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7月20日的《中日美术》第1卷第3号和同年9月17日至22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在很接近的时间相继刊登了刘海粟撰文的《上海美专十年回顾》。这所与中华民国同时诞生的学校，在十年的办学经历中形成了自己的精神内核，并在刘海粟的阐述中被精炼地提取：“因为学校的教学本来是活的，是要依着时代的发展而改进的，决不可以依着死章程去办事，美术学校的性质，更与其他学校的情形不同。况且美专之在中国，要依什么章程也无从依起，处处要自己依着实际情形实事求是去做，因此就时时发生变动。在这十年之中，可说没有一学期不在改进和建设之中，因此外面的舆论就说我们是一种‘变’的办学。在这种不息的变动之中，也许能产生一种不息研究的精神，我以为在时代思想上，当然应该要刻刻追到前面去才好。”
今天，上海的时尚地标“新天地”的背面，顺昌路550-565号已是一处嘈杂拥挤的居民住宅。此地一些年长的住家仍然清晰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刚刚搬入时，楼宇里留下的上一段历史的痕迹，一块悬挂在某间屋子门口的牌子，上面写着“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结束办事处”，它昭告着这里曾经作为一座美术学校存在过。它就是一个世纪前，由刘海粟、乌始光等人创办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美专。
1912年底，年仅16岁的刘海粟和友人乌始光等在上海乍浦路8号，创立了一所短期教授西洋绘画技法的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这一年是中华民国元年。一个古老的国家在新生中积蓄着无穷的能量，学校所处的上海，此时也已经搭建好了现代都市的构架，新的时空际会将赋予这所年轻的学校以机遇和挑战。民国二年年初，上海图画美术院开始在《申报》上陆续刊登广告，发布招生或搬迁信息。1913年7月5日的《申报》第一版登载着一则“图画美术院附设假期炭像水像速成科招生”广告：“本院藉暑假之余闲，图美术之进步，以最适用之炭像水像，用速成法教授之。自能便学者，达其登峰造极之目的。（学科）水像、炭像。（卒业）一月毕业，六月十五起，七月十五止。（纳费）全期十元。（院址）美界爱而近路六号洋房。详章至院取阅，报名从速，庶免额满见遗。院长，乌始光白。”从这则广告中可以看到学校在建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从乍浦路8号搬迁到了爱而近路6号。作为一所初创的美术学校一切还处于摸索与不稳定的阶段，教授内容也是一些简单的木炭、水彩技法以满足正在兴起的商业美术人才的市场需求。首任校长张聿光、教务长丁悚等都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商业美术师，擅长于新舞台布景画和报刊插图等，还出版有个人画集。但从1915年左右开始，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民国教育新制的需求，让学校的决策层看到了一个更为广大的需求——美术师资。1917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影响至深的文章《以美育代宗教》，主张“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刘海粟迅速响应，旋即于三个月后在学校开设了师范科，培养高小学之师资。学校的教学结构开始向学院体系转型，鼎盛时期的上海美专开设有西洋画系、中国画系、雕塑系、工艺美术系、艺术教育系、音乐系及暑期学校、绘画研究所和成美中学等。随着教学规模的扩大，对校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学校几次扩建，在最初的十余年间数次搬迁，扩容。1923年上海美专将徐家汇路斜桥附近永锡堂旧址内的老建筑改建成西洋画科新校舍，称为第一院。它的具体位置在斜桥西面、徐家汇路北、杜神父路以南的菜市路，范围就是今天的顺昌路附近。菜市路的第一院是上海美专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处校址。由于租界的土地资源稀缺，学校只能分设几处校址扩建，白云观左近、林荫路上都曾有美专校舍的所在。为了更大规模地发展学校，曾有一个宏大的建设计划，上海市档案馆保留的上海美专档案中有学校校董会议记录，在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的会议记录记载：“美专现虽有校舍数座，以校务日见扩展、学生日见增加，原有校舍不敷应用，是以计划于徐家汇自置基地，重新募建新校舍暨美术馆，以树文化之基而为一劳永逸之计。”新校址在漕河泾，占地约200亩。这个宏大计划因为1937爆发的抗战而流产。
在学校美术各系中“写生”是必不可少的课程，从“临摹”到“写生”是上海美专教学的重要转折。上海美专极重视“写生”，写生成为训练造型能力的基础课程。写生分为静物写生、风景写生，其中因为一段公案而闻名的莫过于“人体模特儿写生”。刘海粟与孙传芳的论战被演绎为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演进中“新”与“旧”的较量，“先进”与“保守”的角力。一时间，对于人体美的思考与西方人体绘画的介绍随着论战在知识和传媒领域展开，最终人体写生成为民国美术学校中普遍开设的基础课程。一年春秋两次的旅行风景写生是学校中很受欢迎的教学活动。为了组织好旅行写生，学校还专门制定旅行写生章程。由参加的西洋画系、中国画系和艺术教育系学生共同组成上海美专旅行写生队，由校长担任队长。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一览》上清晰地写明了旅行写生的组织及教学细则。杭州、南京、常熟、青岛都是学校经常选择的写生地点。每次写生完毕，都会就地举行作业展。在保留下来的上海美专教学活动的图像资料中，以旅行写生为最多。也许是因为摄影与旅行的亲密关系，无意中为这种活泼的教育形式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信息。一张上海美专写生队赴近郊龙华写生的照片，照片上方题有“丁悚摄”落款。想来，丁悚一定是此次龙华写生的带教老师。丁悚时任上海美专教务主任，平时爱好摄影，这项当时被视为时髦的爱好促成了这张上海美专早期旅行写生照片的诞生。写生是近代欧洲外光派绘画的创作手段，从巴比松到印象派、后期印象派都是以户外写生为主要方式的。而刘海粟、陈抱一、张弦等美专校长和教师都是18、19世纪欧洲外光派绘画的拥趸，因而将“写生”列入教学，并十分重视。
上海美专人才济济。西洋画系的教师有陈抱一、汪亚尘、倪贻德、潘玉良、张弦等，这些都是民国时代洋画界的重要人物。其中，倪贻德、潘玉良、张弦、刘抗、陈人浩还都是美专自己培养的学生，他们或东渡扶桑，或远涉欧洲再度深造后回到母校执教。中国画系则对在现代学校教育的模式下进行传统绘画的教习方面做出了尝试与努力。中国画系的教师中有名声赫赫的黄宾虹、潘天寿、吴茀之等，培养出了李可染，程十发等现代大家。 作为一所现代学校，在完善自我学院体系的过程中特别注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将学生的培养与新国民的塑造相结合，使教学从技能培训向审美教育转变，注重理论修养。在西洋画系中加入了美学、美术史、艺术概论等必修课，中国画系则有画论、诗学、题跋等课程，艺术教育系则开设了教育心理、教育概论等科目。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结构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学院教育。
傅雷是刘海粟第一次欧游时在法国结下的好友。受刘之邀，傅雷学成回来进入上海美专，一边担任教务秘书，一边开设理论课程。后世可能不知道以翻译《约翰·克里斯多夫》和巴尔扎克作品而名满天下的大翻译家傅雷曾经在美术理论上也很有建树。傅雷在上海美专社团——摩社的刊物《艺术旬刊》上留下了《刘海粟论》、《薰琹的梦》等艺评文章。
上海美专的教育氛围总体上是宽松活跃的，体现出刘海粟“不息的变动”的办学思想。教学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进，吐故纳新，兼收并蓄。在这样包容的环境中也培养出一个活跃多姿的学生群体，学生自治、自主组织了各种社团，定时举行活动。在上海市档案馆保存了11本上海美专毕业纪念刊，这是由毕业班同学自筹经费，编辑设计印刷的。毕业纪念刊生动地展现了毕业离别时不舍的同学情和浓浓的师生情，闪烁着学生的思想与趣味。在丰富的社团活动和相对自主的学习中，涌现出许多跨领域的人才，在以后的中国文艺界大放异彩。他们中有赵丹，《马路天使》、《林则徐》的主演；马徐维邦，《夜半歌声》、《秋海棠》的导演；吴印咸《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的摄影；许幸之，《风云儿女》的导演；赵清阁，著名女作家；沙飞，著名战地摄影师；万籁鸣、万古蟾，中国动画片鼻祖；鲁少飞，著名漫画家、《时代漫画》主编。上海美专可谓“不拘一格降人才”。
1937年，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学校陷入了战时的困顿。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稍有喘息，全面恢复教学。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1952年），在全国高校科系调整和合并的政策下，刘海粟执掌的上海美专和颜文梁创立的苏州美专及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在无锡成立华东艺专，转年又迁到南京更名为南京艺术学院。
尽管上海美专的办学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40年，但它仍然凭借自我完善的教学体系、发达的社会关系网络、决策层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校长刘海粟的长袖善舞，成为了民国时代生存时间最久的私立美术学校，是中国早期现代美术教育的一次认真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