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登翰(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范方从1956年(当时范方十七八岁)开始写作，一直到2003年他告别这个世界，在近半个世纪的诗歌历程中，他真的随着时代的冲刷，接受了很多方面的影响。早期他跟蔡其矫学习惠特曼，如昨天朗诵会上我们听到的《森林在召唤我》，后来受民歌影响，然后一直到80年代以后，他受台湾现代诗，特别是洛夫先生的诗的影响，整个诗风有了很大改变。从80年代到他逝世也有二十多年时间，其间他在寻找中国现代诗的现代艺术手法如何和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结合。范方做了一系列执着艰苦的探索。他的这些诗歌历程、他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他探索当中的种种经验于我们应是一种启迪。
蔡其矫(著名诗人)：
参加这次活动，感慨不止万千。现代诗不被理解啊，可是，范方诗歌朗诵会却来了那么多人，这证明，范方在这里生根落脚，《还魂草》在这里散布。
范方说，以泪铸剑。以泪铸剑是什么?就是诗。诗歌是要用眼泪来铸造的啊!
纪念范方。他生前的文字是无声的，在诗歌界默默无名。他的诗很短，这是现代诗的特点，是优点，也是缺点。太浓缩了，太精了，听起来不好懂。一首歌可以唱好几遍，如果他的诗朗诵两遍，印象就更深刻了。
什么叫现代诗?就是“有意味的显示”。意，是意义、意思；味，是韵味、味道。要达到有意味，就要强化，因此，它要求快速度，高浓缩，大跨度地变换。而且要写自己经历过的有感触的，这样才会深刻。
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新诗研究中心教授)：
关于诗歌与生命，我们都讲范方是用生命来写诗的，诗是他的生命。诗在他的生命里头占有绝对，甚至是全部的位置；他的诗歌与生命相连，他把生命和他的人生体验写到诗里头。生命的体验是诗歌的档案，或者说诗歌就是他的生命档案。范方有一种探索、变化的精神，一种对诗歌探索的精神。我要讲这么一种情况：从八十年代中期，尤其九十年代以后，大陆诗歌界随着社会转型和诗歌探索路线的不同之后，诗人与生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纯粹的职业诗人越来越少，诗歌在他们生命里占有一定地位而非全部地位，过去所谓意义的承担已经消退，我警惕这种变化的趋势。很多诗人那里，诗歌已经变成一种语言的游戏，或者说变成自娱自乐的方式。那么，范方先生给我们的启示则是：在当今诗歌位置降低的情况下，我们心里仍应怀有对诗歌纯正性的追求。
陈仲义(厦门城市大学中文系教授、诗歌评论家)：
范方是中国大陆最早一批新古典主义写作的代表之一。在中国古典诗歌与台湾现代诗的交汇点上，他找到了自己成功的写作路径。我觉得他诗里有两大成分：一是中国诗的风骨、气韵，二是台湾现代诗的经验营养。两者交融，很好解决了传统与现代的纠缠，形成新古典主义的写作维度。
如果再借用中国古典诗话两个词组，我想把范方的风格归入包孕与峻峭。
包孕即指他生命的情态(包括生命的悲苦压抑)经常处于蓄势待发，或引而不发像弓张养弦那样，不是直泻式的表达而是内聚内敛，十几行字高度浓缩在精选的意象里，感觉他是把五指弯曲收成一个拳头，再击打出去，有如等待中爆开的石榴。
峻峭，峻指他的语言精工；峭指他的运思过程不时出现“转弯”“突变”动能(势能)，用台湾现代诗的术语叫“逆挽”。应该说范方是属于苦吟诗人，总是反复捶打锻炼。他的峻峭，像溶洞的钟乳石，经水滴的积淀磨蚀而起峭拔。
洛 夫(台湾著名诗人)：
1990年，福建举办第一届海峡两岸诗歌节，在座的李锡奇、古月、刘登翰都参加了，其中就有范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范方是个内敛的人，从不多言。我们相处了好几天，没有在诗歌方面作过深谈。可是，我回到台湾后，他给我写信，我才从他信中了解到他对诗歌的概念。我们谈到最多的是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如何有机地结合和融汇，然后在诗的创作中加以实验。
很多朋友都说，范方的诗受我的影响，我宁可说这是两岸、两个不同的诗人的一种心灵的交会，一种灵智相互撞击下的火花。我当然也非常高兴，非常惊喜地发现我的一些关于诗歌的概念，能够在海峡对岸另一个诗人的心中得到回响和呼应。
在我们通信之中，他问我什么时候到三明访问，说这里有许多写诗的朋友。我说要等机缘，机缘到了，我自然会过来了。可是现在机缘到了，我来了，他却走了。他失约了。
范方为人很谦卑，他的作风非常低调，他的诗不是那么普遍化，不是受少男少女们很喜欢的那种诗人，所以，他没有得到别人的大力推动。我来之前，查看了好几本全国性的选集，希望能找到他的名字，但是很失望，没找到。我想起了北方的另一个诗人：昌耀。北方的昌耀，南方的范方，从我个人的欣赏趣味来说，从诗歌的创作成就上看，他们两者并没有很大的差距。我也喜欢昌耀的诗，但我更喜欢范方的诗。但是，他们死后，两者的待遇非常不平衡，现在评论昌耀多而且评价很高，如果中国选三个大诗人的话，昌耀一定是其中的一个，但是选一百个诗人，不一定有范方。这是很不公平的。
这本书的扉页上有几句话很好，我相信是刘登翰写的，因为他最了解范方。他说：“范方毕生致力于现代诗艺术的探索，在会通诗的现代意识和古典意境上作出了富有个性化的创造。”这一点很重要，是“个性化的创造”，向我们推荐了“一个来自民间的现代诗人”。
我觉得超拔浊世的高阔视野很重要。他的诗许多年轻人可能不喜欢。诗有两种，一种是介入的诗，也就是介入现实，介入整个国家、民族命运，这是一种诗。还有一种是写个人的，超然的诗，前者像杜甫这一类诗人，后者像王维这一类诗人。后者的诗以意境取胜，它的题材虽不涉及国家社会那么大的范围，但我们读了他的诗以后，不仅仅体味到它的美，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而且心灵得到提升。这就是范方“关注人生而又超拔浊世的高阔视野和丰富内心”。
其实我们两个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跟他之间是忘年之交。昨天我在他的诗歌朗诵会上，即兴写了一首《钟声―――悼范方》给他，朗诵时，我情不自禁，感到十分难过。我来，要和他喝酒谈诗，他却走了，非常痛惜。
郭志杰(《福建文学》编辑部主任)：
有价值的诗人都是可重新认识的诗人。范方的诗中，空间是压缩的，时间是压缩的，文字更是压缩的，范方的诗无所不包，从自然界到精神世界：“动和静，都为豪语，双掌如风……顺也是时序，逆也是时序”(《无题》)，诗人看出一切的辉煌或挫折都处在时间的限定之中，人一生都在流浪，都在寻找。还魂草以其自身的存在价值与自始至终的恒定性，给诗人带来活生生的启示录。诗人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们重新认识他，显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他的形象特征仍似当初，陌生的是他的诗的世界还有许多待开垦的天地。
也许，我们的认识仅仅是个开始。
古 剑(香港著名作家、《文学世纪》主编)：
范方的诗歌从唐宋诗词中吸取了营养，他的诗歌语言受台湾现代诗的影响较重。三明诗群因为范方的缘故，他们也有所启发，受到了启发，然后消化、转化。一个诗人有没有读过好诗真的是不一样。福建的条件很好，便于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这次的交流是很有必要的，还要加强更为本土化的文化交流。
我一向认为，中国诗人要继承传统，完全否定传统是不对的，不可以的。但我觉得要从传统里面走出来，这一点，范方做得比较好。他的比较好的诗都吸收了古诗词的传统，里面有许多古诗的意象，范方把它演化为现代诗的句子。化的现象，在唐宋诗词里面不少。对诗改造，化他为我，都是很好的。
(本段由詹昌政整理，未经古剑先生审阅。)
宋 瑜(《台港文学选刊》副主编)：
范方先生现代诗的处理和表达都比较独特。范方先生作为诗人的内在品格，如果形容洛夫先生为“诗魔”，他则为“诗侠”。范方先生写诗如同以泪铸剑，他的写作独立，但不是对社会不关心，而是更深地审视这个社会。
范方先生的写作有两个阶段：极左阶段，他对苦难的认识，使得诗歌有着个人内在精神的执着追求；后来，进入现代世界物化阶段，他的诗歌悲思化，审视这个社会。诗人诗学方面，内容与想像有着无限的追寻。深度模式的写作，不是简单描述社会生活，而是对生活有着深切的感受，用心地表达。用心陈述对自己带来启示的一切，好的诗歌是内在的，经过积淀，积累经验，剖开自己的内心，不畏左右。
张国治(台湾著名诗人)：
我在台湾首次收到范方诗集《还魂草》，便有了一种全然回归到阅读文本本身的自由，从阅读经验来说，我之所以形容极端熟悉而陌生，不时有种欣喜和惊喜的亲切感，大抵来自于对其语言、意象的运用，和题材表现的形式、结构，甚至诗里的意韵和声籁，和台湾某些前辈的处理在某些程度上有若干相似之处。范方的诗是容易进入其情境的，他的意象精华、质朴，语言节制，语感自然，他并没有所谓古典与现代的冲突，明朗晦涩之拔河，创新与实验之矛盾，这一切因素，到了他笔下，便一切都解决了，浑然天成，不显痕迹，偶有不慎，那就是语意重厚太多，或流行语出现的不当。
詹昌政(三明日报副刊部主任)：
范方是一个热心于文化传承的人。三明的年轻诗人都得到过他的指点，他指点的方式很独特：大家一起喝酒、泡茶聊天，好像除了诗歌没有别的东西好谈；还有一点就是写信，诗信来往频繁。他这样面对面、手把手地把他对诗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经验传承给我们。就这样，形成了一群把诗歌当作精神追求的“三明诗群”。这是富有衍生力的一群，他们和范方一样，追求纯粹。
(责任编辑 泓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