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同化 各国财政政策愈加相似 所有发达国家的政客们都在试图找出至少能在中期内平衡预算的最佳方法。但到底是削减开支还是提高税收呢？ 从美国、欧元区和经合组织（OECD）近期收支记录来看，虽然支出数据略有不同，但开支一直大于税收收入。让人惊讶的是税收数额的波动幅度很小。自1994年以来，欧元区税收收入一直保持在GDP的44.6-46.6%之间。在美国，从1970年开始，税收收入一直保持在GDP的30-35%。这一稳定性与政府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减少税收的改革有关。但这产生了一个问题：政府能得到的税收收入上限能否提高。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和资本可以离开高税收地区——如法国——避税；或者将产业设在低税收国家，如爱尔兰。税率差异明显不是唯一因素，不然的话，欧元区的税收收入不可能比美国高出14%。欧元区和美国税制最大的差异是消费税，欧洲实行高额增值税，美国没有全国性的营业税。欧洲人不可能为了逃避增值税而专门移民美国。
然而，税收最高地区和最低地区的差距正日益缩小。1994年，经合组织中5个税收最高的地区的平均税收金额是GDP的55.7%，今年为53.6%。5个税收最低的地区的平均税收金额是GDP的30.5%，今年为33%。
各国政府并不在政府支出方面相互较劲。但如果有针对税收政策的约束措施，支出水平较高国家最终得修改财政政策以应对实际情况。1994年，6个支出最多的国家的平均政府支出占GDP的59.4%，今年只占52.8%。相比之下，低支出和低收入的国家无须面对这种约束。1994年，5个支出水平最低的国家的平均开支占GDP的32.7%，今年为36.5%。总之财政政策正趋于一致。
一个合理的猜想是各国政府的财政政策会继续趋于同化。支出水平较高的欧洲国家正实施紧缩，支出水平低的国家正努力克服人口老龄化成本。在美国，政客们正为国家和地方政府面临的庞大养老金赤字斗嘴，高税收或许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熊彼特专栏：财神博物馆
企业博物馆不再沉闷
对于一座以历史为荣的城市，亚特兰大拥有许多一流博物馆。吉米·卡特博物馆纪念这位出自乔治亚州伟大的美国总统；马丁·路德·金中心颂扬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民权领袖；可口可乐世界则是世界上最大碳酸饮料的朝拜地。可口可乐世界已成为这三家博物馆中游客最多的一家，每天游客数可达2500人，每年可达100万人。可口可乐世界展示着可口可乐成长的历史，包含几千款可口可乐主题的物品，从节日里手拿一瓶可乐的欢乐圣诞老人漫画，到可口可乐限量版小猪存钱罐。独具眼光的旅行者开始把企业博物馆纳入其旅行攻略中，例如位于明尼苏达州奥斯汀附近的SPAM罐头博物馆；位于威斯康辛州的科勒设计中心等。现在，企业博物馆正渐入主流。
企业博物馆是宣传品牌的最精明的方法。只要办得好，人们就愿意付钱听你的故事。因此，许多公司已着手给企业博物馆来个大转型，把存放文档和人工制品的场所变成企业主题公园，他们开始利用历史价值给品牌镀金，以加深与客户之间的感情。哈雷戴维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企业博物馆陈列了450多部摩托车，从第一台哈雷摩托车到最新的产品。游客在这里可看到许多与大明星相关的产品，如猫王Elvis Presley的机车。把企业博物馆的营销功能发挥到极致的要算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在慕尼黑，一个巨大碗型的宝马博物馆紧挨着宝马总部。在宝马博物馆，游客可纵览整个宝马历史，从成立初期所制造的飞机引擎、摩托车、到现在的奢侈汽车。宝马博物馆与宝马世界有一条通道连接着，在宝马世界，消费者可边享用午餐，边谈论买车细节。
企业博物馆不仅是企业与客户之间的粘合剂。好时巧克力的博物馆为员工领会企业文化提供了最佳场所。哈雷戴维森利用旧式自行车陈列品激发其设计师的灵感。可口可乐世界的最后一站是叫Freestyle的小型机器，它能制售100多种可口可乐产品，带给游客一种未来感。奔驰世界把零排放汽车置于游览的最后一程。
但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不认同企业博物馆，他们认为企业博物馆是主观的，在品牌经理推出新产品前，它们在博物馆里往往会被过度粉饰。而且，企业博物馆对过去历史的展示也不够客观。但是，企业博物馆的发展说明了经营集体记忆是有利可图的。普通民众比历史学家更易抓住企业博物馆的精髓。因为，相比纪念政客的博物馆，企业博物馆的展品与普通民众的生活联系更加紧密。
《外交杂志》：经济衰退中的赢家
好莱坞：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电影市场几乎饱和，电影业将目光投向国外。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是好莱坞海外发展的最大动力，连长期抵制美国电影的宝莱坞也开始打开大门。
极端主义者：随着经济衰退，极端主义者反而大行其道，在希腊，新纳粹主义政党金色黎明党在今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近7%的选票，比2009年获得的0. 29%支持率大幅增加。
麦当劳：2008年9月，全球股市跳水，而麦当劳营业额上升了8.2%。自金融危机起，麦当劳的股价开始上扬，它调整供应商降低成本，同时为精打细算的消费者考虑。
7个国家：在经济衰退中崛起的7个国家分别是韩国、波兰、加拿大、瑞典、印尼、土耳其和墨西哥。韩国政府强调创新，补贴三星、现代等企业帮其赢得全球市场份额。得益于加拿大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削减开支、降低赤字的政策，加拿大自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时尚有空间推出财政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在衰退时期，印度尼西亚保持了4. 5%以上的年增长率，该增长依赖煤、棕榈油、锡等农矿产品以及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消费市场。土耳其成功地使其GDP和人均收入增长了近两倍，目前它是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国，还重拾了其作为欧洲和中东之间桥梁的历史地位。2011年，墨西哥的增长超过了巴西。2010年，随着工厂出口的设备数量达到创纪录水平，墨西哥创造了70多万个新就业岗位，并保持着低债务水平和通胀率。
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中，资本主义在一些亚洲国家爆炸。资本主义实际上不是衰退的受害者，这场危机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失败，但唯一的解药也是资本主义。
高等教育：经济衰退导致美国高校的财政压力增加。恢复的速度仍然很慢，办学预算和国家补贴巨额减少。虽然扩大就业机会很少，但得益于海外学生的涌入，尤其是中国、印度学生，在衰退时期，美国大学入学率的增长速度比平时更高。
《哈佛商业评论》：印度劳工教老板的事
孟买有大约五千位餐盒快递员，他们拥有令人惊叹的服务记录。在这个全世界人口第四多的城市，他们每天要运送超过13万个餐盒，一天六小时，每星期六天，极少出差错。更惊人的是，这群半文盲且自主管理的餐盒快递员，是以非常低廉的成本、不伤害生态的方式，来缔造极为卓越的绩效，而且不必使用任何资讯系统，连手机都不需要。自1890年创立以来，这项服务历经了饥荒、战争、暴雨季、宗教骚乱，以及一系列恐怖袭击。
餐盒快递员有个独立系统，以组织、管理、流程与文化为四大支柱。这四点独立存在又相辅相成。在任一天，一个餐盒都要转手好几次。早上先由一个快递员从顾客家中接收餐盒，再和其他餐盒一起送到最近的火车站，根据目的地放在不同木箱里。这时再通过火车运送到离目的地最近的车站，在那儿重新排序分类后，赶在午饭时间前送达办公室。下午时所有的步骤反向操作，餐盒被送回到顾客家中。为了使工作高效进行，餐盒快递员全体分为约200组，每组大概25人。这些小组都是当地自主形成的。如此扁平的组织架构对于低成本的快递服务非常适合。顾客每月仅支付7到9美元。
紧凑的时间安排使每个人都要能同步工作，否则的话将一片混乱。另外，当行动出错时，要能得到及时的反馈。如果一个员工在某车站卸箱子晚了，他的滞后将会立即对他人造成影响，作为后备方案的另一辆火车将会负责运送他的箱子。
送餐员的年龄段在18-65之间，没有明确的退休年龄限制。新加入的员工，很多都是现任员工的朋友或者是亲戚，送餐员基本有着相同的语言、价值观、饮食习惯和宗教信仰。送餐员只有15%的人上过初中或者是高中。送餐员的同质性是很重要的：有研究指出，员工高熟悉度、结合度以及心理上的安全感会导致低的工作出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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