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来说，书信无疑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较之正式场合的言论而言，书信更真实反映出作者的思想观点。上世纪30年代丁文江、赵丰田在编辑《梁启超年谱长编》这部近80万字的巨著时，就是以梁氏与其师友的来往书信为主要资料，共有七百余通，约占全书内容的十分之八。这些书信的采用，使谱主的形象得以全面、生动地展现，为后人探究谱主生平和思想及其所处时代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正由于书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学人均有保存书信的习惯。最显著的例证是胡适，1948年底他离开北平时，在东厂胡同寓所留下了大量文稿、书信、日记等资料，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精心保管，前几年影印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数十册，就是这批宝贵的资料，其中有胡适书信近六百通，他人来信五千四百余通。耿云志所写此书《序》中指出：“此书中，最有史料价值的是书信部分”，“这无疑是了解胡适的思想和生平活动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且“细心阅读这些书信，再广泛查阅资料，在《胡适与某某》的题目下，可以写成数十本有价值的传记著作。”由此可知，这批书信对民国各领域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我的父亲顾颉刚先生历经战乱及文革劫难之后，仍给我们保留下了大量的书信。这些书信涵盖了父亲一生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这无疑为我们研究他及所处时代保存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不仅仅是书信内容，还有他对待书信的那份情感、态度，都生动地展示了一位学者的情怀。
在父亲看来，通过书信往来与师友讨论学术问题，是研究学问、推进学术事业的一种有益途径，他一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与这种研究方式是分不开的。比如上世纪20年代初与胡适、钱玄同等人讨论古史的往来书信，在父亲的治学生涯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震惊史坛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就是父亲在致钱玄同信中提出的；著名的《古史辨》第一册，就是父亲用这些信札编成的，他认为其中与胡适讨论姚际恒遗著者实乃开启他治史之门，故将此等信札置于书首。胡适在介绍《古史辨》第一册时曾说： “承顾先生的好意，把我的一封48个字的短信作为他的《古史辨》的第一篇。我这48个字居然能引出这30万字的一部大书，居然把顾先生逼上了古史的终身事业的大路上去，这是我当日梦想不到的事。”（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二册P335。）在这场讨论中，父亲之所以能推翻历代相传的古史系统，一个重要原因是胡、钱二位老师在书信中的启发和鼓励，正如父亲所说：“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一册P80。）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老师和学生在学术讨论中地位是平等的，学生并不把老师当作偶像去崇拜，正如父亲所说：“适之、玄同两先生固是我最企服的师，但我正因为没有崇拜偶像的成见，所以能真实地企服他们；若把他们当作偶像一般而去崇拜，跟了他们的脚步而作应声虫，那么，我用了同样的方式去读古书时，我也是古人的奴隶了，我还哪里能做推翻古代偶像的事业呢。”（同上，P4。）
当时有人笑称，“《古史辨》杂集各人信札发表，其性质等于《昭代名人尺牍》”，意思是批评其内容零碎、体例不谨严。但父亲以为“这个编纂法自有用处”，“因为若单把论文给人看，固然能给人一个答案，但读者们对于这个答案的印象决不能很深。”“现在我们把讨论的函件发表，固然是一堆材料，但我们的疑窦即是大家公有的疑窦，我们渐渐引出的答案即是大家由注意力之渐深而要求得到的答案。这样才可使我们提出的问题成为世间公有的问题，付诸学者共同的解决。从前人有两句诗：‘鸳鸯绣出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我们正要反其道而行之，先把金针度与人，为的是希望别人绣出更美的鸳鸯。”（《古史辨第三册自序》，《古史辨》第三册P3－4。）由此可知，父亲发表这些信札，是想将研究讨论古史的过程（或者说结论的来源）展示给读者，“借着《古史辨》的不谨严的体例来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搜集材料”（同上），希望引起大家的兴趣和注意，开动脑筋，共同来探讨，“绣出更美的鸳鸯”，这正展示了父亲将学问视为天下之公器的胸襟。综观七册《古史辨》，可知父亲随着研究讨论的深入，也不断在修正自己的观点，放弃一些不够坚强的论据。有些人抓住他早期书信中个别不严谨的论述不放，而无视他以后逐步深入的研究，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可以说，这并非学术研究所应采取的态度，同时这也是不理解父亲胸襟的表现。
20年代初父亲与胡适、俞平伯讨论《红楼梦》的往来书信，在“新红学”的开创上也起了重要作用。当时胡适作《红楼梦考证》，第一个由曹家的事实上断定这本书是作者的自述，打破了当时流行的此书是描述帝王家秘闻的观念；又从版本上考定此书是未完之作而经后人补缀的，打破了向来人们所认为的此书是一人一时之作。父亲由此文领受到研究历史的方法，并应胡适之邀，到各图书馆为其搜集补充材料，从各种志书及清初人诗文集里寻找曹家的情形。不久俞平伯也加入进来，一起讨论高鹗续书的是非。他们不断往返通信，或相互应和，或彼此驳辩，共同感受着辩论学问的乐趣。胡适常有新材料发现，而父亲和俞平伯专在此书的文本上用力，父亲说：“平伯来信，屡屡对于高鹗不得曹雪芹原意之处痛加攻击，我因为受了阎若璩辨《古文尚书》的暗示，专想寻出高鹗续作的根据，看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如何的联络。”其间俞平伯曾因病“昏昏然偃卧”，可是一收到父亲的信，“发函雒诵，如对良友，快何如之。推衾而起，索笔作答，病殆易霍然矣”，他不由称赞：“吾兄此信真药石也！”（俞平伯致顾颉刚信，1921，6，18.）在此，书信讨论的乐趣，竟成了治病的良药。这场讨论前后有半年多时间，父亲将自己与胡、俞二人的往来书信抄出，各订成二册保存。它们成就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1923年父亲为《红楼梦辨》作序时，除了谈到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开创新红学的意义之外，还谈到往来书信讨论的重要，他希望大家做学问，“也像我们一般的信札往来，尽管讨论下去”，“我们没有意气之私，为了学问，有一点疑惑的地方就毫不放过，非辩出一个大家信服的道理来总不放手，这是何等地快乐！”在此，“没有意气之私”而是“为了学问”，应该说是讨论开展的前提条件。这里同样反映出当年那种不崇拜偶像，平等和民主的氛围。
30年代初父亲与谭其骧往返书信讨论汉代州制一事，更是在学林中传为佳话。当时父亲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尧典》，所编讲义中认为《尧典》的十二州是缘于汉武帝时的制度，燕大研究院学生谭其骧对此有不同看法，课下向父亲口头提出，父亲当即要他把看法写成文字。于是谭氏查阅了有关资料，增强了对自己看法的信心，写成一信交去。父亲次日就回一长信，对其看法赞成三点，反对三点。这就激发了谭氏的兴趣和勇气，几日后去信对父亲反对的三点再次申述自己的论据。父亲又复信，同意其一点，反对二点。不久父亲将这四信加上一个附说，冠以《关于尚书研究讲义的讨论》之题，作为讲义的一部分印发给全班同学。父亲在附说中写道：“现在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对于这些时期中的分州制度，二千年来的学者再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清楚了。”50年后谭其骧回忆道：这场讨论之所以能够充分展开，“关键决不在于我这个学生敢于提出质问，而在于作为老师的顾先生对待这样一个大胆学生的态度。当我对他提出口头意见时，他既不是不予理睬，也没有马上为他自己的看法辩护，而是鼓励我把意见详细写下来。当我交给了他第一封信后，他仅仅用了一天时间，就回答了我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长信，可见他是何等重视我的意见。我两次去信，他两次回信，都肯定了我一部分意见，又否定了我另一部分意见。同意时就直率承认自己原来的看法错了，不同意时就详尽地陈述自己的论据，指出我的错误。信中的措辞是那么谦虚诚恳，绝不以权威自居，完全把我当作一个平等的讨论对手看待。这是何等真挚动人的气度！他不仅对我这个讨论对手承认自己有一部分看法是错误的，并且还要在通信结束之后把来往信件全部印发给全班同学，公之于众，这又是何等宽宏博大的胸襟！正是在顾先生这种胸襟气度的感召之下，才促使我对这个问题努力深入钻研下去”，“通过这场讨论，使我这个青年对历史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又提高了我做研究工作的能力”。（谭其骧《关于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讨论书后》，《复旦学报》1980年3期。）如同古史讨论使父亲走上终身研究古史之路一样，这场讨论也使谭其骧走上终身研究历史地理之路。
父亲的书信中，还有许多谈论工作者。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他在北平燕京大学与容庚轮流主编《燕京学报》，该刊在研究和传播中国学术文化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今被学术界列为四大国学刊物之一。当年他们二人的工作情形以及各自不同的编辑特点，在父亲致容庚信中多有反映，如：
《学报》，这两年中给弟放大范围，几乎收不住。得兄收住，甚以为幸。（1934，8，31.）
兄每谓弟为“好人”，不知天下事未有不爱士而能成功的，必须待人推心置腹，然后始可得人真实的报答。弟所作所为，以兄绳之，固然可议之处太多，但兄须知道，一班撰稿者对于《燕京学报》的归心，即是燕京大学地位崇高的表现，吃亏是看得见的，而良果是收不尽的。兄行有常轨，亦是一个做法，弟不敢菲薄。弟之舒卷随心，因机应变，兄亦不必过于斥责也。（1934，10，7.）
这里所言容庚“行有常轨”，是指其多依《学报》经费来安排稿件出版；而言自己“舒卷随心，因机应变”，是指其经常超出经费限度来出版佳作，造成本期费用不够而移至下期付清。父亲爱才如命，对学生尽力提携，鼓励他们的研究不断深入，当论文篇幅超过4万字时，便将其作为专号，在《学报》之外另行出版。据《学报简章》规定：登载之稿，或酬稿费，或赠书券与单行本，由撰稿者自己决定。父亲对于经济窘迫的学生尽量付给稿费，而自己的文章则不取稿费。1934年9月1日父亲致容庚信中言：
弟与杨向奎君合作之《三皇考》，拟亦取版税，而将版税之全部都归杨君。乞兄询彼，要否取研究所出版之书作抵，因他研究文字学，说不定要读大著也。
父亲前两年撰成《三皇考》，并请杨向奎将《道藏》中相关资料增入，杨氏于此年春间写毕后，本来秋冬间即可出版，然因父亲回杭州奔丧。遂耽搁至1936年1月才作为《燕京学报》专号之八出版。由此信可知， 《三皇考》不取稿费，全部版税归杨氏，因其当时研究文字学，或许要读容庚的古文字著作，所以父亲建议用此等书来抵版税。在此信中父亲又言：
弟亦拟请兄不取稿费，一来是我的“周急不继富”的宗旨，二来少付稿费就可多付印费，于《学报》及校印所俱有利也。
父亲不仅自己不取稿费，还劝容庚的文章亦不取稿费，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对《学报》编辑工作的无私奉献以及推进学术事业的苦心。
父亲在燕大工作期间，又与谭其骧联合燕大、北大、辅仁三校师生组织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为我国历史地理学培养了整整一代人材。这件工作完全是靠他们私人的力量来维持，父亲不仅要为学生修改稿件，还要付印刷费，当时有人批评他：“办《禹贡半月刊》是终日为他人忙，弄得自己学问毫无进步，写不出多少文章，又赔了钱，太不值得。”父亲决不相信自己的功夫是白扔的，他认为说这种话的人只是注目于个人的名利。当年父亲这种弘扬学问、培育人才和书生报国的情怀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努力，在他的书信中亦多有反映。如1935年3月28日他在致谭其骧信中谈及办刊方针时言：
我办这刊物，固要使你成名，但世界上埋没了的人才何限，可以造就的青年又何限，我们纵不能博施济众，但必应就力之所及，提拔几个，才无负于天之生才。……这样地使许多有志有为的人都能得到他的适当的名誉和地位，岂不是人生一乐？所以我们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与国家社会之不爱重人才，而欲弥补这个缺憾，我们便不得不办刊物。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而要为某一项学术的全部打算。
又如1935年10月23日他在致傅斯年信申请求援助经费时言：
弟所以创办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即是你们编《东北史纲》的扩大，希望兴起读者们收复故土的观念，为民族主义的鼓吹打一坚实的基础。……当《禹贡半月刊》初出时，不过二十余面而已，今则已放大至把九十面，而稿犹压置不少。办公本在我家里，今则张石公先生慨捐房屋，便须另有办公费。刊物经费本由会员凑集，我的北大薪也全捐在里面。现在范围扩大，便不够用。加以雇工绘地图，每月需费百元，连同印费便须二百元。我一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担负不了。本年燕大休假，本可多读些书，或写几篇长文，只为受经济的压迫，不得不把身子典给北平研究院了！
我们这学会，研究各时代的地理沿革的都有人了。……在民族史方面，研究满蒙回藏的也都有人，……这两件事情做得好，我们这辈念书人总算对于我们的国家民族有了相当的贡献，不必以“缓急无所济”自愧了。
可是，我们有了这一个赤心，如何可以贡献于国家？这就有劳兄等的扶助。换句话说，弟教书多年，已训练好许多可以从事学问的青年，我创设这个机关就是要使这班青年对于工作有兴趣，有自信心，而且大家有一共同的目标，……政府或私人应当维持这个机关，使得这班青年有点安慰，虽在痛苦之中而仍可不消释前进的勇气。……弟之敢办这个性质专门的半月刊，也就因为有燕大研究生作后盾；这半月刊的进展，也就是研究生的学力的进展。燕大如此，别的大学的研究生当然也如此；只因无人提倡，遂渐就消沉而已。兄之地位，正在提倡者之列，“登高而呼，所及者远”，弟之有挚望于兄者在此。
现在学术界公认，父亲带领禹贡学会同人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的工作，为我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基础，为我国学术史赋予了新生命。那么，这些书信就是当年他们在重重困难中挣扎前进的见证。
另外，父亲书信中还有不少涉及他对社会、家庭的看法，涉及他的日常生活和外出旅行，涉及亲情友情和爱情……总之，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书信内容有如他的自传。同时，这些书信也反映了他所处的学术界文化界众多同人的历史，以及他所处社会和时代的历史。从辛亥革命时期开始，直至去世前数日，七十年岁月流迁，读后使人有沧海桑田之感慨。父亲深知书信所具有的这种史料价值，不仅是家人和师友的来信要保存，他自己的信凡认为有价值者在发出之前也要誊写副本保存。他任教于燕京大学时，成府蒋家胡同寓所中有一只巨大的木橱，专门存放书信；这些书信分别按人按年理好，捆成许多包。当抗战爆发后，父亲为避日人追捕，只身逃离北平，这批信札和书稿一齐存入燕大校务长司徒雷登住宅的地窖中。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人接管燕京大学，这批资料尽被其劫去，令父亲痛惜万分，他在日记中说：“稿件、信札等则有十余岁至四十余岁三十年中积累也。”“予数十年之心血化为云烟矣。”（1942，6，7.）
二十多年后，父亲积存的信札又有若干箱若干柜，然而在“文革”中再次遭受巨大损失。运动初起，父亲即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斗，中学红卫兵来家“破四旧”时烧毁信札数千通；此后，我母亲顾虑剩余书信中有不合时宜之言，害怕被人拿去当做罪证，入冬后借生炉子取暖之机又分批烧掉，为此父亲屡屡与母亲冲突。当时情景父亲在日记中多有记录：“整理旧信札，分别去留。”“对于无谓之求荐、求稿及述其个人私事者自愿弃去，而于文史略有关系者则欲保留一部分，以作我生史事之纪念。”“予一生所得他人信札，均不废弃，仿机关档案例保存。今当破四旧之际，静秋（即母亲）力劝毁之，予不忍尽烧，思保留一点论学者，用是又生争吵。予置在燕大之信札，抗战时为日寇所夺，久以为不复见矣，而今日整理，竟有抗战前旧信在（如王国维、钱玄同等），想以置在禹贡学会，故得存也。予欲多留，而静秋不许，何其忍也！”“火光熊熊，使予心痛。”（1966，11，末－12，2.）这里所说“竟有抗战前旧信在”，是因当年父亲创办的禹贡学会后迁入北平城内西四红罗厂，他有一部分书稿存在那里，得以保存下来。在“文革”风暴狂扫中国大地之时，社会上原有的价值观念完全被颠覆，人的尊严已被粉碎，父亲被打倒并且受到游街戴高帽的人身侮辱。即使这样，他仍旧在内心坚守着自己在学术上的价值观念，为书信的保存而与家人争斗。
次年“文革”陷于派性斗争，无暇顾及被打倒之人，父亲便将一年来所想到的古史问题记入笔记，其中录有40年前王国维的来信，他在日记中说：“抄王静安先生四十年前与我之信入册。”“静秋检出予所存信札，欲尽焚之，予谓其中有王国维与我论《顾命》信，求其为我留下，得允。”（1967，3，27.）由此可知，上年父亲所留的信札再次面临被焚的命运，他顾虑它们的安全，及时将其抄入笔记，以保存内容。在父亲一生所记二百册读书笔记中，经常记有师友来信中有关学术问题的见解，而这一次却不同往常：以往笔记是用毛笔写在毛边纸的簿子上，而此时这种簿子已绝迹，父亲只能用钢笔记在小学生作文本上；并且他在抄录之后还将信藏了起来。十多年之后，我整理父亲遗稿时，起初未见到王国维来信，后来无意中发觉在父亲一册线装大日记簿的封底折页里藏有纸张，小心抽出一看，不料竟是王氏来信！看来父亲当年在自顾不暇的困境中，为这些信件的保存很是动了一番脑筋，到处都是天翻地覆，哪里有保险之处？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自然只有日记簿是最佳选择：薄薄数笺藏入折页，他人轻易不会发现；而且日记是父亲生命史的记录，如同他的档案，他自己不会毁掉，任何人也不能随意毁掉。这年底，父亲的全部日记以及书稿被单位专案组取去审查，以后他不断地经受了政治批斗和疾病折磨，可谓九死一生。待劫难过去，恢复工作的权利后，他已是百骸皆衰了，体力和精力大不如前；从单位索回被拿走的书稿、日记、笔记时，他忘记了这份收藏，一次他与顾廷龙先生谈起“文革”中信件的损失时，曾叹道：“顶顶可惜的是王国维的几封信！”他以为它们已经失去了。这几页信札，捧在手中几乎感觉不出重量，但在那个毁灭文化的年月里，它们寄托了父亲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情感，这分量又是何等沉重啊！
经过战乱和文革动乱几次大劫难之后，父亲保留的书信或许仅余下九牛之一毛了。在目前我收集到的近两千通父亲所写信中，除了他自己保留者外，还有收信人及其后人或保管部门提供的复印件。如上面所述致容庚信，就是容氏精心保存的，他将数十通父亲之信裱为两大册，其去世后由子女捐入广州中山图书馆，前两年他们得知我编辑父亲书信集，即鼎力相助，全部复印赠我，令我感激不尽。还有数十通父亲致闻宥信，亦是两年前其子提供的复印件，并告知它们的来历：当1949年后闻氏由四川调北京工作时，将千余页旧信暂存在川大张永言处，写信人中有赴台湾及国外者。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闻氏曾嘱张氏将这批书信销毁，却不料张氏没有听从，而是冒着风险一直保留下来，交还闻家。张氏的所作所为，同样体现出可敬可佩的学者情怀！听说闻宥所留的这批书信将要出版，希望能早日问世，为民国史研究的资料宝库中增添新的财富。 （选自《东方文化》200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