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后继者不仅在由刘邦开启的权斗模式上毫无新意，甚至连他们的面目都能在那场权斗中找到本源 电影《王的盛宴》中，击败项羽夺得王位的刘邦不断做着一个噩梦：我的一生中有两个最可怕的敌人，一个是项羽，一个是韩信。他绝没想到的是，在他之后的两千年封建王权交替过程中，后来者毫无新意地重复由他开启的这个权斗样本：领导者（王）和他身边人（股肱、后宫、亲属、宦官、幕僚、卫士等）间发生的权斗游戏。
如果问刘邦“什么叫王权？”他的答案恐怕是一声长叹：“不提也罢！”因为，从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直到他逝世，8年时间，他的王权时刻处于生死存亡的严峻状态，他一直忙于扑灭此起彼伏的谋反叛乱，挑战者均是他昔日的股肱、后来的王侯。在此意义上说，他的王权观，就是没完没了地镇压身边人掀起的谋反浪潮。
短短8年，刘邦手下重大谋反12次，平均每8个月发生一起，堪称“谋反浪潮”。在此期间，除了没完没了的流血镇压，他根本无法安心做其他的事，如此乱局在皇后吕雉摄政阶段也未彻底根除，直到汉景帝刘启采纳手下谋臣晁错的削藩策，一举荡灭“七国之乱”，才算大局落定，但是，局部骚乱依然死而不僵。
在谋反浪潮中，功臣韩信的命运无疑最具标本意义。电影《王的盛宴》历史顾问、日本就实大学教授李开元说：“导演陆川之所以将‘韩信之死’作为《王的盛宴》最主要的线索来处理，是因为‘韩信被杀’这一过程可以被看成西汉王朝权斗中的顶峰。”
“飞鸟尽，良弓藏”背后是封建王朝权斗模式的定型。刘邦前的君主是秦始皇，秦始皇的天下跟刘邦不同，他的天下是祖上传下来的天下，是血缘代代继承的家天下。在这种“家天下”的政治格局中，世袭皇权是政治权力的本源，皇帝如同家族企业的老板，他任命大臣，如同雇用职工。但刘邦以及以后的开国君王们建立的帝国多数是“共天下”的格局，君臣一起打江山，当然要一块坐江山。
“如果不了解刘邦对‘王权’认知上的转变，而只是认为他个人素质出了问题，那我们就很难理解西汉发生的那场权斗真谛，乃至对整个中国历史权斗规则都会陷于迷雾。”李开元说，自汉以后，封建君王们不断重复这种权斗版本，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如朱元璋滥杀功臣、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顺治清理鳌拜，乃至告别皇权时代后蒋介石与部属的明争暗斗，君王或领导者多数要思考如何对待权臣。
学者杨丹甚至将这种自汉开启的新权斗解读为“刘邦样本”。“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位经历中央政权更迭的君主，刘邦对权力冲突的处置给后世树立了一个令人遗憾的模式。”
领导学的基本矛盾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这在任何朝代都不足为怪。杨丹说，问题是，作为最高领导者的王怎样应对这个矛盾。尤其是，处于划时代事件中的领袖刘邦对这个矛盾的应对方式，会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
显然，汉王刘邦不是一位高尚君主，他对“领导与被领导”矛盾的处置方式相当负面。如果刘邦是一位高尚君主，能够以更符合文明理性的方式应对，那么他对中国封建王朝后世君主的影响有可能相对积极。可以说，刘邦统一了后世数千年的权争坐标。可惜这是一个负面性较高的坐标，简言之：凡挡道者，无论敌友，杀无赦！
如此残酷的坐标中，“挡道者”是关键。刘邦以自己的实践昭示后世君主，所谓“挡道者”绝非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敌，而是包括好事做过头的人、抢了君主风头的人、无意中踩了君主脚跟的人、过度接近最高权力的人。也就是说，任何最靠近权力核心的人，无论善恶都有可能成为君主眼中的“挡道者”，甚至亲生父母、手足兄弟、后宫嫔妃、皇亲国戚，无一例外。
以韩信为例，他就是一位“抢了君主风头的人、无意中踩了君主脚跟的人、过度接近最高权力的人”。综观古史的相关记载，韩信本无谋反之心，只是太把自己的功劳当回事，日子一久，他成了让刘邦越想越不踏实的心病。问题是，要给韩信安上一个足以杀头的罪名，谈何容易。史料显示，甚至在夺天下尚未完成之际，刘韩关系的主旋律就是刘邦处心积虑逼反韩信，直至达到目的。总之，逼反韩信，刘邦放心——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杀韩信的理由。
凡挡道者，无论敌友，杀无赦。这种情况自汉开始，也不断在后世君臣关系中闪现。例如鳌拜，他的命运经历简直就是清朝版本的韩信。查阅《清史稿》有关记述，并无铁证显示鳌拜素怀谋反之意。但是与韩信一样，鳌拜也“太把自己的功劳当回事”，导致康熙认为鳌拜是怀有权力企图的“挡道者”，进而屡屡设局迫使鳌拜“被谋反”，然后遭灭杀。
那么，忠心报国的权臣能否从“挡道者”名单中豁免？历史给出否定的回答。例如岳飞。杨丹在其研究中描述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南宋尤其‘经难念’。因为，赵构处心积虑要巩固自己来路微妙的王位，因此，对金政策的制高点是：主权必须为王权服务。然而，岳飞的政治觉悟显然不及他对军事的理解。赵构（康王）刚上台，岳飞就上书建言力主抗金；尤其糟糕的是建言中的‘勤王’一语，意味着要把被金国掳走的徽宗、钦宗二帝救回来，更是刺到了赵构的痛处：如果二帝回来，我就只能让位了！结果，建言被打入冷宫，岳飞也因为‘越职’被降职。这样，赵构从一开始就对岳飞有了成见：赳赳武夫，只知好战，根本不知朕的心事！”可见，岳飞是“因为忠心报国，于是成为挡道者”，至于赵构会找什么借口杀掉岳飞，只是技术问题而非原则问题。
在这场对王冠的争夺游戏中，更多的还是追逐王权的狂热者。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新皇登基后发动政变取而代之的司马懿父子、改国号为周的武则天、先叛明后又反清的异姓王吴三桂、功高震主、威胁新君的清朝顾命大臣鳌拜、架空两任皇帝的慈禧太后，这些不断在中国历史上闪现的脸谱，都能在他们之前的刘邦权斗中找到角色源头。比如，垂帘听政的武则天像吕后，吴三桂像先背叛项羽、后又对刘邦造成威胁的韩信；而嗜杀武将的明太祖朱元璋更是鸟尽弓藏的汉高祖刘邦翻版。
虽然在通往王权的路上成功者寥寥，身灭者众多，但当王的欲望仍旧驱使后来者前仆后继。
杨丹在《王权的夺取和捍卫》一文中总结了自汉以来发生在中国宫廷内权斗的共性：这些挡道者甚至杀王者的身份多是君王身边人。
在中国古代君主的非正常死亡案例中，以股肱重臣为代表的君主周围力量（包括股肱、后宫、亲属、宦官、幕僚、卫士等）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多数案例都与这些人有关；真正来自外国或民间（或称，天下）的暗杀，案例稀少、成功寥寥。换言之，对领导权构成最大威胁的，来自领导团队。
相比广义“天下”，这些领导团队中的成员几乎每天都在君主身边，他们有动机、有能力、有机会发起软或者硬的权争运动。王位对这些身边人只有一步之遥，君主对他们早已不再神秘，特别是君主的缺点，早已被他们所洞悉。甚至在掌政理念上，他们也未必不如在位的君主；一旦夺取权力，他们完全可能把历史推向另外一条未必不成功的轨道。例如，李世民夺取了原本属于李建成的王位，于是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唐朝。这个版本的唐朝，未必就不如李建成心中那个未能实现的唐朝。
激烈权斗也让“君主”成了一个高危职业，古今如此，中外一致。有学者统计，中国古代帝王的平均寿命仅39岁略多。王权之争的血腥，令人惊心。君主的非正常死因包括：刀杀、毒杀、饿杀、淹杀、医杀、吓杀、淫杀、恶意气杀、被逼自杀等。死亡者从新生胎儿（未来可能的储君）到耄耋老人，无论男女一概不能幸免。某些情况下，交出权力的君主也不能获得可靠的人身安全。君主退位后由于种种原因而被追杀的案例比比皆是；这是因为，权斗结果绝非以君主的权力丧失为危机终结，而往往伴随着君主个人的生命灭除，甚至其亲友门人追随者等一并被灭除。
这种情况在国外也时有发生，莎士比亚著名戏剧《哈姆莱特》的故事内容，就是取材于欧洲版的“王权的夺取与捍卫”。在其戏剧《理查二世》中，莎翁干脆把将“王”的职业比作“死神驻节的宫廷”。甚至在今天，“王权的夺取和捍卫”也是永不退色的时尚话题，凡是以宫廷政治为主题的电视剧，必谈“王权的夺取和捍卫”。
凡挡道者，无论敌友，杀无赦。为什么悲剧反复上演？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阎步克的观点是，正是由于封建王朝的政治结构相同，权力斗争不断出现类似情况也十分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