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众展示收藏、进行教育的 博物馆，像世界博览会一样，在中国 没有传统，所以，在东方封建文化 思想浸染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接触 它、理解它，需要一定的时间与条
件，而发自内心地接受它、愿意建设
这样一种制度，就更得经历曲折的
过程。站在东方看西方，中国人完成
这个从陌生好奇到喜爱向往的转变
过程，必定要经历很多文化上的不
适应甚至内心的震动，但是博物馆
和它的制度在中国生根发芽、开枝
散叶了。在内忧外患的20世纪，建设
博物馆、美术馆都被一些中国知识
分子和实业家当成了一种社会理想，
并亲力亲为地将其转化成了物质现
实。这是一种值得骄傲的成就，因为
在20世纪初的博物馆、美术馆领域，
中国人起步晚，但进展却很快，在理
念培养和制度建设方面不仅领先于
亚洲的日本，而且与一些西方国家比
也并不逊色。
一、述奇——晚清知识分子对
外国博物馆的印象
自明末清初开始的封闭政策，使
已经踏上现代化之路的西方人拿中
国很没有办法，无论是文化交流、宗
教宣传，还是殖民野心都受到了很大
阻碍，但是小规模的渗透始终存在，
尤其是通过教会系统进行思想和文
化熏陶的方式比较见效。西方人将人
文和科学知识捆绑在宗教思想上，
教学、翻译、出版、医疗等活动都包
含了复杂的内容与目的。这些行为当
中潜在的现代意识传达给中国知识
分子之后，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精
神交流，西学在华影响逐渐扩大。中
国社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触到
了博物馆等概念。
战争将中西关系改写之后，西学
东渐的速度大大加快，手段也不再那
么温和，方式和途径也都有所改变。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被迫
签下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和
《黄埔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都是
外国人攫取了在华大肆扩张影响范
围的权力。在五个通商口岸，由西方
人经营的教堂、学校、医院，甚至出
版、媒体等事业都获得了合法身份，
并受到特殊的保护。几个地方的社会
结构、文化生态被突然改变，数量可
观的中国人开始进入洋人设立的机
构谋职。在香港、上海为首的大型对
外口岸城市，为了方便工作而聘任中
国助手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因为外国
人受到特殊待遇，与他们沾边的中国
人也似乎进入了某种上层社会，他们
大多乐于替自己所在机构进行宣传。
由于这些人往往社会地位和经济状
况都好于普通市民，他们那种西化的
生活方式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很强
的示范作用。西方的科技、政治思想
和教育理念在中国传播的原本障碍
重重，却被坚船利炮加时髦享乐轻易
地攻克了。
就像洋泾浜英语一样，起初大
部分中国民众对西方知识的理解和
运用往往带着错位、误解和本土化改
造，都有着浓厚的时代特征，但无论
实际情况的细节如何，中国人都是突
然发现了西方人与西学和中国历史描
述所有的外族蛮夷都大不相同，他们
的一切竟然是那么新鲜、复杂、充满
吸引力又包藏着各种危险。众人的反
应各不相同，而对社会最有助益的一
种就是勇敢地面对中国已经落后这
个现实，并以中国古已有之的经世致
用态度虚心学习先进科技和思想，借
助新的知识体系来理解、分析问题，
为中国谋求长远的发展。这种时代精
英人物的代表就是在中国家喻户晓
的林则徐。在他最著名的译著《四洲
志》中，有一段介绍英国的文字，里
面就用到了“博物馆”一词。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
则徐联合志同道合的中国知识分
子一起翻译了很多外文书籍和文
章资料。《四洲志》是其中之一，它
的原著是英国人慕瑞(Murray)
1836年写的《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林
则徐很重视这本书，亲自对译文进
行过润色，精心编辑之后定名为《四
洲志》。书中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再补编》第十二帙《四洲志》英吉利
国(即英国)部分有“英吉利又日英
伦，又日兰顿。”“兰顿建大书馆一
所，博物馆一所”的记述；在育奈士
迭国(即美国)部分亦有如下叙述：
“如分管武事，设立章程，给发牌
照，开设银店、贸易、工作、教门，赈
济贫穷，以及设立天文馆、地理馆、
博物馆、义学馆，修整道路、桥梁，疏
浚河道，皆官司其事”。笔者尚未
考证到译文当中“博物馆”这个名词
有何借鉴或者出处，但是已经可以判
断这个词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能
为读者大致理解和认同了。而且根据
整段话意思来看，这里使用的“博物
馆”意思与现代汉语对它的使用方式
没什么差别。
中国认识“博物馆”，当然不只
是识读这个名词，还有人到西方的博
物馆亲自参观过。有西方人“送”西
学到中国，就有中国人走出国门去开
眼界。中国人游历之后带回国的知识
对于大众逐渐认识博物馆这样的新
鲜事物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可以 想象，中国人最早写博物馆的文字
先是记录下了好奇的目光和赏玩的
态度。
中国知识分子林铖受聘到美国
讲学，1847年春天从现在潮州的港口
乘船赴美，工作长达了一年之久才返
乡。回到福建之后，他就写作整理了
一本书，详细记录了自己旅美期间的
种种见闻，名为《西海纪游草》，于
1849年刊行。在他的书里我们可以看
到关于博物馆的一点描述。而这小段
文字包含在他表达自己“举目四望看
见美国”那种独特视觉、触觉感受的
章节中。他写道：“博古院明灯幻影，
彩焕云霄(有一院集天下珍奇，任人
游玩，楼上悬灯，运用机括，变幻可
观)。”文中的“博古院”就是指博
物馆。这段话虽不长却很生动，传神
地刻画出了一个知识分子从东方古国
初至美利坚土地时经历的新奇刺激，
也是近代中国人最初真正置身于西
方博物馆时的真实写照。
比林铖的《西海纪游草》早一
年，并没有长期在国外游历经验的徐
继畲出版了《瀛环志略》，其中却也
谈到了博物馆。为了写这本书，徐继
畲自1843年任福建布政使开始，利用
业余时间找西方人和到过西方的旅
行者进行访谈，并收集整理了大量介
绍地理知识的书籍文章、报纸和图
册，所以此书可以算是资料翔实。在
书中介绍普鲁士国、西班牙和葡萄牙
的情况时，他都提到了军事博物馆，
但是他称其为“军器局”或“军工
厂”。谈到西班牙的历史博物馆时，
则使用了“古玩库”这个称呼。他重
视这些专门展陈物品的机构，尤其是
收藏军用物品的特殊类别，但是或许
因为没有实际留洋，他还难以把他们
统一为“博物馆”这个概念。《瀛环志
略》中更为平实的描述，代表了中国
人看博物馆的另一种态度——冷静
而实用地扩充新知。
像林铖一样有机会出国游历的
中国知识分子，参观博物馆后的游记
中也不只写下了当时的激动心情，而
是有人做过非常细致的观察和描写。
郭连城曾经肄业于武昌嵩正书院，没
有经过深入调查的情况下我们不好
评判其文化程度。不过他是一名天
主教徒，与时任天主教湖北宗座代
教的意大利人徐伯达有所交往，所以
在1859年3月，郭连城有幸跟随这位
外国朋友同游了意大利。面对这个文
化古国，郭连成感受颇多，在后来写
的《西游笔略》中写下了参观三处博
物馆的经历。他虽然也没有用“博物
馆”这个词，但是选取了“博览院”、
“方物院”、“博古院”这三个也十分
恰当的词语。或许身临其境之后，他
确实比文化水平很可能高于他的徐
继畲更能理解“博物馆”这个场所、
这种事物。这几段文字从记录日期和
天气开始，娓娓道来言语风格读来十
分亲切。仿佛我们透过他的眼睛，也
看到了_—百五十多年前的那些场景：
“初九天雨。游本城博览
院。博览院乃本国国王所建，宽大
不知几何。院内满列古奇之物。下
有玻璃屋数十间，将古时各国所
供之伪神像收列于此，身体高大，
形容古怪。外有古帝王、名人、功
臣之像，俱以白石、古铜匠成，高
一二丈。上至第二层楼，则有各
项物类，乌兽之群龙盛，大而犀、
象、蛟龙，小而虱、蚁、虫蚊，无
不全备。此外珊瑚、珠玉、珍奇、
宝贝，灿呈于几案之上，尤为稀世
之玩。又上一层，有古人各样用
器，如衣冠、文物、琴瑟、杖履等
类是也。人日：此处乃一部百读不
厌之格致经，则非居院中一二旬，
难遍阅其所积蓄也。”
“初十天晴。午前游五洲方
物院。此院乃本国传教会所建，院
内设各国异物以供玩览，亦有中
国方物。”
“初六 天晴。午前游天台院
侧之博古院。院中多有奇怪邪神
像之上古名人之宝石像……”
在19世纪中后期，中国人出游欧
美也不全是个人行为。1866年，清政
府正式派三品顶戴“总理各国事务
衙门副总办”斌椿率懂外语的同文馆
学生张德彝、凤仪、彦慧等人进行了
一次公费欧洲全景游。他们这次行程
包括了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丹
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等国，
想必他们觉得眼界大开、非常过瘾。
无论在政治方面，他们有没有辜负清
政府这笔差旅费，领队官员斌椿在考
察后撰写的《乘槎笔记》，为后人留
下了中国人早期参观欧美博物馆的
宝贵一手资料。
“至‘文思尔喀什尔’。殿宇高
广，四周房三千六百间，凡三层。司宫
者，导观各处落座。内贮珍宝甚夥，
有碧玉瓶，高六七尺，遍作孔翠花
纹，光艳不可逼视，云俄罗斯国主所
赠。又列国宝器各藏一间。内有挥寿
平花卉册页一本；又一扇，书《留香
集》古意七律三首，皆中国物也。壁
皆悬名笔画像”。他们在4月22日参
观的“文思尔喀什尔”，就是大名鼎
鼎的Winsor Castle，今天我们一般
把这个地方翻译为“温莎城堡”或者
“温莎古堡”。斌椿没有对这个场所
的性质进行主观臆断，而是音译了专 有名词，这不失为一个巧妙的办法。
历史非常悠久的温莎城堡虽然部分
地向公众开放，但是至今仍一直有英
国皇室成员在其中居住。其中收藏着
难以计数的珍宝，整个城堡几乎就
是由许多艺术展厅组成的艺术博物
馆。这一点从斌春记下的展陈物品也
可得知。5月26日，他们参观了另外一
处艺术博物馆，对那些精妙的绘画作
品斌春绘声绘色地描述道：“往公所
观画，所绘人物、鸟兽、花果，俨然如
生。其山水瀑布，日月光华酷肖，真绘
水绘声之笔。”这是专门记录艺术
博物馆参观经历的最早段落之_。
张德彝在著作《航海述奇》中专
门描述了自己在英国参观到的艺术
博物馆、画廊。他在3月24日的日记中
写道：“楼上层层挂细画百张，高有
丈余者，山水人物，精妙之至。其神
气逼真，原系麻油所画，可远观而不
可近视焉。极下二层，列两行铜人石
人，雕凿极细。”在4月2日的日记中
又有：“后乘火轮车行四十四里，至
水晶宫”，“楼上前面陈列洋琴、洋画
以及玩耍等物出售，后列名人油水画
一千二百余轴。楼下正中设一乐台，
上置一大风琴，高约二丈八九尺，四
面铁筒数十，周皆盈尺”。他不但提
到了艺术品出售的现象，还记下了
艺术博物馆对公众收费开放这项制
度，“大凡外国官造之花园画阁，四
方人民皆许游览，欲临眺者，经费几
许”。1867年年底应理雅各(James
Legge)之邀，辗转香港启程赴欧的
王韬在《漫游随录》中也写了类似的
情况，“英人于画院之外，兼有画阁。
四季设画会，大小数百幅，悬挂阁中，
任人人而赏玩。入者必予画单，画幅
俱列号数，何人所画，价值若干，并已
标明。”
1868年2月，又有一批中国人组
团西游，他们是志刚、孙家毂与蒲
安臣，出发地是上海。这几个人比斌
春的团游历范围更广阔，除英国、
法国、瑞典、丹麦、荷兰、德国、意大
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他们还去了
美国。这批人很有意思，他们精确地
使用了“蜡像堂”和“博物馆”两个
词语，却并不秉持非常科学严谨的
态度，而是明显地带着探奇的游兴，
一路走一路玩，非常开心。在志刚撰
写的《初使泰西记》里，我们可以看
到写英国和俄国游记的两个小段落：
“观蜡像堂，夏屋渠渠，蜡作像生，
或坐，或立，或独处，或群居，率皆
各国君主后妃及古今著名公卿将帅、
奇杰名士。其衣冠、容貌、神情，以
至颊上之三毫，眉间之一痣，一切逼
真。”
“颊上三毫、眉间一痣”这样细
致入微的写法，令我们几乎可以听到
当年几位观者对蜡像之精致的啧啧
赞叹之声。
“博物馆中物类甚多，未能悉
数。见有二千年前乾瘪僵尸，柩如圭
形，询为埃及回国人，灌油柩中而封
之，则久而不化……”博物馆里那
么多珍宝都无暇细数，可见这具干瘪
的木乃伊引起了他们好大的兴趣，几
人都深感惊奇呢。
相比较来看，1875年8月清朝首
次正式派驻英国的钦差大臣郭嵩焘
写下的《郭嵩焘日记》，读起来就没
那么有趣了。透过日记里((游布利来
斯妙西阿姆》(British Museum不
列颠博物馆)、《游铿新登博物院》
里说明文式的记录，我们仿佛能看到
这位大清官员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
严谨神态。
《游布利来斯妙西阿姆》中记
载：“克罗斯约游布利来斯妙西阿姆
(British Museum不列颠博物馆)
书馆……金石刻则皆来自麦西、罗
马，希腊次之。所刻石像与石碑所刻
像，与汉石阙刻像正同，其文亦与埃
及石柱文同。有全取古墓左右石及上
石刻文，并墓门嵌之壁上者。古碑有
作刺丁文者，有作希腊文者，皆各为
一院。
李庶昌的《西洋杂志》、陈兰彬
的《使美纪略》、徐建寅的《欧游杂
录》等同样留下了中国人参观博物馆
的资料。不过在那个时代，逐渐强大
起来的日本效仿欧美建立了博物馆，
留学和游历日本的中国人也有参观游
记，其中最典型和有价值的就是黄遵
宪的《日本杂事诗》。
近代爱国诗人、1877年12月任清
朝驻日本使馆参赞的维新运动活动
家黄遵宪，借职务之便在日本生活长
达四年多，其间他对这个小国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介绍日本多方面情况的
《日本杂事诗》中就记载日本的许多
博物馆：
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
宝山回。摩挲铜狄惊奇事，亲见委
奴汉印来。(博物馆，凡可以陈列
之物，无不罗而致之者。广见闻，
增智慧，甚于是乎赖。有金印一，
蛇纽，方寸，文日“汉委奴国王”，
云筑前人掘土得之。考《后汉
书》，建武中元委奴国奉贡朝贺，
光武赐以印绶，盖即此物也。)
他参观的是日本九州博物馆，
“汉倭奴国王”金印的注解则从中国
的《后汉书》中考证得来。在此他恰
当地用了“博物”这个词语，恐怕与
接触到了日本利用汉字新译的欧美
词汇有关。1862年版的《英和对译袖 珍辞书》中有“博物馆”这一词语。
根据《日本国志·职官志》记述：“博
物局以大书记官为局长，职在博陈
物品，以启人智识。凡植物(米麦草
木之类)、动物(鸟兽鱼虫之类)、金
属(金银铜铁之类)、石属(石炭硫
磺之类)、化学炼造之物(酒酱油盐
之类)、人工制造之类(丝棉陶漆之
类)、暨动植相合之质(贝蛤海菜之
类)、化工搀和之品(盐面之类、谓
天生之物略以人工制造者)，皆部分
区别，举其名，陈其类，肖其形，详
其法，胪陈于馆，以纵人观览。若内
外国开博览会，并司其事。有送物于
本馆，邮物于外国者，应为之经营收
发，局长成率其属而从事焉。”但
是根据这样的资料，就断言中国的博
物馆是受到日本影响而建立的，则不
仅并非属实而且不负责任。
通过阅读这么多近代早期中国
人写下的关于“博物馆”的文字，我
们看到的却都是一些表面现象。我
们看到了令人目眩的场景和光怪陆离
的展品在他们的视网膜之上和心灵
深处留下的印象，却探不到他们思想
的深度、思考的边界，也无法被博物
馆激发出来东方智慧的火光照亮。或
许国门突然被推开，“风”从海外来，
有人被吹动了心、睁开了眼，刚刚呼
吸到不一样的空气、撞进了一个新世
界，却根本来不及判断“西风”里裹
挟了什么、奇景背后潜藏着什么。19
世纪勇敢走出去的中国人告诉同胞，
博物馆里展示了一个深深浅浅、琳琅
满目的西方。这或许就是完成了这一
代人的使命，是功德一桩。博物馆的
制度、博物馆的文化还需要更多后继
之人去慢慢理解、细细分析和深入
研究。
二、文化置换——外国人在中
国开办的博物馆及其制度分析
欧美国家的博物馆里展示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珍玩。其中有些是跨越
国际、跨越海洋、跨越语言和文化背
景进行交流的成果，它们值得骄傲与
铭记；另外很多，对于殖民者来说同
样值得“骄傲与铭记”，但其实却是
沾染了野心、暴力、贪婪和罪恶的“赃
物”。自15世纪末开始，西欧皇室贵
族和新兴资产阶级都疯狂地向往从
世界其他地方获得财富。在这些人眼
中，黄金和宝石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无论是通过探险、贸易还是血腥掠夺
而来。中国是探险、贸易和掠夺的重
点对象之一。
1517年，广州的土地上留下第一
批葡萄牙人的足迹，然后还有西班牙
人、荷兰人、英国人等等。探险家、商
人、学者和传教士等等最向往神秘中
国的西方人，带来了封闭下的中国人
难以获得的见闻、新鲜的科技知识，
播下了构成复杂的宗教文化还有殖
民的梦想；他们带走了中国的茶叶、
丝绸、瓷器等种种商品，还有似懂非
懂的汉字与汉学。无论中国的封建政
府怎样施行海禁政策，中国与西方的
交流—直持续。
可怕的是，在资本主义强大起
来之后，西方看待中国的目光从向往
与尊重，一点点变成了觊觎和藐视。
直至19世纪末期，中国从入超变成出
超，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受到不平
等条约的保护，西方人充分享受自己
的特权，“博物馆”是这种现实的产
物之一。中国首批烙上特殊时代印记
的、近代意义的博物馆或由外国机构
及传教士创办，或由中外人士合办。
(一)亚洲文会博物院
“亚洲文会博物院”是英国人19
世纪中后期在上海建立的一座综合
性博物馆，从属于“皇家亚洲文会”的
“北中国支会”。
“皇家亚洲文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成立于1823年，总
会在英国伦敦，而支会遍设孟买、孟
加拉、锡兰、海峡殖民地。1842年，
英国占香港。“数年后，香港外国居
民中有许多人有一个期望，盼能组织
一学会以调查与研究中国之艺术、
科学、文学及天然产物。”很快，以
德维思从男爵(Davis sir John.F.)
为会长的“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
就在1847年宣告成立。上海开埠之
后，一批英国人来沪，根据在香港的
经验于1857年10月16日正式创立了一
个名为“上海文理学会”的组织。次
年，该组织与香港的“皇家亚洲文会
中国支会”建立了联系，因而改名为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上海
虽并不在中国北方，但是香港在中国
的地理位置偏南得多，所以这个组织
名称中的“北中国支会”概念是相对
于香港的“中国支会”而言的。在沪
这一组织的目的主要如下：“甲、调查
中国与其邻近国家各项事情；乙、发
行会报；丙、设立一个图书馆及博物
院”。
这个协会的运作并非一帆风顺，
其首任会长是一位对中国学充满兴
趣的美国教士裨治文(Bridgman，
Rev.Dr.E.C.)，但是他似乎并
不擅长于领导这样一个组织。据资料
显示，在他任职期间除了一小部分会
员以外，大家都觉得文会很乏味，所
以他1861年去世之后，文会几乎一度
处于解散状态，可查的最后一次常议 会举行于1861年10月15日。
不过十年之后，北中国支会又逐
渐复兴起来，1874年2月13日举行会
议，通过了组织博物院和博物院委员
会的议案，并授权委员会实行博物
院的程序。英国在租界设立的“工部
局”每年划拨出固定的经费来支持博
物院的运转。委员会很快聘任王树
衡，开始为博物院搜集包括中国艺
术品在内的各种珍稀物件。工作组
很快拟定了募集和保存陈列品的方
法。对于这件事情，《申报》曾经发文
进行专门报道：“泰西各大城池夙有
成例，凡在该地方人，必公建一院，
将飞禽走兽以及各动物并列于内，以
便博物者赏玩，如在府城，则将阖郡
之物实之；如在都城，则将天下之物
实之，名日博物院。现在旅居上海之
西商亦仿效泰西之规模，在本埠设
立一院，将中国与东洋各物齐集院
中。^中外人有往观者，俱不取值
也。……知某处有奇异物类，亦可函
知，彼亦深为感盼也。文章不仅
公开宣传了兴建博物院的缘由以及
启动时间，还兼发布了募集物件的广
告及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启示，摆出了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公益态度。
后来建成的收藏分为地质考古，动、
植、古生物，泉弊等组，其中鸟类标
本数量最大。
博物院正式运营起来之后，确
实时常举行演讲和展览活动，却并没
有像最初广告宣传的那样向大众公
开。这个所谓公益机构明显地从中国
攫取资源而服务于英国利益，文化和
政治目的都十分可疑，但是这座博物
院的创立，又在客观上为繁荣沪上文
化生活和开阔中国民众见闻起到了一
定作用。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亚洲
文会博物院功过兼而有之。
(二)北堂自然博物馆
与“亚洲文会博物院”创建时
间相似，法国传教士谭卫道于1873
年，在北京也设立了一座博物馆，命
名为“北堂自然博物馆”。从名称即
可知，这座博物馆是专门收藏和展
示自然物品的机构。这与创建人的知
识结构和爱好有关，谭卫道本人就是
一位学识很丰富的动物学家。在中国
生活期间，他一直致力于采集制作动
物标本。他的技术非常好，这些标本
都十分精美。标本积少成多之后，谭
卫道就拿出了其中的一部分建成了
这座博物馆。博物馆一落成开放就
在京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参观者甚
众，连慈禧太后都曾慕名前往。萧若
瑟在《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八有所
提及：“北京谭修士所设之博物馆，
亦有不可泯没者。馆在北堂左近，内
储珍禽奇兽，大小无虐四千余种，翎
毛鲜洁，栩栩如生。又有奇异木石、
金宝之类，多不胜数，皆博物家所
罕见者。开馆后，远近闻传，争来游
赏；王公巨卿，亦多来者。此虽世俗
事，然可借以考求物理开阔眼界，亦
可使传教士与官绅各界接洽，未始
不可为开教之一助，此教士目的所在
也。”可想而知，谭卫道在中国搜
集到的动物标本会有不少最终流落
法国，但是这个名噪一时的博物馆对
于普及科学知识和打开京城众人眼
界都是大有裨益的。
(三)上海格致书院
还是在1874年的上海，英国驻
沪领事麦华佗于早春3月，倡议建立
一个以博物馆为主兼设图书馆的机
构，并拟定其名为“上海格致书院”。
“格致”最早见于《礼记·大学》，是
“格物致知”的简略说法，为国古代
认识论的一个命题，指考察事物的
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宋
朝以来的中国学者对“格物致知”的
解释分歧也越来越多。到了清朝末
年洋务运动兴起之后，研究西学的
人就将它引来作为自然科学的总称，
因为通过实验手段取得对客观事物
理性认识的方法，与中国古代哲学的
“格致”很类似。西式学堂纷纷开设
名为“格致”的课程，主要教授物理
和化学等知识。因此“格致书院”这
个名称非常有时代特征，体现出中国
文化与西方自然科学的结合之意。这
个倡议很快得到了数位华英人士的
积极响应。“于是由中西人士八名组
成董事会(华董为唐廷枢、徐寿、王
荣和、徐建寅；西董为麦华佗、福弼
士、伟烈亚力、傅兰雅)。”该机构
在筹备过程中，已有数篇专门新闻报
道。其中三篇见于《中西闻见录》，其
标题分别为《上海近事议设博物院》
(1874年4月第21号)、《上海近事设
博物院》(1874年11月第27号)和《上
海近事——英国助兴博物院》(1875
年3月第31号)。另有一篇见于《申
报》，《劝捐博物院铁屋说》(1875年
9月23日)。
经过两年筹备，“上海格致书
院”于1876年6月22日正式开幕。建
成的“上海格致书院”最初设有格
致室、知新堂，以“讲教各种格致之
学”。1877年建立博物馆，其建筑“计
阔五十尺，长二百尺，高四十余尺，窗
户均嵌玻璃”。1877年2月的《格致汇
编》中的《上海博物院拟设铁嵌玻璃
房为博物院说》指出，博物院陈列之
品可分为十类：“第一类生长之物，第 二类食品之生料，第三类手工所造之
物，并服饰等物，第四类造屋之物料
器具，第五类艺工所用机器及汽机水
机热机，第六类水陆两路各种运重之
器及开矿挖泥起飞通电建桥筑塘之
器，第七类像真人物及绘刻各种图画
之器，第八类各种枪磁药弹水雷及一
切战争之具，第九类绘画照像天文地
理山川胜跻诸图，第十类不能归类之
零星物料及需用诸器。”由于建院经
费短缺，创办者在文中倡导社会各界
有实力的人士商踊跃捐赠款物。《格
致汇编》称‘‘上海格致书院”的目的是
“以供众观摩，而感悟人心，启发才
智，又为惠民富国要端”。这份向公
众开发、开展公共教育、富国强民的
宣言令人感动，而且该书院在中国近
代科学教育方面确实做出了贡献，华
蘅芳曾在此任教十年，王韬还曾任此
院院长。
(四)震旦博物院与北疆博物院
1883年，法国人在上海又建了
一座与北京“北堂自然博物馆”颇
有几分相似的自然博物馆。该院坐
落于徐家汇耶稣总院以南，其藏品
和展品以生物标本为主，基础构成
有两大来源：一是修道院院长达维
(A.A.David)1860年以来在中国
华北地区获得的成果；二是1868年
以来韩伯禄司铎(P.Haude)、柏永
年(P.Courtois)在中国南方长江流
域多处活动的积累。韩司铎来中国之
前，达维的生物标本就收藏在徐家汇
天主堂里，但并没有建立起博物馆。
公元1868年1月9日韩司铎抵沪后，即
入吾国内地，随处考察，而于长江流
域尤为注重。韩数次深入中国内地，
尤其是长江流域诸省，每次返沪都会
带回大量的珍奇标本。两处收藏汇集
在一起，就促成了这座自然历史博物
馆，而馆内收藏也因几位探险家的不
断活动而日渐丰富，并且它存在的时
间很长。
1930年，政府以资金15万元在
震旦大学附近建起了一座三层楼，将
法国人所建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收
藏纳入，设立起生物研究部及古物
部，另有研究室、实验室、植物园等。
数十年的酝酿与积累，使得该馆的
中国植物标本收藏堪称当时远东第
一。震旦博物院还接纳了葛修士(Fr.
A1.Beck)的3500多件文物以及日
本、菲律宾、越南、马来等地的标本，
建起了古物部，打破了自然博物馆的
单一模式，形成了综合性大型博物馆
的格局。不过三年的营建期内，震旦
博物院并不接受公众参观，直至1933
年冬才正式开幕，每周日、一、三、
四、五、六下午开放。这座博物馆建
制十分完善，不仅完成了收藏和展陈
工作，还开展了研究和出版项目，专
门拿出标本供学者研究。由于业务工
作很出色，每年来此开展研究的各国
科学家很多。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该
院非常有远见地注重交流，经常选择
有特色的标本，分寄世界各处，以供
专家考订。该馆的具体分类、组织大
致如下表：
来华的法国人似乎有不少都对
生物和地质标本采集制作工作非常
有热情，1904年法人在天津法租界
新学中学旁设立了自然博物馆性质
的“华北博物院”。可惜这座博物馆
很短寿，不久就停办了。但1914年又
一位神父桑志华(P.E.icent)在天
津筹设起了“北疆博物院”，其基础
就是他在中国华北采集的生物和地
质标本。经过长期准备，北疆博物院
于1923年终于正式开幕，但当时还不
接待普通人参观。1925年才将其扩充
为公共博物院，经营有方的管理层在
1929年又另辟了试验馆，使其设施更
加齐全，功能也更加完备。
这两个从收藏自然标本起家，逐
步扩充起综合性收藏的大型博物馆
分别处于中国南方和北方，对于向中
国公众传播普及博物馆和科学知识
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代价是中国
的资源由此方式源源不断地外流，以
兴办博物馆为外衣来深入勘察中国自
然财富储藏量、搜集中国社会情报的
活动也不可避免而时有发生。
以殖民军事力量作后盾，受到
不平等条约的庇护，自19世纪中后期
起，西方人在中国境内按照自己的愿
望建立了近代化、现代化的博物馆，
但是这些博物馆，往往并不愿意向中
国普通民众开放，因为在某种程度
上，它们其实是西方人深入研究中国
社会时的落脚之处，也是暂时储存四
处搜集所得中国自然标本、矿藏信息
和文物珍玩的仓库。这样的博物馆
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现象，曾经的贸易
往来和文化交流在中国成为弱势一
方的时候已经变为一种置换：西方主
动地向中国输入各种现代化的文化
概念，在中国人感到新奇与疑惑不解
的时候，他们已经大方地自己动手拿
走了高昂的“学费”。中国人逐渐学会
了保护本国资源，也从各种自然博物
馆中看到了近现代科技中包含的巨
大力量，但这是在一次又一次地交上
学费之后，中国近代科教和博物馆事
业就是在这种体会着切肤之痛的觉
醒中开始发展起来。
三、“国家博物院”的理想—— 中国博物馆制度的创建
中国人自己建立“国家博物院”
的理想在19世纪的社会和文化变革
中挣扎了半个多世纪，直到20世纪之
初，才在云朵缝隙中透出的阳光下结
出果实。这个理想是从西方传入的近
现代自然和人文科学知识所形成的文
化土壤中发芽的。由于东方社会具有
数千年的文化积淀，要改变人们的思
想并不比动摇封建社会结构容易，而
且中国人自己对于古物已经有相对完
整的认识系统，所以首先获得接受并
建立认同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知识。
(一)“国家博物院”理想的
酝酿——近现代科学在中国普及
1857年，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
韦廉臣(Alexandler Willamson)
共同翻译了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
(Johnlindley)所著的《植物学基
础》。该著作中译本定名为《植物
学》，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中西学
者共同工作使这本译著非常适应当
时的中国国情。它以西方近代植物学
的基础理论为主体，将中国重要古籍
中的植物名称和对植物的研究穿插
其中，所以对植物学有兴趣的中国人
更容易理解并接受书中介绍的知识
体系，所以这本《植物学》、对中国近
代植物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使早期
自然科学类博物馆进入中国人生活
起到了知识准备的作用。中国人对博
物馆第一种认识就是从欣赏标本、学
习生物和矿物知识中获得的，可以说
博物馆的科普功能是中国人对其社
会作用的第一项认同。
也正是基于这个起点，中国的知
识分子判断，西方文明后来者居上地
赶超了中国，与重视科技、重视教育
有重大关联。所以兴建新式学校被
认定为从小抓起振兴教育的根本，而
图书馆和博物馆则是大众教育和普
及教育的重要设施。甚至许多已经走
上科举之路的学子也站出来呼吁教
育改革，并大力倡议发展包括美术陈
列在内的博物馆。
1888年，光绪朝的进士江西萍
乡文廷式等仁人志士不甘苟存与国
运衰微的世道，多名热血青年发奋
图强地组织了“强学会”。1893年，
后来的名臣张之洞在上海成立了强
学会分会，并专门拟定会章，其第四
款就是“开博物院”。对于博物院的
重要意义，他做了如下陈述：“文字
明，其义有不能明者，非图谱不显；
图谱明，其体有不能明者，非器物不
显。……凡古今中外兵农工商各种新
器，如新式铁舰、轮车、水雷、火器及
各种电学、化学、光学、重学、天文、
地理、物理、医学诸图器，各种矿质
及动植类，皆为备购，博览兼收，以
为益智积思之助。”这番说法中分
明地流露出了这些青年所持的现代
科学态度。强学会的发起和主张，不
久便在汉口、南京、天津、保定、济南
等重要城市里激起了回应，而促使了
考土、劝工、商品、古物等保存或陈
列机构的建设。
建立博物馆的呼吁中也汇入了
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声音。众所周知，
康有为在1898年写下了震动中国社会
的《大同书》，在书中他描绘了一个乌
托邦般美好的理想社会：太平世。在
第八章“地方自治”中，他写道：“其
农局居农场之中或山水原陆之要，则
或有人本院、育婴院、慈幼院、小学
院、中学院、大学院、养老院、医疾
院、养贫院、考终院十院在其间，则
必有金行、公园、博物院、植物院、音
乐院、美术院、讲道院、大商店、邮电
局、飞船铁道局。”“太平世”中全
国要有三级行政组织，建立博物馆的
设施在此提出。在内忧外患的苦难
时局之下，他勇敢地替怀有救亡图存
之心的仁人志士道出了渴望一个“乌
托邦”的心声。博物馆也是这个“太
平世”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文化单元。
梁启超写过论学会的文章，在重要的
十六种应办事项中，第十二条就是兴
建博物馆。他那句话就是：“大陈各
种仪器，开博物院，以助试验。”
地方学会当中与这二人呼应者
甚众，他们也把创建博物院作为重
要议事之一。刊载于《湘学报》第28
册的《郴州舆算学会禀》所附章程的
“第三条”就建议设立博物馆。粱启
超撰写的《论学会》中提到：“今欲
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
会。诸学分会，未能骤立，则先设总
会……十二日大陈各种仪器，开博物
院，以助试验。”
从中央到地方都在高呼改良，所
以晚清皇帝也发下了图强的宏愿，发
起了轰动一时的维新运动，但这种决
心对于病入膏盲的中国封建王朝来
说，已经晚了，维新运动非常短命，史
称“百日维新”。就在这样短短的运
动期间，建立博物馆也被提上了议事
日程，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康有为因
“劝厉工艺，奖募创新”而上呈了“请
厉工艺奖创新折”，光绪帝批准了他
的奏议。除了站在风口浪尖的维新人
士以及热血青年学子，工部尚书孙家
鼐、刑部侍郎李瑞棻等开明的清政府
官员也很赞同博物馆这种理念。
这些知识分子与官员都理解了
西方先进科技改变世界的作用，也看 到了博物馆在中国社会教育中应当起
到的巨大作用。这样的觉醒，是腐朽
的封建社会大厦上滋长出来的希望
和未来。他们的理想和努力看似随着
维新运动告终而东流，但其社会影响
之大是不可估量的，中国社会的进步
之路就是向着他们的鲜血中流淌的
方向延伸的。近代中国人建立自己国
家博物馆的理想因为这种进步而更
加执着，并从这样的事件当中争取了
非常广泛的舆论支持，其支持者范围
从知识分子、官员扩大到了从业于生
产和流通环节的商人当中，这些爱国
商人后来凝聚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
级力量。
(二)中国人实践自创“博物
院”理想——南通博物苑的建立
20世纪伊始，中国有文化的商人
中有先见之明部分人对博物馆的认
识已经很清晰，并掌握了很多西方博
物馆的信息和资料，而且他们和纯粹
知识分子不一样，因为商人是有经济
实力的。就是从这样的群体当中走出
了第一个实现中国人自建博物馆理想
的张謇。
张謇决心兴建博物院，与他
1903年亲自赴日考察实业和教育时，
参观到当地的博物馆和展览会之后
的体会有一定关系。1905年从日本
回国之后，张謇很快向清政府呈上了
《上学部请设博物馆议》和《上南皮
相国清京师建设帝国博物馆议》两
份奏折。
《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中谈
到：“窃维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
国。而近今以来，政举事理，且骎骎
为文明之先导矣。挥考其故，实本于
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然以少数
之学校，授学有秩序，毕业有程限，
其所养成之人才，岂能蔚为通儒，尊
其绝学，盖有图书馆、博物院，以为
学校之后盾。使承学之彦，有所参
考，有所实验，得以综合古今，搜讨
而研论之耳。我朝宏章儒术，昭示天
下，诏开四库，分建三阁，足以远迈
汉唐，岂仅蹠掌欧美。顾为制大而收
效寡者，则以藏度宝于中秘，推行囿
于一隅。其他海内收藏之家，扃鐍相
私，更无论矣。今为我国计，不如采用
博物图书二馆之制，合为博览馆，饬
下各行省一律筹建。更请于北京先行
奏请建设帝室博览馆一区，为行省之
模范。盖赐出内藏，诏征进献。则足
以垂一代之典谟，震万方之观听，用
草议案，呈请鉴裁。如蒙采择，乞速
奏明办理。至于各省及各府州县，应
否即行筹设，乞交所司筹议。窃思此
举，上可以保存国学，下可以嘉惠士
林，若荷施行，天下幸甚。”
这份奏折让今人感受到了这位
甲午科状元的头脑之清楚、文字之
简练。张謇首先十分恳切地说明了建
立博物院对于振兴教育、推进学术
的作用，并在言语间流露出拳拳赤
子之心。而后，他道出了中国自古以
来从皇家到民间都有收藏的传统的
事实，并抛出了一个很自信的观点：
中国藏家所拥有的珍宝胜于欧美等
国，但是在乐观情绪的铺垫之后，张
謇犀利地指出，中国藏家自古以来就
习惯将私有物品进行“秘藏”，而正
是这一行为严重阻断了文化普及和
交流，使藏品所能发挥的社会和文
化作用大打折扣。依据藏品丰富、缺
少展览的事实，奏折明确建议创办博
物馆和图书馆合二为一的设施，还提
出在京城先建立试点，再将成功经
验推广至地方各省的实施步骤。张
謇联系中国国情，条分缕析地对博物
馆、图书馆这种现代概念进行本土化
说明，并拿出了工程实施大致步骤，
而说明这些却只用了不到四百字，令
人不得不佩服。
《上南皮相国清京师建设帝国
博物馆议》在“甲、建筑之制”中提
到：“楼右为储藏内外臣工陆续采进
品物之地，当以天然历史美术别为三
部”；在“乙、陈列之序”中提到：“博
览馆之建设，有异于工商业及他种之
会场……历史美术二部以所制造之
时代为等差”；在“戊、采辑之例”中
提到：“此馆为我国第一之建设，即
可为全国博览馆之模范。今所请求，
则在内府颁发所藏，为天下先；再行
谕令各行省将军督抚会同提学使，饬
下所属一律采进，但此事不在官力之
强迫，而在众愿之赞成。应先宣布，
以免吏胥借端征索。至于准定何时开
办，亦宜申明年限。综计建筑工程，
约需一二年，益以搜辑物品，则三年
后当可成立。惟宜使天下晓然于朝
廷此举，实有综合礼仪、保存文献之
意，且使私家所藏，播于公众，永永
宝藏，期无坠逸。则将不日成之，有
如灵台之诗所诵矣。
在这份奏折中，张謇的建议不
仅十分合情合理，而且很多观点已经
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将展陈内容规
划分为自然物品、历史物品和美术作
品三大类的做法，在当时亚洲乃至世
界范围内，都是非常先进的博物馆
经营理念。历史物品当中难免涵盖美
术类，于是张謇明确提出“以所造时
代”进行划分，今天的博物馆和美术
馆仍然遵循着这种划分方式。对于藏
品来源，张謇认为以中央和地方官府
的大批收藏为基础，逐渐接受来自民
间的自愿捐赠，这一方案切实可行。 张謇还对建筑施工和藏品筹备等事
宜所耗时间做了合理估计。种种细节
都可以看出，上奏折之时他已将创建
博物馆的诸多事项全面深入地思考
过了。
即便张謇创办博物馆的主张这
样诚恳、坚定而明确，昏庸的清政府
仍对他的两份奏折置之不理，但张謇
并不甘心放弃，他决定凭借自己的实
力回到家乡南通建一座博物馆，亲自
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他是一个办事
利索的人，就在1905年，“南通博物
苑”正式动工，而且规模甚大，分为
中、南、北三馆，还附有园林。在饱受
落后之苦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
国人迸发出建立“国家博物院”的理
想是一种必然，而张謇对于中国博物
馆事业的执著是一个偶然，但那是一
个揭开文化新页的偶然；举—人之力
为先下之先建设起南通博物苑的事
实，是一个书写了历史的偶然。
南通博物苑“楼上陈列历史文
物，楼下为自然标本。室外树大型
的石刻、造象。文物、标本的陈列或
分地区，或分年代，各附说明。从
文物、标本的搜集、分类、登记、编
目，以至陈列、保管、宣传、教育诸大
端。”“库内陈列藏品，而以笨重大器
安置在中馆之外。其陈列内容，天产
部以地方为序，历史、美术二部以制
作时代为序，目的是便于观众‘觇古
今之变迁，验文明之进退’”。可见
这座综合性博物馆不仅藏品分类科
学，而且在展陈设计方面颇费心思，
对参观路线和参观效果做出了精细
的预估。这些工作甚至今天的某些博
物馆、美术馆都没有做得这么到位。
根据《南通博物苑品目序》记
载：“民国三年甲寅，苑乃粗成天然、
历史、美术三部，品物凡二千九百有
奇。”《南通博物苑品目序》下册分
为“历史、美术、教育三部”，“历史
部含金、玉、瓷、陶、拓本、土木、服
用、音乐、造像、卜筮、军器、刑具、狱
具等。美术部含书画、陶瓷、雕刻、漆
塑、织绣、缂丝、编物、铁制、烙绘、
铅笔画、纸墨等。”该馆以藏品对
历史和美术概念所进行的诠释都非
常“现代”，与今天的博物馆、美术馆
几乎并无二致。
南通博物苑专门聘请了通晓外
国语言的“招待员”，像现在博物馆、
美术馆中的讲解员一样，负责接待咨
询和参观过程中的导览工作。这种职
业对于中国大众来说，有多么新鲜可
想而知。张謇甚至细心到亲自拟定了
一份《博物苑观览简章》，引导参观
者建立公德意识，教育大家爱护文
物、勤于学习。其中不仅告诉公众应
该怎样参观和保护博物馆，并且对参
观者提出了成为新时代公民的道德
要求。从导览工作的种种细节，都表
现出南通博物苑在公共教育方面会
起到怎样重要的作用。
(三)“国家博物院”理想的
艰难实现——国立历史博物馆的
创办
在张謇的示范之下，越来越多晚
清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博物馆等社会
公共设施的功能问题。张之洞1907年
出任大学士之后，学者罗振玉便向他
进言，希望在各省设立一种综合性机
构“国学馆”，其中包括图书馆、博物
馆和研究院这三个主要部门。民间
的呼声和成功示范却都没有打动昏
聩的晚清政府首脑，博物馆事业从没
有被他们真正地理解和关注，所以除
南通博物苑以外，只有河北设立了一
个国货陈列所，中国人自己还并没有
建立别的公立博物馆。这种状况一直
持续到晚清宣统皇帝逊位，中华民国
建立。
1912年7月，中国第一个国立博
物馆的兴建才正式开始。中华民国临
时政府教育部以前国子监官舍为办
公地点，设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
处。当时聘来的主任为湖系南菁书院
学生胡玉缙，因为他博闻强记、通晓
中国历史。在他的主持之下，筹备中
的国立历史博物馆接收了原皇家学院
“辟雍”的礼器、书版、石刻等物品，
多达57127件。这些文物成为了这座
博物馆第一批收藏，后来博物馆又通
过购买、发掘和接受其他前朝机构
遗物，不断地扩充藏品。时至1918年
7月，胡主任去职，新到的主任是满人
彦德，比较成熟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又
迁到了天安门内故宫前部端门至午
门一带的建筑当中。以端门为正门，
午门楼上，计正楼九楹，左右各三楹，
东西两观、四亭、两庑共为百间，分
为十大陈列室。积极展开工作。彦德
工作比较得力，一直努力征集藏品、
扩充展览，很快使这座博物馆具备了
可观的规模。
张謇当时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内出任实业总长，但他仍然非常关心
国立博物馆的发展问题。1913年，张
謇发表了《国家博物院、图书馆规画
条议》，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博
物馆实业的见解。
常言道“当局者迷”，但是身处
乱世中的张謇，对于中国历代收藏的
看法，和在新旧时代更替之际设立
国家博物馆的必要性，都认识得十
分准确、深刻，超出了常人的见识，
而且对旧王朝宫室
进行就地封存、原址
改建为博物馆的想 法不但经济实用，甚
至透出了保护文化
遗产的现代意识，
对几块场地未来功
用的设计划分也都
言之有理。他对中国
值得收藏、可以获得
的物品进行了一番
盘点，如数家珍，其
爱国知识分子的形
象如在今人眼前。张
謇所提对于流落他
国的珍贵图书采取
抄录、甚至彩色影印
的方法，今天仍在使
用。更难能可贵的
是，张謇并不是一个
坐而论道的人，对于
聘请顾问和管理、研究人员，他提出
了更为重要的建议，而且非常全面，
涵盖了博物馆工作的方方面面。张
謇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博物馆事业
的巨大贡献将永载史册。
民国政府草拟了清室优待条件，
批准溥仪继续住在皇宫之中，但奉天
和热河两处行宫收归民国政府所有。
1914年在内务总长朱启钤奏报袁世
凯之后，分储两行宫的收藏都被运
抵北京。正如张謇所建议的，清官外
朝文华、武英、太和、中和、保和各殿
阁，就地改为“古物陈列所”。政府还
从美国退还的庚款中专门划拨出20
万元，建设了库房等配套设施。这年
10月，文玩、书画、典籍、陶瓷、丝绣
等20多万件古物在专业人士的审定
整理之后，组织起了数个展览，正式
向公众开放。
(四)“国家博物院”的示范
效应——博物馆制度在中国逐渐
普及
在19世纪有幸到欧美国家参观
博物馆和博览会的中国人，大多只留
下了惊讶与感慨。但是20世纪之初，
情况已经大为不相同了。1915年，美
国巴拿马举办太平洋博览会，中国代
表严智怡前往参观，归国的时候还带
回了很多印第安人的服饰和生活用
品。他希望以此为基础，扩充起更多
展品，创办一座新的博物馆，而这个
愿望竟然在第二年就实现了，这在50
年前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1916年，
直隶巡按使公署教育科主任李金藻
携天津劝业所，共同提出创办天津博
物院的建议，很快获得了社会各界的
响应与支持。这座博物馆就选址于旧
劝业道署创作院，在各方面积极配合
之下，1918年6月众人就在天津公园内
为其举办了成立展览会。
这是一个信号，中国的博物馆事
业真正起步了，博物馆对于中国社会
各界人士而言不再是遥远而陌生的
概念，对于它的诸多社会功能大家
已经获得共识，博物馆制度在中国有
条件普及了。天津博物馆之后，山西、
湖北、广东等地纷纷效仿。根据《第
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的记载，截止到
1921年，中国已有13座博物馆：北平2
所(一为历史博物馆，一为古物陈列
所)；河北2所；山东2所(一为公立，
附设于图书馆内，一为私立，英人怀
恩光所设)；山西2所(其中一为青年
会设立)；江苏2所(内有私立一所，
在南通)；湖北2所(附设于图书馆
内)；广东2所(附设于图书馆内)；云
南2所(附设于图书馆内)。
即使在时局不稳的情况下，中国
的博物馆事业正式起步之后仍然发
展很快，原本附属于图书馆的部分博
物馆，不久之后纷纷摆脱附庸地位而
独立运营。北平清朝旧宫殿建筑持续
向民众开放，自然形成了一座历史性
建筑及清宫原有珍藏为中心的博物
馆，在1925年10月10日正式宣告成立
了规模宏大的故宫博物院(后改称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1931年2月21
日，于右任、胡汉民、邵元冲等向中央
政治会议提议：“近来我国图集及古
代美术，流散于国外者甚多。拟请由
全国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就文化基
金项下，指定的款专为收购各地方精
贵之古籍书画、金石及古代美术品之
用，及以之作为中央历史博物院、美
术院之基础”。
20世纪以来博物馆事业在中国
取得的进步，为艺术博物馆、美术馆
制度的创建与成熟做了基础的铺垫，
不仅营造出重视发展公共收藏、展陈
与公共教育的社会文化环境，还积累
了宝贵的直接经验，同时培养了适应
此项工作的专门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