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司马迁 《史记》 功名 创作心态 摘要：司马迁穷其毕生都在追求功名，但由于他特殊的人生阅历，其功名心态也随着生命进程的流动而不断发生变化。由最初幼稚简单的入仕为官，成就功业，到为官受挫后转向立言，再到生命理想遭到毁灭性打击后再度走上立言与立德统一起来的功名之路，其心态的转折变化可谓一波三折。我们从他艰难曲折的功名之路，可以看到一个昂扬向上的司马迁，一个以顽强的毅力与多舛命运抗争的司马迁，一个靠自己的努力将立德与立言统一起来的功名卓著的司马迁。
像一切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士大夫一样，司马迁也有着强烈的立功扬名于天下的热望。这是古代士人共同拥有的一种“趋优心理”。心理学家在对人的行为的心理驱力进行考察时发现，有一种近似于本能的心理倾向常常是人们行为的原动力。这种心理倾向被称为“企图达到优越地位的努力”①。在中国古代，士人趋优心理的具体指向有二：一是高官厚禄。这种带有功利性质的需求是士人最基本的角色期望，也是大多数士人奋斗的目标。然而，对大多数士人而言，仕途又被视为畏途，历来通达顺遂者极少。因此，官之角色追求的受挫，便是造成士人基本焦虑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名声显赫。作为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并非都是利禄之徒。除了官这一角色期望外，名（名声、名誉、名望）也是他们“趋优心理”的基本指向。孔子尝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②。这代表了渴望精神满足的士人的共同心声。然而对名誉追求的难度又甚于做官，因此追求名誉的心理需求更易受到挫伤。这是造成士人基本焦虑的又一主要原因。司马迁作为封建士人的代表，既有这个阶层普遍性的功名思想和情绪体验，又因为自己独特的生活环境和情感经历，具有不同于一般士人的独特的功名心态。
一、一心向功名
司马迁一出生就赶上西汉进入繁荣昌盛的时期。雄伟昂扬的时代风气和汉人普遍具有的积极进取的功名心态感动、激荡着司马迁，使他内心同样充满成就功业，扬名天下的渴望。受这种情绪的支配，司马迁对历史上成就功名或不懈追求功名的人格外钦佩和重视。纵观《史记》一百三十篇，“名”共出现了近六百次，除指称事物、姓名这一基本义项外，涉及名誉、名声、名望这一义旨的就有近百条之多。尤其在世家、列传中随手可摘录数条：
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陈涉世家》
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悲夫！
――《伍子胥列传》
（赵良曰）五�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
――《商君列传》
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垂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廉颇蔺相如列传》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更是把扬名后世当成“孝”的极致，把作七十列传的目的归为使扶义�傥之士功名现于天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功名观念在司马迁心中可谓根深蒂固。司马迁不仅心中仰慕功名、渴求功名，而且穷其一生追求功名。我们从他在《孔子世家》《伯夷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反复三次“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记述中，可以感受到他急于建功立业的心态。但由于司马迁一生经历坎坷曲折，其建功立业之路也格外崎岖不平。
公元前118年，司马迁入选郎中，这是他踏上功名之路的第一步。因此他非常看重这次入选，他在《自序》中写道：“过梁楚以旧，于是迁仕为郎中”。仕者，官也。司马迁在郎中前冠以“仕为”这个动态词，表明他心中对入仕的重视。因为郎中虽然只是秩比三百石的小官，但能跻身其中，毕竟是踏上了为国立功的第一级台阶。从此他可以有机会一步步向功名的顶峰攀登。因而此时的司马迁，心中充满了终于为官入仕的欣慰和要为国尽忠的成就大业的激情。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家室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从这段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入仕后的基本心态。入仕之初，因心中仍有感恩的余情，因而在“自结明主”的心态支持下，他以“亲媚主上”为功，武帝元鼎四年，即公元前一一三年，英气勃勃的司马迁随大展宏图的汉武帝出巡。《汉书・武帝记》记述：“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畦，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行至夏阳，东幸汾阴。”这是一次对司马迁父子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出巡。从武帝将司马迁故乡夏阳列入路线图，可以看出武帝对司马迁父子的宠幸，也可看出司马迁父子有意自结明主的心态。
随着为官阅历的增加，司马迁的性格、气度、人品也逐渐成熟。朝中大臣李广等人奋不顾身、不计名利、不唯上、不媚主，敢于突破武帝种种规范的“不羁”性格令司马迁非常敬重，也令他的人格精神又有了进一步变化：由最初的“亲媚为功”转向“一心营职”为功。虽同为立功观念，但其视角与认识深度很不相同。前者仰止于上，后者俯视于下；前者计一时之功，后者虑万世之业。
就在司马迁渴望能“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的时候，武帝命他西征巴蜀，这次出使，由于司马迁致力于文化传播而忤逆了武帝以“征”为主的旨意，出使之功没能得到武帝的肯定，这是司马迁入仕后功名路上的第一次挫折。
出使归来，正逢武帝要举行扬声威、正名分的封禅大典，而此时的司马迁父子由于个性意识的加强和思想认识的日趋深刻，与天下唯我独尊的武帝间的关系不如从前那样融洽。这突出的表现就是其父司马谈被排除在封禅大典之外。我们从司马迁“是岁天下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且卒”③的记录可以推知司马谈死前心中的遗憾和不满。父亲的死，对司马迁的心灵是一次极大的震撼。对他原先以立功为人生追求的观念是一次极大的冲击。他深思了，回忆自己走过的立功之路：想“亲主媚上”，可通过交往，主上并非像想象的那么完美；想“一心营职”，可奉使外出又不为武帝称道。经过思考，他认识到，单是求宠、建功，未必会有什么好结果。而况他所熟悉的李广及其儿孙们以至汉代其他功臣的悲剧，想想都令司马迁心寒。于是经过反复思考再加上父亲的含泪叮嘱，他决心改变自己的功名之路的方向，由最初的立功转向立言。
我们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后给他的好友挚峻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要通过立言以树德成名的心态：
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才能绝人，高上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荷累其名，因已贵也。然未尽太上之所由也，愿先生致意焉。④
写此信的目的虽是规劝挚峻出山以施展才能，但字里行间也透露出继任太史令后风华正茂的司马迁要决心继承父志，写出第二部《春秋》以扬名天下的非凡抱负与雄心。但就在他呕心沥血、信心百倍地在立言之路上苦苦攀登的时候，凭空飞来的“李陵之祸”打破了他心灵的宁静，击碎了他心中的理想。这是他功名路上又一次重大挫折。这次涉及死生的挫折，使司马迁内心极度焦虑，极度失衡，为了能遂父愿，在功名路上继续走下去，他不得不想方设法修补自己破碎的心灵，重新寻找奋斗之路。
二、隐忍求功名
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的体验有两种：一种是丰富性体验，即由于生活美满、爱的温暖、事业成功以及潜能的充分实现等所引起的满足愉快的情感体验；一种是缺乏性体验，即由于生活的不幸、爱的失落、事业的失败以及潜能的无法实现等所引起的痛苦、焦虑等情感体验。获罪后的司马迁失去了美满生活、远离了爱的温暖，更缺少功成名就的可能，心中剩下的只是对生命的担忧和无法立功扬名的痛苦与焦虑。这种严重缺失的情感体验使司马迁内心处于极度失衡状态。然而人的生命机体能以整体活动的方式来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条件的平衡，从生理系统看，有机体缺少了某种重要成分如水、氧气、营养等，便迫使他采取行动去补充这些成份，以达到平衡。心理学把这称为通过自我调节过程实现体内平衡。从精神系统讲，外部环境的挫折、刺激与主体精神状态不协调，在内心激起矛盾、冲突，产生痛苦、郁闷、悲愤的情绪体验，使得心理失去了平衡，甚至产生精神抑郁，这就迫使人采取行动，消除内心矛盾，以达到心理的平衡。这属于精神的自我调节过程。常人以各种方式进行自我调节，而具有非凡才识与毅力的司马迁也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寻找平衡身心，走出精神困境的路径：
1．史官的责任。司马迁生活在一个充满活力、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个时代给史学家提出了重要而迫切的课题：总结前代历史经验，表彰当代明君贤臣，就司马迁而言，作为太史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⑤，将是莫大的罪过。因此，司马迁认为，尽管自己身遭宫刑，也不应该以己私放弃修史的使命。
2．先父的重托。元封元年，其父司马谈临终前将完成《史记》的重任交给司马迁，“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⑥。马迁接受遗命就是接受了父亲让他通过修史立身扬名，以显父母的心愿。因此，自己虽身处逆境，但为了使老父能安息地下，也要不屈不挠，再度愤起。
3．前贤的激励。作为史学家，司马迁太熟悉历史上身处逆境又能忍辱奋起的英雄豪杰。“昔西伯拘�里，演《周易》；仲尼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⑦司马迁敬佩先贤们与现实抗争的决心和不屈意志，同时也从他们身上吸取了无穷的奋发向上的力量。
4、个人的理想，司马迁是个有着远大理想与抱负的人，他的一生都在通过自己努力来成就自己的功名。在《报任安书》中他写道：“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由此可看出司马迁是将立名看成自己人生的理想和终生奋斗的目标。可现在，立功之路不通，立言之路又遭堵塞，如果不顶住困难，轻易放弃，不但会因理想不能实现而抱憾终生，而且还会遭世人耻笑。
经过以上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司马迁颠倒杂乱的内心渐趋平衡，郁闷、焦虑、迷惘、苦涩的心情也渐趋平复。备受精神炼狱的烈火炙烤的司马迁终于凭着自己顽强的意志走出炼狱之门，重新踏上一条虽布满荆棘、但更为宽广的再筑功名之路，那就是：不计生死，不畏人言，以忍辱含愤精神继续完成修史大业。
三、青史留功名
古今艺术实践表明，生活在诗意盎然、一帆风顺的情境中，对于艺术家来说也许并不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艺术若想伟大不朽，就必须具有深刻的内涵和震撼人心的力量。而这种内涵与力量则是来自于社会压力情境下产生的伟大人格。黑格尔曾经说过：“一般人类生活也是一种冲突、斗争和烦恼的生活，在矛盾冲突中产生出来的紧张情境是理想性格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因为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种对立矛盾中挣扎出来，才能使自己回到统一，环境的互相冲突愈众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就愈大，而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得主体性格的坚定。”⑧经过了人生重大变故的司马迁由于尝尽了人生的辛酸苦辣，饱受了心灵的痛苦和煎熬，对世态人生的认识更加深刻，主体的个性意识也更加增强。因此，我们可以说痛苦、磨难、挫折对司马迁来说既是一个打击，又是一种拯救。打击的是他那政治上的抱负与理想，而拯救的却是他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灵魂。磨难把司马迁从仕途上挤走，却把一个具有坚强意志与伟大人格的文学家还给自己。从此，司马迁心中再也没有自我的患得患失，再也没有虚荣的屈颜媚上，而只有《史记》的著述。他要用饱经磨难之人深邃的目光重新审视这个世界，重新制订评价人物的标准，他要用自己的笔惩恶扬善，昭示公理，写出一个没有虚伪和假象的真实世界。因此，这时候再次走上立言之路的司马迁已不再是仅为修史而修史的太史公，而是要用自己全部的感情写出对历史深刻的认识和真实的评价，写出一本能成一家言，能“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史书。
太史公的心血没有白费，他倾其生命写就的《史记》，不仅在形式上首开纪传体先河，而且由于有了痛苦的浇灌、血泪的滋养，其内涵更加深厚，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加卓著。而更为可贵的是，他及他所记载的历史人物所传达出来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永远给人以鼓舞和激励，永远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总之，司马迁穷其毕生都在追求功名，但由于他特殊的人生阅历，其功名心态也随着生命进程的流动而不断发生变化。由最初幼稚简单的入仕为官，成就功业，到为官受挫后转向立言，再到生命理想遭到毁灭性打击后再度走上立言与立德统一起来的功名之路，其心态的转折变化可谓一波三折。我们从他艰难曲折的功名之路，可以看到一个昂扬向上的司马迁，一个以顽强的毅力与多舛命运抗争的司马迁，一个靠自己的努力将立德与立言统一起来的功名卓著的司马迁。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王双，文学硕士，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①Ａ．阿德勒：《自卑与超越》，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②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6页。
③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95页。
④司马迁：《遗挚峻书》。
⑤⑥⑦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99页，第3295页，第3300页。
⑧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