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的国家经历过“文革”浩劫，我们的民族有许多劣行，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学中看不到一部足以警醒世人的忏悔录? 早一阵子，德国的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在学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人附和说好，也有人发起围剿。加以口诛笔伐。我不想在这里说是说非，但觉得顾彬的一句话为学界带来一番震荡，未必不是好事。
我总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太虚伪了，缺少一种真正的悲悯情怀和忏悔意识。我们的作家有一种“扬善”的美德，但也有一种“隐恶”的劣性。不敢叩问自己的灵魂。把自己的灵魂亮出来给人看。这是我们的作家最失败的地方。
俄罗斯为甚么可以产生那么多一流的大作家?我觉得关键的一点是，他们的作家有忏悔意识。敢于面对真实的内心世界。我自己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作品中有一种深邃而博大的宗教精神，具体来说，就是一种赎罪意识和忏悔意识。就以托尔斯泰的《复活》而言吧，书中的贵族地主聂赫留朵夫因为奸污了使女玛丝洛娃(卡秋莎)，使她走向沦落。当聂赫留朵夫知道那个受到审判的妓女就是当年被他奸污的女子后，他的内心也受到一种道德的审判，意识到自已的身上充满罪恶，于是，他一路跟随这个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的女子，以自我的流放来赎罪。使自己成为一个得到救赎的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巨著也是这样，写尽人的灵魂煎熬。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个极端抑郁的人，内心受着种种折磨，最后也在宗教信仰中得到解脱。从俄罗斯的大作家身上以及他们的巨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赎罪与忏悔的宗教情怀。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鲁迅和巴金应该说是最有赎罪意识和忏悔意识的作家。可是，在当代的中国作家中，我们已经看不到像鲁迅、巴金、郁迭夫那样直面人生、直面我们内在心灵世界的作家了。我们的很多作家。敢于批判社会、反对建制，却没有勇气面对我们真实的灵魂。不敢说真话，更不敢触及自己的内心世界，怕将自已卑劣的另一面暴露在人前。这就是我们的创作失去价值的根本原由所在。作为一个作家，有赎罪和忏悔的宗教情怀，证明他有一种求真、求善的人格力量。敢于解剖自己的灵魂，乃至民族的灵魂，自我反省、自我否定。自我救赎，最终走上自新之路。
这些年，我对我们的文学愈来愈不看好，最感到痛心的是：虚假与浮躁。从上而下的虚假和浮躁，已经令我们的写作人沉不住气，既没有勇气去审视我们的灵魂，又没有耐性去进行一种纯粹的心灵写作。在商品经济的大潮面前，大家都迷失了方向，将“票房”价值看成理所当然的追求，将炒作当作成名成家的必然手段；大家津津乐道的是作家“富豪榜”，而没有多少人关心作品的“合金量”，人们一窝蜂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谁还会“忏悔”、“赎罪”。这么“憨居”?
这些年，我时有机会回内地，接触一些作家和学者，我愈来愈感到别扭，感到不适应。我觉得，他们不是在搞文学，而是在搞“文学关系学”，互相抬轿，互相吹拍、互相贴金。更为可怕的是。我们的文学也深受“官本位”之害，不少作家关心的是政治地位、官职，关心的是座次怎么排，千方百计向建制靠拢，龟缩在体制之内，完全失去了作家应有的独立人格。中国作家骨子里的这种“侏儒基因”，决定了他们成不了文学的巨人。也正是这样的原由，我们的文学缺少一种精神，缺少一种骨气，缺少一条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脊柱”。
纵观几十年来的中国文学，我们能想起几部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巨作?大家都来屈指算一算吧。
我觉得顾彬说的话是有他的道理的，我们还是先不要动气，一听到不中听的话，便先举起拳头，怒目相向，来一次大批判。
我想，如果我们的身边多一些沉浸于纯粹的艺术人生的创作人，而不要去管那些商业利益、官本位，或为自己贴金，而是多关心天下苍生，关心人的生存和价值，我们就会像俄罗斯那样，出现一个又一个背负起民族苦难十字架的优秀作家。就会出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忏悔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