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带队在北京报道党的十八大，天天为出彩不出错而纠结。“光棍节”午饭间，吴哲短信报喜“龙宝宝早上出世”，一席皆乐。小吴大三时在《南方日报》经济部实习，2007年毕业入职，三年后成为“十佳员工”，从实习生小吴到见习记者小吴到记者小吴再到人妻小吴，如今成功跻身人母了。
“工作没两年，我已经拥有了肚子一饿或血糖太低二话不说直接晕倒的慢性肠胃炎，还有脖子能咯吱咯吱响的颈椎炎。我经常做梦都在写稿，白花花的写稿器在眼前晃啊晃，有人在耳边喊，快交稿了你怎么还没写好，我好着急好着急，于是就惊醒了。”小吴这篇忆苦思甜的文章收在《记者不下班》（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7月）一书中。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团委主编这本“写给90后”的励志书，20位80后记者沉湎在迥异于新闻语言的个性化陈述中，真真是年少愁苦五味杂陈啊。然而字里行间，最多的还是“理想”二字。
因为理想，所以负重。《南方都市报》摄影部首席记者梁清摄影包里装有一台相机、一台DV机、一个闪光灯、三只镜头、一堆电池，终于得了肩周炎。去做理疗的时候，技师“下了个结论，我是在工地上搬砖的”。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最初的理想，也折磨得我难以入眠。”在进入《南方农村报》的最初，王宏旺感觉自己就像“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但“告别激情走向冷静”之后，仍然相信“只要怀着灿然的理想，踽踽而行之下，总会把前方一点一点照亮”。
现实坚硬，内心柔软。广州妹谭希莹在《南方都市报》工作的第五个年头成为资深记者：“记者这份工作虽然并不高薪，却已经为我实现了关于票子、房子、车子以及获得伴侣的人生规划。”《南方日报》十八大报道组的主力陈枫靠跑卫生线起家，人称“慢郎中”，他有自己的快慢观：“人这一辈子，就是四个字：‘向死而生’，终点就在那里，跑那么快干嘛？”他在“快节奏中追求慢生活、深积累”，与改革闯将吴南生老书记是忘年交，一些著名博主、计生系统的官员都被他发展成了“线人”。
十八大胜利闭幕，我收拾行李去长江商学院听课。正赶上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见中外记者，教授中断讲课，集体收看。声声入耳的是“责任”、“人民”诸词，还有那一句“打铁还须自身硬”。
新闻人自身硬不硬，系于责任，系于利益，系于理想。教授帮一企业做上市咨询，企业备了好几百万元来对付媒体“乘机敲诈”。她补了一句：“我不是说南方报业哈。”可我还是觉得脸红。
1949年10月23日《南方日报》创刊词中有一句话传诵至今：“除了中国人民和华南人民的利益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利益。”这样的利益观代代相传，养成了南方报人爱说理想的传统，并逐渐演进成为“担当、创新、包容、卓越”的南方报业文化。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孙小林自述“对打着公共利益旗号为个人利益服务的报道往往异常生气”，讨厌“热衷于炒作、追名逐利，为大利益集团所赏识”的“商人记者”。《南方周末》记者朱红军目睹“新闻理想一点一点被世俗蚕食”，自己却“混沌成了留守者的角色，偶尔还被当做永不言弃的典型”。
有人离开，更多人坚守。“理想而来，不理想而去，各自追随的是理想中的现实，而现实往往不是那么理想！”《南方日报》调查记者胡念飞在喝了N次送行酒之后，“往最内心里想，还是觉得做记者挺幸福！”
记者不下班？准确的阐释，还是书的前言——“理想不褪色，青春不散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