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元年(806年)，唐宪宗李纯登上了皇位。那时，距安史之乱虽已有30多年，但朝政紊乱，水涝旱灾频繁，天下并不太平。尤其是那大大小小的藩镇，骄横跋扈，时唐王朝造成了极大威胁。据元和二年宰相李吉甫所上的《元和国计簿》记载：唐朝共23道120州，其中就有15道71州被藩镇控制。它们不向中央申报户口，不纳赋税，却要朝廷出钱养兵。这些藩镇还经常“弱则伏，强则反”，窥伺唐中央政权。仅唐德宗，就被造反的藩镇逼逃过两次。这些都给唐王朝造成沉重的财政压力和社会混乱。
这种情形，自然被号称为“小太宗”的李纯所不能容忍。因此，在主战的宰相武元衡和裴度的支持下，唐宪宗很快就把目光对准了各地藩镇。
吴元济是当时最大的藩镇之一，割据着现湖南一带的大片土地。而且，他对朝廷也最不恭顺。据统计，从吴元济干父吴少诚起30多年中，淮西就一直屡叛屡降，共造反10多次。因此，吴元济自然成了跋扈藩镇的首领。他的叛降，能直接影响到其他藩镇对唐朝廷的态度。唐宪宗遵循“打蛇打七寸”的原则，把首选目标定为淮西。元和九年，唐宪宗发兵10万，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为元帅，举起了讨伐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大旗。
元和九年秋，唐军四面包围了淮西。因为唐宪宗进剿之心坚决，严绶也不敢再像以前那样养寇自重，故淮西兵很快就尝到了败仗的滋味。在此情况下，造反老手吴元济立即跟以前一样。玩起了双手互搏术：他一方面派兵抵抗；另一方面向另两个跋扈藩镇――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和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发出求援信，请求他们向朝廷上书，赦免淮西。
李师道、王承宗虽然都与吴元济不睦，但也都清醒地意识到：若唐王朝灭了淮西，那下一个目标就会是自己。为了自身利益，他们马上上表“请赦元济”。但这时的唐宪宗决心已下，断然拒绝他们的请求。
此情形自然引起了李师道和王承宗的恐慌与不满。为了迫使唐政府从淮西撤兵，他们决定对唐政府采取恐怖行动。
那时，各地藩镇为了自身利益，都养着“刺客奸人”，仅李师道就有“数十人”。根据幕僚献策，“用兵所急，莫先粮储。今河阴院积江、淮租赋，请潜往焚之。募东都恶少数百，劫都市，焚宫阙，则朝廷未暇讨蔡，先自救腹心”。元和十年春，李师道等人向唐王朝统治地区派出许多无赖盗匪，这些人杀人掠货，抢劫财物，到处制造恐怖气氛。其中在对河阴转运院的一次行劝中，他们就“杀伤10余人，烧钱帛30余万缗匹、谷2万余斛”，造成了极大的人财损失。更严重的是，由于李师道等在行动时并不只限于军政目标，很多平民也无辜受累，因此在民间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唐王朝被迫调用许多兵力来加强治安，因而淮西的压力也就减轻了。
鉴于此，许多唐臣纷纷请求暂罢征淮兵。但唐宪宗认为这样正好落入了吴元济等的阴谋。坚决不允许。他在下令各地严密戒备的同时，进一步向淮西增派了兵力。
李师道等第一步行动没有奏效。其幕僚就再一次献策，“天子所以锐意诛蔡者，元衡赞之也，请密往刺之。元衡死，则他相不敢主其谋，争劝天子罢兵矣”。李师道对此“以为然，即资给遣之”。
元和十年六月，1天之内，两位宰相遭袭，一死一伤!这对唐王朝来说，自然是惊天大案。唐宪宗闻讯后，立即强化了反恐怖措施。首先，他下令加强保卫：“宰相出入，加金吾骑士张弦露刃以卫之，所过坊门呵索甚严”。其次，增派人力，加紧侦破。同时，唐王朝还重金悬赏，以期尽快破案。“获贼者，赏钱万缗，官五品；敢庇匿者，举族诛之”。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久神策将军王士则等检举“王承宗遣晏(恒州卒)等杀元衡”。唐政府立即派人拘捕，经过审讯后，“戊辰，斩晏等五人，杀其党十四人”。但这只是打击了王承宗的恐怖势力，李师道的恐怖网络则基本没有被触及，他们继续策划着更大的恐怖阴谋。
元和十年八月，在东都洛阳，有一名李师道手下的士兵突然到留守府告变，说李师道已秘密派人潜入洛阳，准备在明日发动叛变。东都留守吕元膺闻讯后，紧急带兵抓捕。经过审讯后才知道，李师道早在一个多月前，就陆续派人潜入东都及附近地区。他们到处收买少数民族和安史余孽，“谋焚宫阙，纵兵杀掠”。吕元膺得知此消息后自然是大惊失色。他一面紧急上报长安，一面调集军队，四处追剿。结果在数日之内，“党与死者凡数千人”。
到此时，李、王的恐怖阴谋才算失败，唐王朝的反恐怖行动也取得了彻底成功。之后，唐王朝加紧了对淮西的进攻。元和十二年终，淮西被攻克，“遂以吴元济献庙社，斩于独柳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