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木兰诗》诞生以来，木兰的故事广为流传，木兰也一直以至忠至孝、智勇双全、淡泊名利的个性特征被世人讴歌赞美，却很少有人探究隐藏在“代父从军”豪壮背后的苦泪辛酸。本文从现代文化视角重新阐释这个千古女英雄，将人物放置在时代文化大背景和个人人生抉择的矛盾冲突环境中，以《木兰诗》的故事为底本，发掘木兰“代父从军”所面临的种种境遇问题，解读木兰作为一个普通女性所面临的人生困惑。
【关键词】木兰诗；木兰；代父从军；悲剧意蕴
【中图分类号】I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011-4
自《木兰诗》诞生以来，木兰的故事广为流传，不断被各种艺术形式（诗歌、小说、戏剧、弹唱、电影等）加工演绎，木兰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性英雄人物之一。自古以来木兰一直以至忠至孝、智勇双全、淡泊名利的个性特征被世人铭记，她的传奇经历和高尚情操均被人们当作“巾帼不让须眉”的典范而讴歌赞美。尽管在人前，木兰汇聚了男权话语下所要求妇女具备的种种美德，忠、勇、廉、孝、贞，五德俱全。然而，当我们拨开所有笼罩在她身上的耀眼光环时，留给木兰的，似乎只剩下独自咀嚼自己的悲苦人生。一直以来，研究者也很少有人去探究隐藏在这一崇高形象背后的，作为女性的人生悲剧意蕴。本文从现代文化视角，将人物放置在时代文化的大背景和个人人生抉择的矛盾冲突环境中，以《木兰诗》的故事为底本，发掘木兰“代父从军”所面临的种种境遇问题，解读木兰的内心世界。
一、“代父从军”的时代文化背景
《木兰诗》最早著录于陈智匠所撰的《古今乐录》中，《乐府诗集》将其收入《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从诗中“黑山”、“燕山”等地名看，诗中反映的是东北库莫奚、契丹的战争。因此，这则故事和诗歌大约产生于北朝后期。再据诗中展现的风物人情及审美风尚，“将《木兰诗》归为鲜卑族的‘虏人歌’则较符合事实”。鲜卑族首领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北魏，开始了对北方的统一战争。到T439年，拓跋珪之孙拓跋焘统一北方，中间经历了无数次战争，从此结束了长达130余年的黄河流域的大乱，和南方的刘宋政权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然而，北魏的政局极不稳定，统一不久即发生各种叛乱，镇压后，又与刘宋汉政权进行大规模战争。北魏连年的战争导致经济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人间呈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穷兵黩武的作战策略致使成千上万的青壮年男子应征入伍参战抗敌，造成了男女人口比例的严重失衡。
在北方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入侵和占领下，也迎来了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同时促使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木兰诗》中即有比较浓重的中原汉民族儒学思想。“忠、勇、仁、义、孝、悌”，可以说，木兰是儒学理想的化身，代表了那个时代民众的普遍心理和共同情感。诗歌内容的情感旨归和审美情趣与汉民族别无二致，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角力的必然。在无数次侵扰与反侵扰过程中，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活方式不断地得到比较与取舍。进入农耕文明腹地之黄河流域的游牧民族，以征服者的姿态定居下来，如同古罗马征服古希腊，其文化却被古希腊文化征服一样，他们也往往被征服地区更高的文明所征服，逐渐改变原有生活方式，实现了由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过渡。北朝时期，原本居住塞外的鲜卑、匈奴、羯、氐、羌等诸民族，完全占领黄河流域，与当地汉民族交流、融合。北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习汉法、依汉礼，鲜卑族逐水草而徙的游牧心态转化为以土地为本的农耕心态，浑然于中国之风。《木兰诗》恰恰体现了这种过渡与转变。原生农耕文化具有稳固、保守、内敛等特质，民众心理向往安定，对故土、家庭怀有特殊的情愫，对国家天然有一种责任感。木兰虽然是少数游牧民族形象，却具有中原汉民族的特征。
二、“代父从军”的女性人生冲突
当环境逼迫个人，使个人在面对道德责任和个人需求的冲突时，经历着强烈的内心斗争。发展到极致时，人可以突破自己原有的生理和心理承受极限，完成自己平时根本不敢想更不敢做的事，事情的结局甚至会出乎个人的意料之外，即人物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有这种能耐成功完成这件事。木兰即是如此，身为闺中女子，她敢于将正当的个人需求消弭在国家的利益中，让个人幸福和需求永远缄默，这足以称为一个悲剧。然而，这种悲剧精神和西方的悲剧精神——“指人面对不可避免的生命苦难与毁灭时所表现出的强烈自我保护意识和生存欲望以及敢于同毁灭的必然性进行殊死抗争的勇气。在这种表现中，人的价值和人格力量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显示出超常性与崇高性”是迥然不同的，木兰在面对个人追求和道德伦理规范的冲突时，她的抉择是牺牲个人自由和利益而成就集体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自由和。幸福同所有阻碍自己满足个人正当需求的环境作斗争。由于文化传统不同，中国的悲剧具有中庸性质，木兰形象就是在这种中庸文化传统下产生的悲剧人物。
（一）“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从军前的去留冲突
木兰面对军贴上父亲的名字，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凭空忧虑—下，不做任何打算；一是精心筹划、说服家人、代父从军。然而每一种抉择，她都要经受一种心理煎熬，每一种抉择都有其无奈之处。
木兰一家过的是男耕女织的白丁布衣生活，“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并非鸿儒贵族之属。家中却突然“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自然会“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原来“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加上“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寥寥几句，便勾勒出战争这一巨大背景下木兰所处的困境。战争这种非常态状况的来临，让木兰陷入了原本不会发生，现在却又无法回避的——家庭责任与国家义务，侍奉双亲与尽忠为国，个人需求与社稷安危的矛盾冲突中。这种复杂的生活层面的冲突，折射于伦理层面，便表现为忠与孝、情与义、齐家与平天下等伦理价值与道德理念之间的冲突。
木兰原本是鲜卑族女子，在她身上定有少数民族所具有的善骑好射、豪放洒脱的草莽特征，她的脾性应该是自由而不受拘泥的。然而，诗中的木兰却表现出汉族女子才有的伦理特征。面对父名在上的军贴，木兰出于尽孝的立场，必然会做出“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的抉择；倘若不从，木兰必然会受封建思想观念的拘泥与折磨。何况父亲若应征入伍会性命不保，母亲年迈，家无支撑，这一家的生活也从此被打乱。若木兰代父从军，最悲哀的结局莫过于命丧战场，但是能保住父亲性命，没有了她，家里还有姐姐和弟弟在膝下尽孝，可以保证在父母有生之年的生活安定，她可以了无牵挂的放心应征，最重要的是，作为儿女中唯一学有武艺的她，可以求得良心的安慰，心胸坦荡的生活，只好将生死置之度外。一个人最大的悲哀，就是内心不能释然。倘若木兰否决从军的意念，留待闺中，也注定了她的悲苦。所以，木兰代父从军的抉择，从根本上说是民族文化融合下的产物。 （二）“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从军中的身心冲突
从军之前“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的心理冲突只是木兰心路历程的一小段。当辞父别母，踏上征途，木兰的心态和心理冲突也接踵而至。尽管在战前做准备时，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激动与豪情，但真的踏上征途后，辞父别母的恋恋不舍就已经淹没了参战的激情。“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木兰时时刻刻都回想着爷娘的呼唤声，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总是萦绕心头。这种身心折磨在“燕山胡骑鸣啾啾”之声中渐渐消退，生存或是毁灭的冲突在即将到来的作战生涯中凸显。木兰身为一个女子，必须面对自身心理和生理难以承受的挑战，她必须做好最大程度的准备来迎接没有选择性的结局。
在征战的十二年中，她自始至终都是以男性角色在军中亮相。《木兰诗》中没有对木兰在战场上的运筹帷幄作过多地描绘，只是用“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两句从侧面渲染她的胆识与智慧。然而，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木兰不能在战友面前显露半点女性特征，倘若让主帅得知她是女儿身，在战斗中将无法继续合作抗敌。因此木兰得收起女性娇滴滴的清脆嗓音，代之以男性的雄壮之音；收起女性缓步轻盈的柔软之姿，代之以男性健朗雄伟之态。穿一身战袍，将所有的女性特征隐藏在这一战袍下，从此改头换面做一个男人。即使女人可以参与到男性的社会角色中，并且可能会比男人做得更好，但是，木兰必须放弃自己的性别，借用男性的外在形式，去获得参与男性化活动的权利，并进而通过个人的努力获得和男人_样的成功，获得社会的认可和赞扬。她不能坦坦荡荡以自己的自然本性在战场上运筹帷幄，而是压抑自己的的自然本性去完成落在肩上的重担，这不能不让我们在赞美木兰立下赫赫战功的同时留下心酸的眼泪。
（三）“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从军后的在朝在野冲突
诗中仅用六句简短的话就结束了刀光剑影、哀鸿遍野的战争生活，紧接着笔锋一转就开始写木兰凯旋归来蒙恩受赏、被封为官的情节。此时的木兰面临在朝在野的境遇冲突，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冒充男性角色接受“尚书郎”的官职，在朝辅佐君主，与君主同生死共荣辱。一是辞封拒赏，解甲还家，“著我旧时裳”，待字闺中。这样，木兰的这种境遇就是一个悖论：如果倒置自己的性别，颠覆自己的角色意识在朝为官，她必须以摒弃另一半，忘掉自己是女人为代价做人，这样必然要承受灵与肉分裂的痛苦，处于做像男人一样的人与做女人的两难抉择中。在这个二元对立的模式中，前者会让她不像女人，时时刻刻在男性角色的掩盖下使自己的女性心理特征隐退。而回到女人又会失去做一个真正女人的独立自由，要忍受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与束缚。这种矛盾是一个女子难以承受的。
当然，木兰是一个封建时代的女子，或许还没有追求个人独立的觉醒意识，是战争和伦理的逼迫让木兰作出了非常人的选择，经历了非常人的人生。她在二八芳龄代父从军，一去就十二年，虽然结局没有“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那么残酷，却也葬送了自己的十二年青春，在几近三十岁才返乡。如果不是因为战争，她也会走一个年青女子在正常情况下所应走的人生之路：嫁人、生子，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一个几近三十的女英雄除了终生在家、尽孝双亲，还会有其他更好的结局吗？！因为，在朝为官意味着木兰还要继续充当男性角色，在男人世界里伪装女性的一切，压抑自己。
封建时代的女性生存面临着现实困境，凭借女性身份是难以涉足社会事务的。木兰功成身退除了伦理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现实原因。无论她多么有才华，要想实现自身的个人价值，从事社会事务，必须借助男性身份，颠覆自己的性别意识，以男性的身份特征来换取社会的认可，有时甚至要将女性的心理特征压制，刻意培养自己的男性特征以障眼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畸形现象，木兰所走过的人生历程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谬。
三、耀眼光环后的悲剧意蕴
在世人眼中，花木兰的生平事迹令人仰慕。她是一个淳朴、勤劳，既英武豪放，又美丽动人的古代杰出女英雄。她善良孝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驰骋沙场、为国家尽忠效劳，表现出深明大义、勇敢坚毅，果断的报国忠心和英雄气概。在战场上驰骋格斗时，她吃苦，像男战士一样的勇敢，说明了女子有不输于男子的勇气和才能，开辟了男女平等的新纪元。在凯旋归来后，不贪图富贵，甘愿回家孝敬双亲，过安静的生活，又表现出她淡泊名利的一面，可谓集儒家、道家思想于一身，是中国人追求自身修养的表率。
木兰之所以被塑造成一个喜剧角色，首先是因为它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用来改变世风，向世人召唤失落的孝道思想的宣传之作。她是男性话语支配范围内所能接受的完美女性。另外，由于《木兰诗》是一首民歌，无疑带有民歌质朴、纯净的风格，对女子的赞美也是民歌中经常体现的内容。然而，正因为它是民歌，它也不可能过多地介入上层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木兰功成身退、返乡事亲是乡野村民的理想选择。诗中木兰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都是无可厚非、顺理成章的，就连木兰自己说的那句“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也透露出自豪，没有体现一点悲剧色彩。
在现代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这种结局无疑是理想化的，是人们对英雄的倾慕和对幸福生活的一种憧憬和寄托。但理想终归是理想，现实生活才是最真实的。我们在关注木兰崇高一面的同时，更应该还原人物的本真，充分认识木兰从军的悲剧内涵。她在封建伦理规范下牺牲了个人正当的需求，以个人幸福为代价换取了集体生活的安定和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