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马克思去世了。就在这一年，熊彼特和凯恩斯诞生了，一个在奥地利，一个在英国，只是熊彼特稍早了几个月。从此，开始了他们数十年竞争不休的学术生涯。 熊彼特曾说过，他的野心是成为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奥地利最潇洒的骑士和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对维也纳和奥地利没什么兴趣，对女人和马也不像熊彼特那样痴迷，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这确实是凯恩斯和熊彼特都致力争取的。
就在凯恩斯在剑桥苦读的时候，年轻的熊彼特去了一次英国。毫无疑问，熊彼特早年的这趟英伦之行对他接下来的“黄金十年” (30岁前写出三本奠基性巨著)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主要拜访了马歇尔和埃奇沃斯。他在1933年为《经济学杂》撰写有关凯恩斯《精英的聚会》书评时写道：“当我在1907年的一个早餐时间隔着桌子看他时，我告诉他(马歇尔)说：‘教授，在我们谈话之后(关于我的科学计划)，我的确感到我就像一个不慎重的恋爱者正在尝试一场冒险的婚姻，而您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伯试着劝我放弃这个念头。’他回答道：‘本来就是如此，如果在这方面可能有什么作为，老伯的劝告就毫无价值。’”
马歇尔对纯理论表现出的冷漠让熊彼特深感失望，随后他拜访了埃奇沃斯，后者鼓励他继续钻研哪怕与现实无关的“纯粹经济学理论”，这给了熊彼特极大的安慰。很多年以后，熊彼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人到《经济分析史》的写作中去。在这本上千页的巨著里，他对英国经济学家普遍不大客气，包括马歇尔在内，都没有被摆放到一般公认的位置上。而凯恩斯正是马歇尔最最欣赏的学生。
除了这些学术观念以外，什么才是熊彼特和凯恩斯真正的分歧?熊彼特的遗孀在编辑枞马克思到凯恩斯》这本书的时候，在前言里曾说了一段含糊其辞的话：“虽然凯恩斯曾经长期担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而熊彼特从1920年起就是这个杂志在奥地利的通讯员，但直到1927年熊彼特和凯恩斯才见了面。由于一些不易解释的原因，他们两人的关系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专业角度来说，都不十分密切。”什么又是“不易解释的原因”?熊彼特的传记作者艾伦看得很清楚，“凯恩斯有同性恋的倾向，而熊彼特的目标之一正是成为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
由于研究领域的重合，两人在学术上的竞争非常激烈。凯恩斯于1930年出版了《货币论》，那时候，熊彼特也正在撰写一本货币理论的专著。他读到凯恩斯的书后，写信给朋友说，他已经把手稿都“扔掉”了。过了好多年，熊彼特开始后悔了。他在去世前几年曾经答应出版社要写一部“货币理论”，可惜《经济分析史》耗尽了他全部的心血，他至死也没有在“货币理论”上继续动笔。很快，凯恩斯的下一部代表作《通论》于1936年出版，又赶在了熊彼特的前面，在经济学界引起极大的震动。熊彼特在哈佛夜以继日地赶写，1939年终于出版了二卷本1000多页的《经济周期》，同样是研究宏观经济，而且分量要比凯恩斯重得多，出版以后却反应平平，这让熊彼特大失所望。他的同事库兹涅茨感慨说，如果这本书早出几年，赶在(通论》之前，那样《经济周期》一定会成为本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经典之一。
不管怎样，两人都在各自的著作中向对方表示了足够的敬意。伊丽莎白也说，“他们两人之间有着一点共同之处――对经济过程有着相同的看法……事实上他和他同代以及以前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正在于此。”凯恩斯的(货币论)就完全接受了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而熊彼特也把晚年编著的一本思想史的最后一章留给了凯恩斯，那就是《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1983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凯恩斯与熊彼特诞辰100周年。很自然《经济学家)留给凯恩斯的篇幅是熊彼特的三倍。但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则用熊彼特的头像作为封面，上面写道：
“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传统中最著名的哲学家的对抗――最有光彩、最聪明、最难以击败的诡辩者巴门尼德和反应缓慢、丑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韵辩论。在两次大战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有光彩、更聪明。面熊彼特则相反，似乎平平常常――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我想，《福布斯》杂志说的是对的。
(倪早菊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