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三本美学史译著的学术个性 从布拉格大学教授齐默尔曼在一八五八年于维也纳出版的《作为哲学科学的美学史》以来，关于美学史的著作，虽然不是汗牛充栋，却也是洋洋大观。国内目前译介的还只有三本：莫斯科大学美学史和艺术史教授舍斯塔科夫的《美学史纲》(以下简称《史纲》)、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的《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以下简称《历史》)和英国著名美学史家鲍桑葵的《美学史》(美学断代史和专题美学史不包括在内，例如卡冈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等)。这三部史著无一不是功力深厚、独具慧见、资料详实而丰富，其中鲍桑葵的《美学史》在世界上有着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因此，全面评价此三家的优劣得失，非本文篇幅所能容纳，亦非笔者才识所能胜任。这里主要谈的，只是三本译著的学术及方法上的不同个性与特征。
据说，罗素有一次讲到世界的未来，以为“也许最好的希望就是人可以厌倦了刻板的陈套，转而求救济于恢谐家”(张申府：《所思》第13页)。于是，这位危言耸听的哲学家果然写了一本风格独具、兴味盎然的哲学史，在所有繁琐刻板的哲学史著中树立了鲜明的个性。与艺术需要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艺术一样，学术个性往往是学术生命中最绚丽的色彩。我们见到的这三本美学史著，其个性特征表现为：第一，他们从来没有直接叙述古代美学家的论述，而是用自己的学术观点对为人所共知的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加以批评式的论述，因此，三本史著中引文极少，而且在资料评述中都发掘出不同的新意；第二，从他们自己的美学观点出发，对各个时代的美学思想、美学家的描述各有不同重点，有详有略，详至事无巨细，用墨如泼，略时惜笔如金，而非平均用力，轻重划一；第三，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因而无论是体例设制，还是章节安排，甚至语言的运用，都有独具的特色。
一、《史纲》、《史纲》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来论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史著。作者的目的是想通过对美学思想史的研究，来有助于理解艺术发展史的规律，理解“按照美的法则”进行艺术创作的运动规律，具体地说，就是提高正确运用美学概念和美学范畴的能力，独立评价艺术发展的各种复杂问题，以及理解艺术创作复杂的辩证关系的本质。与大多数美学史不同的是，《史纲》给予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以特别的关注。除了人们常常提及的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达・芬奇以外，他论及了阿烈奥吉特文集、拜占廷的大巴西勒和迈克尔・普塞罗、圣维克多学派、阿伯拉尔、克莱沃的贝尔纳、维特洛、特奥菲尔、琴尼诺・琴尼尼，以及库萨的尼古拉、阿尔贝蒂、马尔西里奥・费奇诺、柏拉图学园、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卢卡・帕乔利、菲伦佐拉等，此外还有西班牙的莱昂内・埃夫雷奥、德国的格拉雷安・丢勒、英国的托马斯・莫尔、法国的若・杜・倍雷、蒙田等，这其中大多是鲜为人知的人物。由于它填补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这一历来无话可说的空白，这一部分的美学史料价值比起思想价值来，显得更为宝贵。但是，在这众多的美学思想家行列中，令人诧异的是没有但丁。《史纲》的方法主要是范畴的。它不是把美学史叙述为美学家的传记、思想和意见的总和，注意力是在历史上所发展的最重要的美学概念与范畴体系，从大量的历史事实、意见和观念中揭示出潜在的美学理论的发展逻辑。比如在古希腊前期，《史纲》注意的是毕达哥拉斯派的和谐、数，赫拉克利特的和谐，德谟克利特的摹仿以及智者派的感知等范畴及其演变。这种方法在近年来我国学者的著述中也时常采用。
二、《历史》二十世纪表现论大师克罗齐是以哲学家、历史家与美学家的身份来写他的美学史的。因此，对于古代美学家他都是基于他的思想体系给以批判的评述。《历史》倒不如说是他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又一论著。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精神世界是等同于物质世界的，而人的精神活动只有认识和实践两类。认识从直觉始，到概念止，然后上升到实践，实践活动从经济活动始，到道德活动止。与直觉、概念、经济、道德这四种精神活动相对应产生的结果是：个别意象、普遍概念、个别利益、普遍利益，与此相对应的研究学科是美学、逻辑学、经济学、伦理学，哲学是这一切的总合，也就是历史。克罗齐的美学就是研究直觉和个别意象的。直觉产生的个别意象就是表现，就是创造，也就是艺术。这是克罗齐美学思想的核心。《历史》的题名就已经表明了著者的旨趣，因此，《历史》的开篇，就是以对古代希腊的美学批判展开论述的。他认为，在古代希腊还没有真和假、善和恶的区分，因此不可能有真和美、美和假的区别问题。模仿概念的提出，说明人们当时的注意力已转向内心的或心理的事实，但这些事实只是作为意见、情感、快感、幻象、人为或任意的单纯情况而被理解，至多是非理性和理性的一般问题，而没有被提出并得到确定的非理性和理性、材料和精神、单纯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别的艺术本质问题。真正的美学问题只是从柏拉图对艺术的否定而产生的。《历史》对古希腊美学的这一见解，的确是不同凡响。
与《史纲》不同，《历史》中的核心问题是艺术问题，是对艺术认识的历史问题，而不是美、崇高、悲剧等美学问题。书中展开论述的主要艺术问题有艺术想象、艺术语言、艺术形式、艺术表现以及艺术感知等。譬如在亚里士多德的美学中，他认为柏拉图的理式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只是简单的概念，而现实是以更活跃生动的方式给他提供表象，因此，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有了“科学的方向”，这就把亚里士多德美学的精粹归纳到概念和现实表象的关系上了。语言问题在《历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除了第十二章专论语言哲学以外，还有第一、三、四、五、六、十一、十七章中的共八节对语言的专论，书末还对语言和修辞问题作了长达十四页的专题总结。象这样对语言的极端重视，在现今的美学史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由于这种强烈的学术自信心和坚定的哲学观念，《历史》的体例和重心与人迥异也就是正常的了。历史上所有对于艺术和语言或审美形式，甚至包括对心理学有兴趣的美学家，在《历史》中都占有显要的地位。其中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施莱尔马赫，这位对《圣经》的注释学与文献学作出重要贡献而被称为现代阐释学先驱的神学家，在《历史》中占有与维柯、康德同样而远高于席勒、黑格尔、叔本华等人的地位。维柯、康德、施莱尔马赫成了《历史》中全部问题的轴心。克罗齐认为，维柯是“美学科学的发现者”，因为他“把诗当作人类历史中的一些过程”。人类的历史是理念的历史，它的过程不是众多事件的罗列，而是精神的一些形式，维柯把诗当作精神理念历史的一个阶段，意识的一种形式，这就以一种新的方涉“理解幻想，洞察诗和艺术的真正本性”。此外维柯还认为诗形成于情欲和感觉，“有别于形成于理性自省的哲学”，都算得上是真知灼见(65页)。康德是欧洲思想界“第二位高度思辨的精华”，他重新抓住了维柯的问题，区别了审美的真实和逻辑的真实。在什么程度上逻辑的真实和审美的真实结合起来，康德难以确定。他认为逻辑概念为了变成可接受的概念，它们应利用审美形式的外表，而这些形式的外表又沉漫在寻求深度和理性的科学之中。审美的完善是导向逻辑完善之车，鉴赏力是知性的类比物。同时，康德还把艺术作为知性概念的感觉和想象的外观。但是，康德虽然承认再现性和复合性的想象力，却忽视了真正创造性的想象力，即幻想。他把知性活动以前的认识活动也作为知性活动。在康德的先验逻辑里，如果精神不赋予感觉以形式，感觉就不能进入精神。因此，他把直觉陷入了理性主义，给感觉以形式，给直觉以内容，这些缺陷，使他未能“实质上完成一个真正的学说”(116页)。在克罗齐看来，施莱尔马赫则把美学“真正地看作是思维的现代方向”。因为他提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是内心的意象”，它是内心的而不是实践的活动，是个体的而不是普遍的和逻辑的活动。所以，艺术中的真实与客观真实毫无共同之处。他把审美事实看成是人独有的一种创造力，同时区别了逻辑思维与艺术思维。不难看出，如果说维柯和康德的美学思想接触或论述了克罗齐美学的问题，那么，施莱尔马赫则已经达到了与他的美学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相吻合的地步。这就是他之所以受到克罗齐垂青的原因。《历史》对于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生理学的以及反黑格尔主义的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美学思想都只稍稍提及，甚至在简短的评介之后，又给以小小的讥嘲，就象对于德国美学家安东尼奥・塔里那样：“‘一位任意的、混乱的美学的最后一位快乐的牧师’，塔里，对德国类型的形而上学美学做过的奇怪的、几乎是土语般的概括之后，应以什么样的较好方式向这个美学告别呢？”(225页)读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就会发现，《历史》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美学史》李斯特威尔在他的《近代美学史评述》中把鲍桑葵列入折衷论的美学家。其实，鲍桑葵在《美学史》中提出的“凡是对感官知觉或想象力，具有特征的、也就是个性的表现力的东西，同时又经过同样的媒介，服从于一般的，也就是抽象的表现力的东西就是美”(9页)的定义，并没有作出充分的论证。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学史家，他的《美学史》是“英国哲学家在这个题目上所写的最好的一部著作”。(《近代美学史评述》166页)所以，他的美学史的宗旨与前二者有着很大不同。他认为：“美的艺术史是作为具体现象的实际的审美意识的历史。美学理论是对这一意识的哲学分析，而要对这一意识作哲学分析，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了解这一意识的历史。”(6页)这就是美学史的目的。因此，美学史阐述的中心问题乃是美对于人类生活的价值，更准确地说，就是描述各个时代不同的审美意识。因为审美意识一方面扎根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另一方面也是一切美学理论的基础。通过审美意识的桥梁，生活和美学可以抽象地连接起来。所以，鲍桑葵在《美学史》中展示了大量的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的资料，描述了文学艺术思潮、宗教、哲学运动、地域文化变迁等，以期揭示出每一历史时期的宗教、哲学、艺术、甚至包括科学等与美学的关系，呈现出一个全方位的审美意识。严格说来，《美学史》实质上是一部审美意识与审美文化的发展史。譬如关于中世纪的美学思想，鲍桑葵论述了基督教的二元论意识及其为争取实现更高的精神一元论的和解性，论述了二元论与自然之美的密切关系，即物质自然界的美是神的直接作品和象征，论述了十三世纪拉斐尔前派的绘画和法国文学，论述了第六世纪的建筑和装饰，甚至包括罗马莨苕叶的巨大波浪形曲线的富有生命力的变化，论述了基督教的艺术和歌曲，论述了奥古斯丁的“宇宙美”，论述了对异教镇压和破坏偶像运动带来的审美精神的变化，还论述了阿贝拉、伊里杰纳、圣弗兰西斯著作中的审美意识，最后才对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思想加以总结性的研究，而这最后一段的文字在整章的篇幅中不过六分之一。
从全书来看，《美学史》的重点还是在对于近代形而上学美学的阐述。莱辛、文克尔曼、康德、歌德、席勒、谢林、黑格尔，这一群德国古典美学家占据了尤为突出的地位，对于他们美学思想的论述“尤为卓绝”(李斯特威尔语)。例如康德，《美学史》认为，康德所继承的美学问题包含在这样一个问题中：“一种快感怎么也能具有理性的性质？”这个问题可以变为：“怎样才能使感官世界和理想世界调和起来？”康德是从自然秩序与道德秩序的最后一致上回答这一问题的。这种一致也是建立在康德对于“主观的”保留条件上的，即共同感觉力上的。但是，康德的保留使得人们怀疑的倒不是那内在观念的实在性，而是客观的自然本性。将来人们再面对这一问题时，将会有“一种新的精神灌注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虑中来。因为，那时，内在理性就会展示出它本身不只是一种静态的统一，而且是一种动态的统一，不只是一种平衡，而且是一种演变”。(370页，着重号为引者加)。这里不仅把握了康德美学思想的精髓，还指出了康德美学矛盾中的全部症结之所在。
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哲理使人深刻。美学史给人的裨益，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比较一下这三本史著，《史纲》的论述简洁、明快，使人读之一目了然；《历史》独出心裁，往往在一些极端的论述之中，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启迪；《美学史》恢宏豪放，初涉美学门径者可能在这座构造宏伟、气象雄大的建筑中茫然无措无所适从，但深入下去，就会一步一景，见出赏心悦目的景致来。如果说，《史纲》给了我们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西方美学范畴嬗变、演进的清晰轮廓，《历史》使我们更加深了对克罗齐思想体系的了解，那么，《美学史》则是在一个广阔的哲学、宗教、艺术、文化的背景上展开的一幅西方审美意识发展的历史长卷。它的容量之大，思想含蕴之丰富，是使前二者相见逊色的。当然，三部史著的缺点也很明显，《史纲》过于拘紧，《历史》偏于狭隘，《美学史》结构松散，线索不清。然而在所有这些不足中，最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书名上没有任何方位定语的美学史，居然都没有涉足东方的美学思想，而鲍桑葵则明确宣称：不论古代或近代的中国和日本的东方艺术中的“审美意识还没有达到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2页)这种对东方美学的无知使我们在对其著作由衷的赞赏之余，不禁产生深深的遗憾和惋惜。
一九八七年九月五日于北大
(《美学史纲》〔苏〕舍斯塔科夫著，樊莘森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第一版，2.15元；《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意〕克罗齐著，王天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七月第一版，1.25元；《美学史》〔英〕鲍桑葵著，张今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五年一月第一版，〔精〕4.5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