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朝的顶戴，就是朝冠(即官帽)上所佩饰物，又称“顶子”。官员品级不同，朝冠上的顶戴也不同。这种制度始于顺治二年(1645年)，据清・吴振械《养吉斋丛录》卷二十二载，顺治二年定百官冠制。一二三品冠皆起花金顶，上衔红宝石；四品上衔蓝宝石；五六品上衔水晶；七品则起花金顶，中嵌小蓝宝石；八品起花金顶；九品起花银顶。到了雍正四年(1726年)，又对百官冠制中的顶戴佩饰作了明确规定：一品官为顶镂花金座，中饰东珠一颗，上衔红宝石；二品官为顶镂花金座，中饰小红宝石一颗，上衔镂花珊瑚；三品官为顶镂花金座，中饰小红宝石一颗，上衔蓝宝石；四品官为顶镂花金座，中饰蓝宝石一颗，上衔青金石；五品官为顶镂花金座，中饰小蓝宝石一颗，上衔水晶石；六品官为顶镂花金座，中饰小蓝宝石一颗，上衔 磲；七品官为顶镂花金座，中饰小水晶一颗，上衔素金；八品官为镂花阴文，金顶无饰；九品官为镂花阳文，金顶无饰。以上顶戴文官武官一样，一望便可知某位官员的品级。这里需要对几个名词稍加解释。“起花”，即凸起、隆起之花。“东珠”，产于松花江及其支流的珍珠，也称“北珠”，匀圆莹白，大可半寸，小者亦如豆菽，清廷认为是最名贵的珍珠，只有王、公及一品官才有资格在官帽上佩饰。每年阴历四到八月间，采珠人乘舟下江，以所获“东珠”纳之于官，如同供赋。“镂花”，即雕刻之花。“青金石”，像玉之石，色青不透明。“砗磲”，次玉的美石。
雍正五～八年(1727～1730)，清朝庭还议定了百官凉帽、暖帽的顶戴。雍正八年以后，各品官的凉帽、暖帽顶戴形成了定制：一品用珊瑚顶；二品用起花珊瑚顶；三品用蓝宝石或蓝色玻璃，古代所说的玻璃，大抵指天然水晶石一类，非后世人工制造的玻璃；四品用青金石顶；五品用水晶石顶；六品用砗磲或白色涅玻璃；七品以下用金顶。
二
花翎即雀翎，是清代特有的冠饰，用于昭明等级和赏赐军功。如果某位官员被摘去花翎，那可是非同一般的惩处了。
追根溯源，花翎来源于明代的靛染天鹅翎。据清・吴振械《养吉斋丛录》卷二十二考证：明朝江彬在遮阳帽上，插上靛染天鹅翎为贵饰。后来明朝廷借鉴了这个做法，给贵者帽子上佩戴靛染天鹅翎、尊贵者给三翎，次者给二翎，再次者给一翎。比如，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翎，自己就感觉受到了特殊荣誉。
同明代靛染天鹅翎分为三个等级一样，清代的花翎也分为三眼、双眼、单眼三个等级。所谓“眼”，就是孔雀翎上的眼状花纹，一个圆圈就是一眼。从眼的多少可反映出该官的身份等级。眼越多越好，三眼优于双眼，双眼优于单眼。据近人朱鹏寿在《旧典备征》卷二中考证：在清代200多年的历史上，被赏赐三眼花翎者，只有傅恒、福康安、和琳、长龄、禧恩、李鸿章、徐桐7人。另据清・昭�《啸亭续录》卷一记载，大臣中被赏赐双眼花翎的也只有20余人。被赏赐三眼、双眼花翎之不易，由此可见一斑。
从下面的事例中，还可看出花翎在官员心目中有多么重要。据清末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记述，康熙年间，福建提督施琅平定台湾建功第一，康熙封他为靖海侯，可以世代承袭。但施琅上书恳辞封侯，只要像内地大臣一样能被赐戴花翎就可以了。因为当时的制度是：在外将军、提督没有给花翎的先例。康熙特旨给施琅赐戴花翎。施琅不要封侯而愿得赐一翎，可见当时的官员是多么地看重花翎。到了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诏令在外将军过去未被赏戴花翎者，可以赏戴花翎，如果改换官职则去之。嘉庆十一年(1806年)，清朝廷批准江西、山东、河南、山西等省巡抚兼提督也可赏戴花翎。
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由于国库空虚、财政匮乏，便有了捐翎的例制。一般情况下，捐纳人花7000～10000两白银，就可得到单眼花翎，但三眼、双眼花翎是不外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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