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书刊市场真繁荣，面对许多装帧精美，内容诱人的书，真不知道该买什么。走到书店信手买几册自己中意的书，拿回来慢慢欣赏真是最大的幸福。每当这时，我又会想起“文革”中买书之难。正如一首歌中唱的“我有钱时没时间去桂林，有时间时又没钱去桂林”，那时买书也是有钱时没书可买，有书了又无钱可买。但越是买书难，买到的书越是珍贵，买书的回忆也格外甜蜜。
买《法国革命史》记
从小学到大学，“革命”是我心中最崇高的词汇。“文革”开始时，我仍对这场革命充满了向往与神秘感，觉得这一定是一场可与法国大革命同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什么样?其实我们也并不清楚。正在这时。我在海淀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法国革命史》。
法国学者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我是久闻其名，但没读过。这本书由北大历史系杨人�教授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精装本。看上去极漂亮，定价不到2元钱。一见此书，我立生爱意，想买下来。可惜拿出钱包来，内中只有不到一元的零票，不够买这本书，只好放回。
回来以后朝思暮想的就是这本书，又不好意思找同学借钱，只好作罢。偶尔去书店时，还看它一眼，或拿出来翻一翻。过了不久我们义务献血，说是义务献血，实际上可以吃半个月营养灶，还发20元补贴。那时，这20元可是一大笔财富。拿到这笔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奔书店去买我心仪已久的《法国革命史》。可惜书已经没了，不知谁捷足先登买走了。我懊悔极了，一再央求售货员帮我再找一本。售货员看我那迫切的样子，也很同情。她在书架和下面的书柜找了半天没找到，又到库房去找。过一会她出来告我，库里也没有了。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她说，她到其他书店帮我找找，让我过几天再来。不几天后，革命风暴来临。书店几乎只剩下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了。我买《法国革命史》的愿望落了空。
也许那时还年轻，对这本书总不能忘怀，似乎没买到是天大的遗憾。到什么地方的书店都不忘找这本书，但始终没找到。这个情结也就没解开，甚至有一次做梦还见到这本书，不过梦一直没变成现实。大概是1974年回北京，终于在一家内部书店看到这本书，不过是平装本上、下两册，1.4元一套。书是买到了，但当初迫切想读它的心情没有了。因为那时经历了“文革”，自以为知道了什么是“革命”。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场灾难，还看它干什么呢?考回北大当研究生后，才把这本书作为历史看了一遍。书还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
买《鲁迅全集》记
“文革”开始后，我堂弟到北京来串联，白天我们一起出去玩，晚上住在我们宿舍。不久我们一起回到太原。她母亲(我婶婶)一定要给我30元钱，说是堂弟住在我那里，这是他的花费。我推辞不过，就收下了。
当时30元真算一笔钱，我回来后就想用这笔钱买点书。我一直想买一套《鲁迅全集》，当时这套书10卷22元。平时买不起，这次有了这点钱就想买一套。那时，北大书店仍然营业，我常去光顾，与管事的一位老先生有点头之交。我去问他有没有《鲁迅全集》，他说，这书现在不让随便卖了，因为注释是周扬组织人写的，有问题。他又告我，不过开介绍信可以在海淀区书店买出来。
那时学校的机构已被砸烂。介绍信是由各个群众性造反兵团开的。我尽管不是那些兵团的骨干成员，但开张介绍信还不难。于是我找到当时北大井冈山兵团，让他们写一个介绍信。上写“海淀新华书店负责同志：我兵团大批判组急需购一套《鲁迅全集》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周扬等‘四条汉子’用，请予支持。”我拿到这封介绍信就到海淀区书店。进门时，突然想到。当时北京造反派组织有“天”“地”两派之分，北大井冈山属于“地”派，如果海淀书店是“天”派掌权，我这介绍信岂不无用了吗?于是，我没敢进办公室，先看看大字报，问问群众，看看掌权的属于哪一派。了解了半天，知道掌权的也是地派，才放心进去。接待我的人是个年轻人，看了信，他问我：“你们图书馆有这类书，借一套不就得了吗?”我马上说：“图书馆让新北大公社(天派)那帮人占了(其实也不是事实)，借不出来，只好买一套。”那时，阶级亲体现为帮派亲，既然是一派，他就批了可以买一套，并在介绍信上签了字，告我去办手续、交钱。
到财务室交了钱，拿了取书单，财务室的同志告我要到书库去取书。书库在另一个地方。我只好又去找书库，去时人们已经下班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又去书库，终于拿到了书。用一点小小手段买到了心仪已久的《鲁迅全集》，真是高兴。回来就从第一卷读起。
以后我从北京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北京，其间搬了许多次家，不少书都丢了，只有这套书一直保存得很好，至今仍在我书架上。“文革”期间在东北林场我认真读了一遍，也写了点读书笔记，记下一些妙语。对这套已有些发黄的的书，我一直很看重，尽管现在有了更好的《鲁迅全集》版本，但我始终没有“喜新厌旧”。这套书毕竟包含了一段历史，
“大串联”中买了一本书
“文革”中，中央号召红卫兵去步行长征，经风雨见世面。当时，学校里打派战乱得很，于是我们班与物理系一个班的十几个人组成“长征队”，从北京向井冈山走去。
从北京到井冈山，步行要走3000多里，一路艰辛自小必说。但我每到一地，只要有可能一定要到节店去逛逛。其实那时的书店没什么书，见书店就想逛逛，无非是一种习惯。
1966年12月中旬，我们走到了湖北省黄冈县，这里曾是苏轼游赤壁之处，又是林彪的故乡，我们多住了几天，看看长江风光，也游游苏轼当过官的故地。有一天我信步走进了书店。突然发现一本苏联卢森贝写的《十几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是三联书店出版的。记得上《资本论》课时，老师说这是一本值得一看的书，何况卢森贝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权威，我们学经济学说史就用他写的《政治经济学史》。在这年头，存这个小县，居然能见到这本书，我喜出望外，决定买下来。我让服务员给我拿书，不想服务员先说一句“为人民服务”。我马上明白了，这是“文革”中买东西先要对答语录的习惯(姜昆在相声《如此照相》中讽刺过这种做法)。当时北京不太流行这一套，没想到这种小地方尚有此“风俗”。不过对这一套“切口”，我并不陌生，想都没想，马上答之，“完伞、彻底”。“切口”对上了，书就拿出来了。精装本，1.7元一本，还是1958年出的。我买下此书喜滋滋地同到驻地，在书的扉页上写道：“长征途中购于湖北省黄冈县，66.12.10”。写完意犹未尽。又写了一段“黄冈者，古之黄州也，苏轼 被贬曾作官于此，并存此游假赤壁，写了千古传诵的‘前后赤壁赋’和‘大江东去……’。游黄州，思古人，真是感慨万分，难以言传。”
这是我在那次三千里的“长征”中买的惟一一本书。我把它背到井冈山，又背回北京，以后几经搬迁，这本书始终没丢失。这本书看过后，内容并没有留下多深的影响，除了在长征途中看了一遍外，也没再看过。我留下它，更多的还在于这是我步行三千里到井冈山“朝拜”时的留念。那也是一段历史。
买“垃圾书”
在东北时，我的收入还不算低，我们是林业局职工，每人仅林区津贴就15元，有钱了，就想买点书，可惜那时能买到《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好书的机会并不多。但又想读书，所以尽管知道是“垃圾书”，也不得不买。
这种垃圾书有两类，一类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如什么《虹南作战史》、《牛洋田》、《西沙儿女》这类为“四人帮”所肯定的文学作品，或者像《望云峰》这种写抗美援朝的书。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认为这些书怎么样，但没什么看，这些书也不贵，就买了。另一类是上海等地出的一些刊物，如《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朝霞》等。这些刊物发表梁效之流“四人帮”御用文人“批儒”的文章。文章之不讲理也算空前绝后。但总比看《人民日报》和《红旗》强一点，有点历史知识(尽管有些在歪曲历史)，《自然辩证法》中还有点自然科学知识。我从这些杂志的创刊号买起。一直坚持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杂志倒台。1978年我离开东北时把这些杂志和书籍都作为垃圾处理了。现在想来，实际上留下来也没什么不好，何况现在有全套这些杂志的人并不多，说不定以后还可以拍卖一个高价呢!可惜当初没有这种眼光，现在悔之晚矣。
那时，我几乎每年回一次北京，回来一定去书店。看看有什么可买之书。有些书当时还不认为是“垃圾”(前一种是知“垃圾”而买)，但从现在来看也属于“垃圾”。如我买过一套近代史小丛书，包括《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等等。当时是认真地作为历史书买下来，认真读，并且根据这些书向学生讲历史课。现在想来，这些书观点错误、史实歪曲，也是“四人帮”那一套文风。我自己中毒，还让学生也中毒，比一眼就能认认来的“垃圾”还坏。其实认真想来，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之下，好书哪能出版呢?所以在这个阶段，除了买一些《史记》之类名著，有意义外，其他“垃圾书”真不少。这些书早被我送进了历史的“化浆池”。几乎没有留下来。甚至连郭沫若著的《李白与杜甫》也被我处理了。因为我觉得郭老在那本书中以“卷我屋上三重茅”和“恶竹恨不砍万竿”这些诗句，判定杜甫是大地主，实在有失大家风范，匪夷所思。读过后就觉得买上当了，反正五毛一本，处理完就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