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如果有一类作家是要挑战世界的，她属于另一类：安抚世界的。这十年她写了大量关注底层真实处境的短篇小说，她写农民工、钟点工、票贩子，共至妓女、小偷，唯一理由就是希望这些小人物也能过上好日子。
“春草”原型打动了我
梅柏青(以下简称“梅”)：很多台都在播你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春草》，很佩服你讲故事的能力，把一个农村女人的命运写得扣人心弦。你一直生活在部队大院，可以说叫“养尊处优”，怎么想到要写这个最底层的小人物呢?
裘山山(以下简称“裘”)：你要去写某一种人，并不是说你生活上要贴近他们，其实是心的贴近、感情上的贴近，你想关注他们，或者更进一步说你希望他们过上好日子。我的小说叫《春草开花》，意思就是草也能开花，小人物也要过好日子。
梅：春草那么有性格。完全是一个小人物的奋斗史，这个人物有原型吗?
裘：有原型，而且是原型打动了我。她丈夫是我老家的一个亲戚。那次我回杭州。她到我妈家里来，腰上一大串钥匙，在六七家做钟点工。来了以后她就说，最近身体不好，有一点尿血。我妈问她有没有住院。她说打两针就算了。她舍不得住院，一住院这几家工作就黄了。我在一旁听了很感动。后来听父母讲了一些她的情况，她和丈夫早年做买卖发了，房子也盖起了，后来因为发了就大意了，把钱――包括借来的钱――投给一个老板，结果被骗了。人家每天找她还债，她就把那栋楼抵了债，一家人到杭州闯天下。她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成为城里人，过上好日子。后来我每次回家都打听她的情况。她在我脑子里慢慢成型了，就是一个百折不挠的女人，发起来受挫，发起来又受挫，吃尽苦头，但绝不放弃。当时想写一个中国的“阿信”，但是她和阿信不同，到最后也没有成功，始终没有过上好日子。
梅：她现在的生活怎样?
裘：今年春节我回杭州，她来我们家拜年。今年她特别高兴，她告诉我父母她首付了一套二手房，儿子的工作也稳定了，女儿上高一了。然后她突然跟我说，那天我看电视(当时是浙江台在播《春草》)，我一看那个叫“春草”的，背着大包小包挤火车，她说哎呀，那不是我吗，带了很多被面到北方去卖。她说这话的时候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她说后来才知道，就是山山姐姐写的呀。
梅：她很感动?
裘：对，当时我心里还有点不安，我想万一她不希望我写呢?结果她很激动，还觉得她的经历不值得写。我说你那么能干，很值得写呀!她说我不能干，我没有春草能干，但我老公比何水远好。当然春草是经过了我再创作的。当时最让我感慨的是，我说你看我手头没有电视剧碟片送你。我爸说，家里还有一本《春草开花》的书。我说对对对，送你一本书吧。她马上就说，不要给我，我也不认字。我一下想起她完全不识字，当时心里很有些酸楚。还是我妈解的围，我妈说你不认字，就让你老公念给你听。我签了名送给她，她拿着书很高兴回去了。过了一会，她又叮叮咚咚跑来，给我送来一块她腌的盐肉，她要谢我(笑)。
浙江女人很聪明很坚韧
梅：你长期在四川生活，为什么把春草的故事放在浙江?
裘：一个是原型是浙江女人，再一个是我认为浙江女人特别勤劳，能吃苦。
梅：北方女人也很勤劳。
裘：怎么也赶不上浙江女人。北方因为天冷。一年有很多时间都待在屋里；南方一年四季都得做，没有冬眠期。我经常形容，南方的树都比北方辛苦。北方的树冬天不长叶子了，可以休息，南方的树冬天都得生长。另外浙江女人很聪明，而且很坚韧。你看她大字不识一个，她能做生意，所有的账都记在脑子里，就靠心算，靠脑子。我好多朋友都说，在美国、在欧洲、在哪儿经常会遇到浙江女人做生意，一句英语都不会，她就敢走出去，胆大、敢闯。我去西藏，很偏僻的山路上，路边的店铺就是浙江女人开的，缝纫店啊、小饭馆啊。
梅：你父母的家乡是哪个地方?
裘：我父亲是浙江绍兴的，母亲是浙江金华的。
梅：都是很能干的地方啊。
裘：对，我妈就属于这种，能干。那个年代，经济那么困难。我妈在家里简直是无所不能。
梅：你妈妈是做什么的?
裘：原来是报社的编辑，1958年当了右派就回家了。我们家里几乎所有吃的东西都是我妈做，饼干、汽水、米花糖、发豆芽、豆豉、榨菜、醪糟、南方菜、北方面食，她通通都会。我和我姐姐所有衣服都是我妈做的，她会缝纫，会织毛衣，会纳鞋底，没有我妈不能做的。我爸是铁路工程师，常年不在家，我们一家就靠他那点工资，这要非常会过才行。我觉得这就是浙江女人，她们身上有一种韧性，就跟草一样，你怎么踩它，它还是要发芽(笑)。
梅：这可能是你作为女性作家对女人特有的敏感。你不是女-权主义者吧?
裘：你看我像吗?我是希望女人要有这个韧性，因为女人确实比男人活得不容易，女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要比男性更能承受，事实上女^是非常坚韧的。我从来不打女权主义旗号，但春草应该是女性的赞歌，是吧(笑)?
梅：其实春草这样的女人在中国太多了，中国妇女身上都有春草的影子。
裘：对，我更欣赏她面对苦难的执著、掘强、不服输，这样的女人才有真正的独立和坚强。你看我们周围很多很娇气、很脆弱的女孩子，一点点挫折就觉得不得了，她们真是不知道农村女人真实的生存状况，她们和春草完全是生活在两个世界。
我想给人温暖，不想往狠里写
梅：采访前读过你的几个短篇，都是写城市底层女性的，什么下岗女工、打工妹、妓女、孤寡老太太等等，读你的小说有一种贴着地皮走的现实感。
裘：我还写过小偷、流浪汉，写过票贩子(笑)。
梅：但是在反映底层生活上，你又给出一种暖色调，比如《教我如何不想他》，也是干干净净的，写得不像妓女与嫖客。
裘：你确实感到干干净净的吗?
梅：是，还有一种人性的光辉。
裘：有人说我写东西不狠，过于温情，或者说不深刻，他们认为要写丑，揭示人性恶，才是深刻的。我不反对鞭挞丑恶，文学应该有这样的追求，但是每个作家的成长经历、天性、个性、情愫、文化修养不同，造成了他不一样的文学追求。我希望文学应该是给人温暖、给人抚慰、给人滋润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多很糟糕很丑恶的东西了，我不想我的作品再来增加那些东西。比如你刚才说的《教我如何不想他》，那个年近四十的单身下岗女工，为了给儿子交学费，铤而走险去卖身。本来是一个非常悲伤、非常绝望的事情，可我就不想往狠里写。可能这就是我这样的小说家的天性。
梅：其实你这个短篇弥漫着一种温情，挺感人的。 [ 2 ] 裘：这实际上是我的愿望。我就让她和一个善良的农民工相遇了，让他们相互安慰，获得一点点温暖。我对他们没有丝毫的歧视，而是很平和地面对。我用这个下岗女工的话说，她在这个世界上有父母，有兄妹，有儿子，也曾经有丈夫，但是关心她的只有这个陌生的人。因为生活艰难以后，她父母也顾不上问她一句，丈夫更是跑得没影了，她儿子成天就是说：妈，学校要交这个线、交那个钱。我觉得这个是很真实的，这个陌生人的关心对她非常重要。问题不在于她下岗，而是她太孤独了，太没有^关心她了，她太缺少爱了，以至对这个农民工产生了感情。最后农民工摔断了腿，这个女人要用自己卖身得来的钱帮他一把。
梅：读到这里感到一种温暖的心酸，你怎么想到要去写这一类题材?
裘：其实就是朋友的一句话。一次和朋友聊天，她几年前就下岗回家了，她说找工作很难，尤其是中年妇女。她说她听说好多大企业的下岗女工有去卖淫的。我当时很吃惊。我说怎么个卖法呢?她说有很多农民工是找不起小姐的，但是他们常年在外需要解决性生活问题。有需求就有市场，就在城乡结合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形成了这个市场，就有下岗女工到那儿去“晃”，农民工到那里去找。
梅：你还是很好奇的?
裘：一种酸楚的好奇。但是这就需要作家的虚构能力了，并不是说我就一定要到那个城乡结合部去，没有，我至今不知道那地方在哪儿(笑)。
梅：我也读过一些写底层苦难的作品，读你的小说是温暖的、悲悯的，比如这一篇，但是你这样写会不会消解了矛盾、填平了沟壑?
裘：小说是我对生活的设问。我会去揣摩，这些下岗女人和农民工是怎么交往的?她们是什么样的心情?但是当事情从现实走到我脑子时，已经和原来很不一样了。我认为小说家不应该完全去迎合生活，应该写出自己心中的生活，我认为生活是可以这样的，我写妓女唯一的理由就是希望她们也能过上好日子。她们已经落到很底层，很痛苦了，我还是想让她遇到一个对她很好的人，哪怕很短暂，也不要让她一辈子无望(笑)。
关注底层是一种本能
梅：我看你的《野草疯长》，写了一个挺浪漫的美容院打工妹，屡屡被男人辜负，你没有指责男人，似乎对那些女孩子还有一点点指责?
裘：也不是简单的指责。我去美容院洗脸，发现那些小姑娘很不稳定，隔段时间就不在了。一问，怀孩子了，或者结婚了。美容院都是女孩子，闲聊时她们给我抱怨交不到男友。有一个女孩长得漂漂亮亮的。她说她有孩子了，我说这么快就有孩子?她说哎呀……你会觉得她们挺不当回事的。我用《野草疯长》这个标题，是想写青春期的女孩子，有时会像野草一样旺盛，她那种蓬勃的生命力，自己都把握不住，有时候把自己伤害了。
梅：比起军旅题材，我想读者可能更喜欢你写底层的作品，为什么你对部队大院以外的小人物那么感兴趣?
裘：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我的前世也是春草这样的女人吧(笑)。
梅：说说你小时候的经历?
裘：我给朋友开玩笑说，我小时候也过过苦日子呀。如果一定要从经历上找因素，我们家也曾经生活很困难，特别是1970年到重庆后，我爸调到大巴山修铁路，我妈做临时工，我们住在北碚一个工厂宿舍里，生活很拮据。我那时也攒牙膏皮和桔子皮去卖，还打牛草卖，卖了一毛八分钱。那时候家里吃饭连饭桌都没有，菜就摆在凳子上，人坐在更小的凳子上。我穿的衣服都是打补丁的，鞋底常常是磨穿了的。
梅：你这个经历很一般了，我感觉可能是在人陛和教养方面使你更倾向于关注下层的人。
裘：我自己总结了一下，越是年长以后越关注普通人。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写爱情小说，写知识女性，像《爱情传奇》《城市情人》等等，和现在的小说完全不同。大概四十岁以后就比较关注社会下层了，这十年写了大量底层人物的小说，写农民工、钟点工、票贩子、流浪汉，甚至撤女、小偷，而且这些还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选载率也很高。我写他们唯一的理由，就是希望底层这些小人物也能够过上好日子。
梅：可能跟这几年社会明显分层有关系，你为底层平民代言，传达他们生存的艰难和不幸，我想是值得全社会尊重的。
裘：其实这就是一个本能，就是会注意到他们，就是会有兴趣，我的创作基本是跟着感觉走的。评论家说我很多短篇都是写的小人物，或者底层，实际上我写小说，写的是“这个人”，我从来不想他是哪类人。我只是对“这一个”发生了兴趣，只是碰巧了，我发生兴趣的的都在底层。或者这样说，我是比较关注女性的，只不过好多是底层的女性(笑)。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