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的著述，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思，更是渗透了自身的生命体验，对现实、对社会的关注和思索。 2008年冬天，赴北京参加一个散文创作的研讨会，我有幸见到了钱理群先生，并聆听了他的精彩演讲。
钱理群是北大教授、著名学者、研究鲁迅的专家。那天上午，钱先生微笑着走进会场，大家纷纷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还有人上台献花。他为我们演讲的题目是《作为散文家的鲁迅》。整整一个上午，场内没有人走动，中途没有休息，鲁迅的文学和思想，鲁迅的精神和品格，经过钱先生的解读，再次震撼了我们的心灵。瞧见先生那颗大大的、已经修顶的脑袋，我不断地猜想，那里面该藏有多少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啊。
钱先生出身于世家，外祖父是晚清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王韬的学生，母亲从小接受西式教育，父亲是外祖父的得意门生，赴美国留学时和胡适同学，曾担任国民政府农业部的常务司长，后随国民党到了台湾。这样的家庭背景，钱先生自然是要受难的。他1960年大学毕业后到贵州，在安顺的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1978年考研究生回到北大，前后在贵州生活了十八年。也就是说，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钱先生一生中最具活力的岁月是在贵州度过的。文革一开始钱先生就被许许多多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反革命。此时，一位和他关系并不密切的女学生，出于良知说了几句公正话，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压力之下，这个女孩最后投湖自杀了。为此，在贵州的大地上，钱先生始终感到有这样的一个坟永远压在心头，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压在心上的坟》。他觉得在年轻人的面前，有一种永久的愧疚之感，欠着年轻人的债，这也成了他九十年代以后研究、写作与讲学的一个内在动力。此外，钱先生在文革中还有过死里逃生的经历。这一切，促成了钱先生的反思，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使他终于走上了学者道路，成为一名精神界战士。
北京的冬天是异常寒冷的，然而，钱先生的演讲却给我们带来了温暖。他说，散文是最个性化的，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散文，你不具备承担就不要勉强，你的一切都应当是发自内心的，是从血管里流淌出来的。会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来到当地的一家新华书店，买来了钱先生的两本著作，一本是《我的精神自传》，另一本是《与鲁迅相遇》。
我原来是不大喜爱读学术方面的文章的，尤其是理论方面的书籍，总认为那些文章是从象牙塔里著述出来的，从理论到理论，空洞说教，枯燥无味，且有的人也是高高在上的空谈，并不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甚至其人品和文品也是断裂的。然读了钱先生的文章，却被深深地打动了。
钱先生的著述，大多是他在北大讲坛对莘莘学子讲课的讲稿，始终贯穿着他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和思想。他在《我的回顾与反思》中说：“你或许从政，但你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批判、创造’精神的政治家、公务员，而不是谋求私利、随风转舵的政客和唯唯诺诺、无所事事的官僚。你或许经商，但你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思想，‘批判、创造’精神的企业家、经营者，而不是投机取巧、谋取暴利的奸商，无所作为的庸商。你或许治学、任教、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你也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批判、创造’精神的学者、教师、编辑和记者，而不是出卖灵魂的帮闲、帮忙文人，混迹于文坛学界的无用之人。”这些话语足以抵达人的心灵深处，是一剂猛药，给人精神上的警醒。
钱先生的著述，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思，更是渗透了自身的生命体验，对现实、对社会的关注和思索。对于当下时代，他在作过种种现状分析后提出，由于中国社会的迅速物质化、世俗化，虚无主义、市侩主义、享乐主义已经成为重要倾向，最终要将人的精神消解殆尽。他在《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一文中说：“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民族精神危机，民族道德的危机，人心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是当下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要纠正，恢复元气，引上正道，是很难很难的，而且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这是从根本上制约着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这些深刻的见解，无一不直指社会的弊端，发人深思。
总结历史经验，中国文人有很多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而钱理群先生不是，他不仅是思考、写作，进行着他的学术活动，传播着他的理念和思想，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做着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2002年从北大讲坛退下来后，除了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外，还投入大量精力从事社会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关注和参与中学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青年志愿者运动。这些，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要做一个真实普通的人，要“目光向下”，更要有“不怕做小事业”的“泥土”精神。
我对钱理群先生的景仰，不仅是他的学术，更是他的人品，那种强烈的社会关怀、底层关怀。我和先生的一面之缘已过去两年有余，他的两本书也一直置放在我的案头，我时常翻阅，常能获取精神力量。而先生当初的“脚踏大地，仰望星空”的临别赠言，也始终萦回在我的脑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