忙重写。
那人却说：“老乡，可以了，老乡，可以了。不用重写了。”
李老师坚持还要重写，那人却卷起写好的字，道声谢，腆着肚子匆忙走了。
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在对他的笔迹。
因为有人怀疑，他替上街游行的人写“反动标语”。实则是没有的事。
五
经常，大家出去说话。
农民巷那条街，大大小小的饭馆，都好像吃过了。
一般是李老师掏钱，他每月挣的那点工资，基本上都用来请客吃饭了。他有两条原则：决不让自己没有工作的学生掏钱；决不让女士掏钱。
有时路过小店，买点烟酒、水果，从不讲价。
那个开川菜馆的中年女老板，见李老师来了，脸都笑成了一朵花，端茶倒水，“李老师、李老师”亲热地叫个不停。
我们笑着，讳莫如深地问李老师：“这女的咋对你这么好呀!”
李老师低下声音说：“好，好，算账一分不少。”
大家坐下来，有老朋友，也有新朋友。
在诗人的圈子里，一般是比较挑剔的，不熟悉的或合不来的，不会往一块儿凑。李老师虽然对人很严厉，也很够朋友。他请客，经常会有一些新面孔，大都是在校学生。
一起吃菜，喝酒。娜夜和人邻比较安静，听李老师说话，自己少说。牛庆国听一会儿，就开始打岔，和老师开玩笑，高声大气地笑。叶舟则会搂着李老师的肩膀，论长道短。
李老师举着杯子说：“大家念念自己的诗吧!每人念几节，听一听。”
于是开始念诗，一个人念完了，大家发表意见，李老师点评。下一个人接着念，再点评。这样几个回合下来，就有人紧张，借酒壮胆。
李老师评诗，是不留情面的。无论新朋友老朋友，只要有问题，会当场指出，希望改正。
有一次，就批评牛庆国的一首诗，说写河西的鬼，把鬼写得没头没脑，散了架了。同时夸奖一个叫张莉的小姑娘的诗，说哪地方好哪地方好。牛庆国听了，喝着酒嘿嘿地笑。
也批评过其他人，无一例外。
一个小青年拿着一首写和尚的诗，和李老师争辩，被李老师反驳一顿，满脸通红。又开始谈禅，谈来谈去，不见起色。李老师说：“我们再别谈禅了，谈谈树上的那个‘蝉’，好么?”
六
有一天，夜很深了。因为发生不愉快的争执，李老师甩手从酒吧出来，我和马萧萧紧跟其后。
黑夜的大街上，路灯下，一匹老狼，领着两匹小狼。
李老师怒气冲冲地走着，头发后仰，弓着身，神情怪异。
发现二家未打烊的饭馆，马萧萧建议去吃个羊肉面片。李老师带头走了进去。
正在擦桌子的女服务员打了个照面，小姑娘吓得花容失色，一连声喊“救命啊，救命啊”，逃进厨房，钻进老板的怀里。
老板出来，说没事，没事，是几个顾客，不是鬼。
我们瞧瞧李老师的怪模样，李老师瞧瞧我们。大家都不生气了，就都笑了。照常吃饭，聊天，其乐融融。
七
李老乡先生的家，在文联家属院六楼。
那是一套不足六十平米的房子，烟熏火燎，黑糊糊的。但在我心目中，它胜过了世界上任何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记忆中，许多人从那里进去，又从那里出来。他的学生们，男的女的，怀着对诗歌和艺术的无比热爱，到他那里去。坐在逼仄的客厅里，烟熏火燎，一杯酒，一首诗，听一个老头子说话。
二十几年来，斗转星移。听着听着，就成长起来了。
八
李老师曾为他的家写过一首诗：
“我被挤出一种境界我可以／伸胳膊伸腿了／我买到了江山／／我买到了江山 买到了／十五平方米的高层房间／我要：发60瓦的光芒／照耀我的小天小地我的／二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夹着铺盖卷的妻子儿女／涌进门了我饱含热泪／举起伟人般的手掌/拍了拍我的人民”。(《天伦》)
他有老伴，有女儿。老伴有时在天津；女儿李小也，在国外读书。兰州的家，平时就他一个人居住。
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刚上大学，代表兰大五泉文学社请他搞讲座。他家里来了客人，在喝酒。于是匆匆忙忙提出邀请，喝了一杯酒，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临走，注意到墙上有一幅字，是他诗歌里的句子：
“太小气的事/不干／莫让长空的苍鹰／小看了一个放蜂的男人”。
以后再去，发现那幅字不见了，换成了贾岛的《寻隐者不遇》，笔法独特，深见功夫。尤其是“松下问童子”中的那个“松”字，写得古朴象形，很让人会意。我说：“李老师，你的字可真好啊!”他说，写着玩玩。原来他就是学美术的，师大美术学院毕业。
“您还是科班出身啊!”我开玩笑说。
以后他就讲他的故事，什么时候上学，在哪里当兵，怎么样带着知青下乡，其间充满了生活的趣味。
又谈80年代的“新边塞诗”，青年诗歌学会的辉煌岁月。
李老师讲故事的时候，默悠悠的，神情幽默，一边抽烟，讲得津津有味。我听着，也感到特别有意思。
有一次谈到北岛。这个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在最落魄的时候跑到甘肃，李老师他们几个人凑钱，避开有关部门的视线，找了家饭馆，给北岛接风。完了，在他家住了一夜，急急忙忙就走了。以后出国，再也没有往来。
1986年，“第三代诗派”兴起，愤青们喊出“pass北岛”、“打倒舒婷”的口号，纷纷占山为王，拉起自己的旗帜。“大学生诗派”的陆忆敏说：“北岛给我提鞋，我都不要!”
李老师很理解那一代人的狂傲，却怀疑他们 的创作。所谓“口语诗”、“日常化”，其实是很有难度的写作。写不好，就变成没有任何味道的大白话。李老师认为所谓的“诗到语言为止”，是没什么意义的。生活中什么不是到语言为止?起草个公文，写个请假条，不是到语言为止?
老乡先生不主张诗歌的“快”，而主张诗歌的“慢”。快了，速度上去了，稀哩呼噜，写了那么多，没留下一句让人记住的话。慢，则意味着一种停留，能回想。地球是圆的，大家在一个圆上赛跑，前面的，也就是后面的；后面的，也就是前面的。
他不喜欢诗人去赶时髦，玩花样，说艺术不欣赏热闹。对那些自诩为“先锋”、“现代派”的东西，很有看法。
他拿起茶几上的筷子，说：“想想，一双筷子，两根棍儿，最简单的结构，为什么千百年来没有被淘汰，人们还在用呢?这是原始还是现代?”
又举苏东坡的例子，“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里面有多大的跳跃、嫁接，用了何等精湛的艺术。我们写诗，至今都没能跳出古人的手法，什么现代派!
又说，清朝的长辫子放到现在，就变成一种时髦。
一次汪渺从天水上来，在李老师家里，抬了几句杠，李老师越发狂野，把现代派说得淋漓尽致，妙趣横生。旋起身，在墙壁上抓起一只蜘蛛，放进酒杯里，说：“这也是现代派，喝点酒吧!”
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九
有时候晚上去，就住在那里。他做几个菜，凉拌豆芽、粉皮、黄瓜，还有辣椒肉，加上一碗糊糊面片。做好了，杯子里倒满酒，关切地问：“怎么样?还可以吧?”我连说好吃。他满意地咧着嘴笑笑，碰一杯酒，继续谈诗歌，谈宇宙人生。
谈暗物质，其中的精神因素。
谈自然界和社会的斗争，说羊吃草，狼吃羊，都是光明的。光明与光明的搏斗，比黑暗更黑暗。
谈老庄之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谈佛教、基督教，对比它们各自的高明之处。
谈光，闪电修改闪电。
说到奇崛艰难处，眉头聚一聚，把手按在额头上，好像要帮助思维找到精当的语言，脑门上的青筋也跟着跳动起来了。
我算是他的一个合格的听众，能非常感兴趣地倾听，跟上他的想法，不时提问，话题不断深入。酒气中，烟雾缭绕中，一张瘦脸，一张胖脸，眯着眼睛，咕嘟咕嘟，不停地说话。
夜深了，我的思维就有些跟不上，再加上喝酒，熬到凌晨三四点，已经快不行了。而他还那么健谈，不知困倦。
休息时，我一般睡在那间小书房里，他去卧室。书房紧挨书架的地方，有一张小床。
躺在床上，醉眼打量四周。身边书架上，挤满新书、古书。那面墙上，摞着旧杂志、书画，挂着一具多少年没弹过的老吉他。书桌上有台灯，笔筒，毛笔竖在那里，写出来的诗稿工工整整摆在那里。窗户上长着几盆青藤，把外面挡得严严实实。
翻书，迷迷糊糊之时，感觉他的房子里升起一股书香气，也升起一种孤独的野气。
有一次，来的人多，照例聊到深夜，我和李老师睡在他的卧室里。卧室的床很大，也很硬。
李老师睡着了。他的呼吸并不平和，显得急促。偶尔伸手在空中抓一下，张牙舞爪。
十
慢慢地，我担心起他的健康。他那么喝酒，抽烟，熬夜。激烈地咳嗽。眼睛也不好。
建议上医院看一下，他很淡然，支吾着就过去了。
再建议，还是很淡然，说：“活到这个年龄，难免有病，进去就出不来了，不如不去。”
我和牛庆国坐在一起谈李老师，我说，李老师这么放浪，假如哪一天他突然死了，我们找谁啊!牛庆国说，老头子硬朗着呢，再活十几年没问题!
后来他到了天津，拗不过老婆孩子，去医院做了个白内障手术。
一回来，就骂医院：“妈的屁，不做倒好越看不清了。”
十一
一年有那么一段时期，师母从天津过来住，老两口互相照应，他就很幸福。
师母年轻的时候，绝对是个美女。现在看上去也风韵犹存，比李老师年轻一大截。
她以一位女性的高贵，不平凡的容忍和理解，找到一位诗人，和他结婚，一起过日子。
李老师说，你师母跟着我，大半辈子，不容易。
师母从不谈诗，只听李老师和别人谈诗，有时大伙一起说说家常话。
坐在旁边，发个烟，喝杯酒，说说话别的。让李老师和朋友谈。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师母：
“李老师这么有福气，他是怎样追到你的?”
师母看一眼李老师，说：“骗呗!”
说得李老师咧嘴笑起来了。
据说，他们的姑娘李小也，有时也想不通：“我爸这么丑，为什么我妈就看上了呢!”
这是隐私，轻易不会示人。小道消息说，李老师当年剃了个光头，像灯泡一样亮。师母走到哪里，他就亮到那里。最终，追成功了。
师母有时装作很生气地说：“写什么呀!写了一辈子的诗，也没给我写一首。”于是李老师幡然悔悟，痛改前非，花几个晚上，为夫人写了一首《黑妻，红灯笼》。
李老师和我说话的时候，师母在沙发上陪着，夜深了，她就去休息了。从卧室出来，分给我一床被子。
第二天，乘李老师上厕所，我说李老师昨晚发脾气了，骂我了，跳着脚。
她说，你要忍住，他就那脾气。当年骂娜夜，都把娜夜骂得哭鼻子了。
十二
2003年11月，李老乡先生60岁的生日，来自文艺界的老前辈、诗人、作家，连同李老乡先生的家人和亲戚，欢聚在阳光大酒店，一起为这位风雨几十年的“诗坛怪杰”祝贺60大寿。欢声笑语，莺歌燕舞。
过完60大寿，李老乡先生就退休了。
退休之后，就要回天津了。
那里有一个舒适的家。
朋友们对他恋恋不舍，但也想得开。他需要过一过舒缓平和的日子，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有人建议他到天津后，遛遛鸟，打打太极拳，散散步，学一学那些老汉老太婆们的生活。
然而怎么可能呢?他根本就不是那一类人，怎么可能每天“倒退着走路”!
他为好朋友们写字，表达念想。赠我的―是：“夜来灯火近，天亮山河远。” 第二年夏天，从天津过来小住。我问师母 “李老师在那边过得怎么样?”
师母说：“急！那边朋友少，不写诗，不谈诗，他就急。”
但李老师不承认，说，到哪儿都一样，各方面，就那样子。
今年春节，去了一趟埃及，看了看金字塔。
我在电话里问：“李老师，金字塔怎么样哇?”
他说：“各方面，就那样子。”
接着谈文学，谈诗歌，骂我不用功，不建设自己。
话像野火一样燃烧起来了。
像野火一样，我的老师!
2006年5月9日――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