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届世界博览会于5月至10月在上海举行。其实，早在1851年，上海商人徐荣村就参加世博会并夺得大奖；其后，中国官商断断续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国际博览会上。然而中国首次以官方形式组团赴会，是在1904年。
清政府态度变化
1904年，美国政府决定在圣路易斯举办世界博览会。1902年夏天，美国方面派出曾任驻暹罗(今泰国)公使的巴礼德前往亚洲各地游说，除“表明本国赛会宗旨”外，最为重要的目的是邀请“大清国大皇帝陛下御临斯会，并殷盼大皇帝谕饬贵国家大臣等随同前往”。
当时即将离任的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为此事特意致信盛宣怀，希望巴札德访华时，盛能“代为介绍”，并“指示一切”。盛宣怀不辱使命，与刘坤一、张之洞共同接待了巴礼德，并安排巴前往乾清宫觐见慈禧太后。那次会面的结果令巴礼德感到十分满意：慈禧虽然婉拒了美方希望她与皇帝亲自赴会的邀请，但表现出对此次世博会的极大热忱。
中美双方能迅速达成一致的背后，是清政府对世博会态度的转变。要知道，1866年法国巴黎世博会向总理衙门发出邀请时，清政府仅仅以“晓谕商民”来搪塞；数年后的奥地利维也纳世博会，清政府依旧扔出“中国向来不尚新奇，无物可以往助?的托辞，尽管最终委托海关出洋赛会，但并未真正加以重视。在那之后的几十年，大部分政府官员只是将其视为赛珍耀奇的无益之举，甚至将该“赛会”与庙会混为一谈。
然而，也就是那几十年间，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成为朝野共识，而世博会这样的商品赛会也被放到较为显著的位置加以讨论。而1900年的侵华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慈禧太后的心理征服。此后的慈禧，对待洋人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弯，时常在宫中宴请各国公使夫人。因此，慈禧自然不会放弃世博会这样一个“联络邦交”的大好机会。
高规格的官方参与
在参加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的过程中，清政府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莫大的诚意。
为了表达个人的诚意。慈禧还令人惊异地打破只在死后作像的传统风俗，允许美国公使康格夫人推荐的画师凯瑟琳・卡尔为自己画像，并将之作为圣路易斯世博会的展品送往美国。1904年6月19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在圣路易斯博览会美术馆为迎接太后画像的到来举行了揭幕酒会。之后，慈禧的画像被安排在美术馆美国区内展示，一时间观者如潮，人们争相一睹中国神秘太后的“庐山真面目”。博览会结束之后，该画像由中国驻美公使梁诚正式捐赠给美国政府。美国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举行盛大典礼，亲授画像。这幅画像被美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至今。
清廷还在赴会的代表团人选方面斟酌再三。最终派溥伦为正监督。溥伦是道光皇帝长子奕纬的嗣子载治的第四子，同治帝驾崩时曾有望继承大统，不过为慈禧所阻。
在美期间，溥伦的五官貌相、穿着打扮、个人喜好、饮食起居、一言一行，甚至随行仆人的数量、居住饭店的房间，都成为当地媒体追逐的焦点。与十年前同样在美国掀起热潮的李鸿章相比，年轻的溥伦带给西方世界的，是一个谦和、热爱自己祖国、敢于接受新鲜事物，且具有新思想、立志图强的年轻贵族形象。他乘坐汽车游览各地，向媒体表达了学习英文的愿望。在纽约，他甚至饶有兴致地参加了赛马活动，且赢得了217美元。
溥伦还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专访，诚挚地表达了中国要向西方学习、振兴国脉的决心。他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于沉重的历史负担，并认为只有教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指出，尽管此时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教育体系，但主要是针对有钱阶层，普通的民众，尤其是女子，在教育方面仍然是缺失的。
这篇专访被刊登在1904年6月4日的《纽约时报》上，题为《溥伦王子将解决中国妇女问题》。一天之后，《纽约时报》再发专文，评价溥伦为清皇室中“最为民主的成员”。
美国辱华种种行径
清政府抱着满腔热情来到美国参加1904年世博会，美国却没有回报以相同的友善。
从1903年开始，中国各地的商人陆续押运货物启程赴美。不料轮船靠岸后，华商们不仅受到非法审问和盘查，还常常被美国海关以证明不全等理由阻止登岸。而即便顺利登岸，也要受到多达61款特殊条令的限制，其中包括必须交纳500美元的保证金、不能轻易离开世博会会场等。时人曾记录下1904年7月间广东咸泰公司招收的200余名华工，由美国海关调动40名士兵将他们押上火车，直接送至赛会现场。他们被安排在博览会游戏园的中国村居住，不仅派兵看守，每天早晚还要点名，与罪犯无异。
中国国家馆的建设也举步维艰、处处碰壁。该馆构件多在国内生产，然后运至美国拼装，但美方以违反“禁止华工条例”为借口，不准中国工人开工，双方僵持了5个月。美国工党还不允许中国人使用中国产的油漆，直到中方雇用美国工人、使用美国原料，中国国家馆才开始建造。
宠辱交加的最终呈现
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如期开幕，展期长达7个月，总计60个国家参与了这一盛事。
中国国家馆坐落于英国馆和比利时馆之间，由牌坊、门楼、八角亭、水池以及一座五开间的厅堂共同组成。这座花费了12万美元的中国国家馆，在当时颇受参展观众的欢迎，当地媒体称它为“本届博览会上最漂亮的东方建筑典范”。然而，那也恐怕是中国在该届世博会上的惟一“亮点”。就在那届世博会场上，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被时人斥为“国耻”，以后也一直为国人所诟病。
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是，世博会游戏园中出现了一名侍茶的中国小脚妇女。这位小脚妇女与来自南美的巴塔哥尼亚巨人、来自非洲的侏儒、来自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等被安排在一处，供游客观赏猎奇。此事一出，当即引发了中国留美学生以及当地华人华侨的强烈抗议，消息传到国内，也引起舆论哗然。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海关陈列品上。在杂艺院尾部有一个名为“中国人类馆”的所在，内有一组泥塑人偶：上海装小脚妇人一：宁波装小脚妇人一；北京装小脚妇人一；广东装小脚妇人一；和尚一；老爷一(面黑黄，吸鸦片者)；兵丁一(绿曹式)；蛮苗七；小城隍庙一座(内贮城隍十殿鬼判)；小县衙一座(内贮各种酷刑)；小木人数百个(皆泥工、苦作、娼妓、囚犯、乞丐、洋烟鬼等类)；小草舍十余间(皆民间旱涝疫病、困苦颠连之现象)；枷号一方；杀人刀数柄；洋烟枪十余支；洋烟灯数具；杀人小照数方。正监督溥伦曾下令关闭这个展馆，不许游人进入。然而负责此展的“洋大人”巴士博却阳奉阴违，表面上将这个地方改作自己的办公场地，实际上却照样允许游人参观。
由于一系列的风波和事件，后世有人把清政府的这次赛会形容为一次草率而荒唐的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