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托马斯・吉姆斯・布莱登・麦克格拉斯,出生在澳大利亚西北沿海塔斯马尼亚岛的温亚德小镇。那儿一年里有九个月刮大风,阴冷潮湿的风如同僵尸之吻。我们家是那种典型的爱尔兰天主教工人家庭。父亲嗜酒,每个周五发了薪水就去酒吧喝到关门,他那干惯粗活的拳头喝醉后可不是吃素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平日那六天里,他也经常挥着拳头,对我上头上脸。母亲忍辱负重。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她无心拿我和父亲作对,但我却有意长得活脱脱是我父亲的一个缩小版。事实上,打十八岁之后,我就没再长个,始终停留在一米五七。我完全理解母亲的失望。她已经尽力了,顾我们吃,顾我们穿,还得付各种账单,而父亲每周那微薄的工资不是去了酒吧就是换了酒回家喝,几乎都付给伯格斯酿酒厂了。父母老来得子,就生了我一个。那年母亲三十九岁,父亲四十六岁。
房子是父亲中彩得来的。如果他没买那张彩票,估计我们得一辈子住在桥墩下。从我们家往上数五户就是皮萨・塞维斯基的家了。老天造孽,竟然一棍子打出个这么丑的人。从外表上看,强调一下是外表上,他是我见过的最丑的人。人高马大,膀阔腰圆,蓬着一头亮红的头发,没有一缕顺溜的,估计是某个腺体出了问题。红色的眉毛像两把巨大的刷子,连鼻孔里也长着数量可观的红毛,乍一看,还以为是特意蓄了胡子。他戴着啤酒瓶底那么厚的镜片,往往就用胶带往正中一贴,把两个镜片连上。忘了提他的头皮屑了,从来没见过人有他那么多的头屑,这让他的头看上去就像那种糖果店里撒了糖霜的巨大红雪球。村里人都当他是“二愣”。许多孩子,还有些上了岁数不知好歹的人,都拿他取笑。可他却是种菜种瓜的好手,他卖的瓜果蔬菜是我吃到过最棒的。他也捕鱼,为镇上的快餐店供货。平日里,他还会开着他的老福特车四处收空啤酒瓶。我们家的那些空酒瓶都是他收去的。他把空酒瓶送到收购站换些小钱,一便士一个。唯一听他提起过的亲人是他的父母。在他二十一岁时不幸遭遇车祸双双去世。那年我刚出生。听村里人说,他们是“二战”结束后移民过来的波兰人,他父亲是工程师,曾在岛上中西部的核电站工作。
1953年的一天,我遇上了皮萨・塞维斯基。那年我四岁,身高才及他膝盖。那天我以全速从家里逃出来,迎面撞上了出门正转身抬腿的皮萨,我一下被撂倒在地,像散落下的一袋土豆。我鼻子摔破了,嘴唇也摔裂了,血流不止,像个被绑赴刑场的小猪,就剩喘气的分了。皮萨温柔地把我抱进他家。他的家结实又严密,四周的篱笆墙有六米高。若不是打开的这扇和墙一样高的篱笆门,你别想通过任何缝隙看到外面,我不由害怕得惊叫起来。皮萨并不介意,他平静地安抚我,还打来了热水和毛巾为我擦洗。他说,流这点血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大脑里有足够的血以便维持脑力劳动。
“你是汤姆吧?”我简直无法相信这轻柔的问话会出自这么个大脑袋。
我说是。
“我是康瑞德・塞维斯基,但是这儿的人都叫我皮萨,”他说,“就连我老爸老妈也叫我皮萨,所以这名字应该很合适我。”
皮萨在波兰语里是“饺子”的意思。
他握了握我的手,几乎捏住了我半根胳膊。天,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手!他说,“汤姆”这个名字对一个小孩来说太平常了,“我不如叫你‘汤姆船长’吧,简称‘船长’如何?”他问。从此,他就没叫过我别的什么名字,而我也就成了他的“船长”。
“我自己酿了一种酒,美味无敌,”他边说边从冰箱里倒出两杯黑黑的汁水,自己两口喝完,又把另一杯递给我。我小心翼翼地闻了闻,呷了一小口。老天,我敢说这是我迄今为止尝过的最美味的饮料。它让人精神振奋,诱惑难挡。
“报告船长,这是西番莲果汁,我自己榨的。”他说。
我又要了杯果汁,全然忘记了自己的破鼻子和嘴唇。我已经不记得后来又和他聊了些什么,但在回家的路上。我想着他对我说话的态度,还真没把我当作一个小毛孩子。虽然我是个聪明孩子,可“平等”这个词,当时确实还没有在我的词汇表里出现过。
打那以后,我和皮萨在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对我来说去哪儿都比待在家挨打好,况且妈妈似乎也希望我走得远远的。在我上学前,皮萨教会了我读书和认字。他有很多书,比我认识的任何人的都多。从墙这头到墙那头,从这屋到那屋,满满三大间屋子到处都是书。只有一间屋子他始终锁着,当然那也是我最好奇的一间。但皮萨说,等有一天我准备好了,他才会带我进去。
在我们友谊之初,有个“喜鹊表演”让我难以忘怀。一天下午,皮萨开着他的废瓶收购车经过我们家门前。见我在家便停下车,招呼我过去。
“我说船长,明天一早太阳升起前来我家,我有一样特殊的东西给你看。先别急着问我是什么,来了就知道了。”他激动得抖了我一身头皮屑。
如果你对一个小男孩这么说,我敢打赌他准会上钩。第二天,我醒得特别早,洗漱完毕就巴巴地等着清晨那一缕微光。总算无尽的黑夜慢慢退去,我脚蹬弹簧般三步两步就到了他家。为了节约时间,我瞅准侧边篱笆墙的一个空当,一扭身钻进了院子。屋子的前门打开着,“我在卧室,船长。”他在里面说。
我走进屋。看见他坐在单人床边,两眼望着窗外的花园,怀里抱着一瓶未开封的牛奶,封口是那种软金属盖(不知道那时候用的是不是铝箔)。
“看见土豆地中间那两块板了吗?”皮萨问。
我顺势看去,只见土豆地中央的确放了两块薄板。各有六十厘米见方。相隔三十厘米一字排开。右边那块板上有一堆小石子,大约有三十多粒:左边那块上――什么也没有。我抬眼看了看皮萨,一脸茫然。
“船长,”他大声说,“演出马上开始!你呆在这儿别动!”他蹑手蹑脚地走进花园,把那瓶牛奶放到左边的那块板正中。然后又轻轻地退回屋里,和我一起并排坐在床沿。虽然我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但我记得当时不由得和他一样激动起来。
“等着。好戏就要开场了,要保持绝对安静。”他说。
卧室的窗子敞开着,百叶窗帘高高卷起。就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飞来一只大喜鹊,停在了左边那块板上。它啄破了牛奶瓶盖,开始喝瓶里的牛奶。当它的嘴够不到牛奶的时候,它跳到对面那块板上,叼起了一块小石子。
“它想干嘛?”我问皮萨。
“嘘,船长,看仔细了。”
只见大喜鹊叼着小石子,踱回左边,将石子轻轻投进了牛奶瓶。它这样投了六七次,直至牛奶溢上来,它的嘴又能够到。它就这样重复着它的小把戏――用填小石子的方法喝牛奶――喝饱后才恋恋不舍地飞走。
“瞧。船长,谁说鸟儿笨来着?我特意放了些石子来节省它的时间。即便没有那些石子,它一定也会自己飞去找来的。”皮萨说。
说实在的,那天清晨的经历让我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酷”,用当时最时髦的话来形容都不过分。
两年后,我们的友谊突飞猛进。那年我六岁,已经上学。有一天,我嗓子疼,母亲带我去看医生。就今天看来,那乡村医生全部的医学知识,都刻不满一只鹦鹉膝盖。
医生说我扁桃体发炎了,要摘除,附带周边的一些淋巴结也会在手术中剔除。这种病放到今天, 根本不需要做这样的手术。我常想,多少健康的扁桃体被扔进了医院的垃圾箱啊。因为要手术,我不得不住进了温亚德医院。我父亲竟然还背着我规定“不准探望”,连妈妈来也不成,说是为了培养我的“男子汉”性格。所以,我就这样被丢在了医院的病床上,一连三天他们都没来看过我。
第一天下午,我问护士,他们把我那些东西割掉的时候疼不疼。“哦,不疼。你会睡得死死的。‘氯仿’(麻醉剂)会来照顾你的。”她说。
我却把“氯仿”听成了“吕芳”。吕太太是我们的街坊邻居,瘦得像把耙子,留着一头直至腰际的灰白乱发,猩红的胎记布满了整个左脸。所有孩子,当然包括我,都以为她是个女巫。我想像吕太太走过来,手里举着榔头,嘴里呜哩哇啦地念着咒语。我哪里经历过这等恐怖。我努力不让自己睡去,但瞌睡最终还是把我打倒了。
第二天早上,我被推进手术室。一想到吕太太就要来了,我便撕心裂肺地不停哭喊。听到他们“倒数计十”,然后“谢天谢地”一片漆黑。出了手术室,我觉得自己全身瘫软,有下地狱般的疼痛,唯一的安慰是明白吕太太不会来了。但是,看到我同病房的另外两个孩子每天都有家人无微不至的照料,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第二天我醒来,发现右手心里有样东西。那是一只小小的深蓝色丝绒盒子,我最喜欢的颜色。那盒子精致得如同出自珠宝商之手。打开盒子,里面有块金属牌,嵌在白色的硬纸板中间。顶端系着三根深蓝色的缎带。铜牌正面端端正正刻着:“致汤姆船长,因为勇敢。1955年4月15日,星期五。”反面刻着:“由皮萨・塞维斯基颁发。”我不禁大哭起来,用尽全力握着手里的盒子。两位护士不得不过来,轻声地安慰我。
“因为他的父母没来探望他,”其中一个说,“像他们这样的人真不配有孩子。”
她并没猜中。我哭是因为那一刻,年幼的心发现了真正的“善”。后来皮萨还来探望过我两次。他说是在凌晨三点悄悄进来把盒子放在我手里的,那时楼面的值班护士睡得正熟。
从那刻起,我和皮萨・塞维斯基的友谊超越了任何障碍,无论是同伴的压力还是代沟――随你用现在任何时髦的名词来划分――都无法阻断我们之间交往。当然,我也有自己同龄的玩伴,做过每个男孩都会做的傻事,但我一有空就会和皮萨呆在一起。人们总是取笑他,叫他“胖子”。他从不记仇。他身壮如牛,照理揍那一群无赖一点都没问题。
他教会我如何拆装汽车引擎,如何换刹车,还教会我如何钓鱼。我俩经常去大洋码头钓鱼,他称之为我们的“瑞典式自助餐厅”。我们通常会同时放下几根鱼线,有的铅锤直放到水底,有的放到一半水深,还有的根本就不挂铅锤。鱼儿不时上钩,我们忙得不亦乐乎。我们捕到过澳洲�、鳕鱼、扁鱼、梭鱼、橡皮鱼等等,名堂多得数不过来。皮萨用的鱼饵非常特别,似乎没有哪种鱼能够抵挡诱惑。想知道鱼饵是什么做的吗?那可是我和皮萨之间的秘密,但我可以告诉你那秘方至今有效。皮萨还教会了我如何感谢生活,如何看待人生的价值,以及对文学无尽的热爱,这一切直至今天都让我受益匪浅。我始终记得他在屋里用雷鸣般的声音朗诵莎士比亚独白的情景。
我十岁的一天,皮萨带我去了他的菜园。那里闻上去臭烘烘的,他解释说因为改造了下水管道,用下水浇园子,才使他种的蔬菜和水果鲜美无比,供不应求。
“我告诉你,船长,”他说,“许多人取笑我‘胖子’塞维斯基,但他们不知道这辈子可是吃着我的大便长大的呢。”
我俩为此都笑得直不起腰来,虽然后来我一看到蔬菜就心里发毛。
不过,他的菜园里真的充满了奇迹。在那里我第一次“真正”看见了大自然。你一定也记得自己小时候如同“盲人”般度过的岁月。可能经年累月地面对一样美丽的东西,却从来没往心里去。然后有一天,你突然“看见”了那些你视而不见的东西。
皮萨把六棵不同苹果树的枝条嫁接到一棵乔纳森苹果树上,培育出一棵能长出七种不同苹果的果树,有红苹果、黄苹果,还有绿苹果。嫁接可是个复杂活儿,树枝的斜口必须削得恰到好处才能让新枝“长”到乔纳森的枝干上。每次嫁接都得花上不少时间,但皮萨说:“干嘛要七棵树呢?我们只要在每个枝条上花些时间,就能得到一棵超级大苹果树,然后精心培育,让它结出七种不同的口味的苹果,岂不是更好?”
哦,这个老土,我可不这样想。
也就在那一天,皮萨向我打开了他那间始终上锁的房间。我其实在几年前就不再纠结于此,因为他从不让步。打开门锁的刹那,我不禁屏住呼吸。那是一间铺了木地板的大房间(感觉与其他铺了地毯的房间不同些),里面堆满了有关UFO和外星人的资料图片,说不定是地球上有关UFO的最大私人收藏。屋子里有他和世界各地人的通信,所有信件都按日期和国籍分门别类地放在两个橱柜里,每个橱柜有四个拴着归档链的大抽屉。墙的四面是他自己打的木质书架,顶天立地,放满了书和杂志,都是有关UFO的。UFO这个词原本并不存在,那玩意本身也许就不存在。可是皮萨对那些来自外星系的生物深信不疑,他对UFO的热情同样也感染了我。
“好好看看我,船长,”他说,“我今年三十一岁了。那么多年来我自力更生,努力生活。但我是个难看的大块头,怎么也减不了肥。每次我照镜子的时候。就连自己的映像也似乎要别转头去,不愿看我。如果有外星人来找我,我会跟了他们去。我常听到他们说话。在我的脑子里。他们说那儿有更好的生活。”
我虽然人小,也知道他那是痴人说梦。但他对不明飞行物的执著,让我打心眼里佩服,也随之迷恋起UFO来。
不久,他开车带我去了一个名叫修克斯贝尔的地方。那是一片荒野,人迹罕至。车子开过萨默塞特镇,在默维尔西街右拐。穿过瑞吉利和海克利尔镇。沿着乌纳街开到尽头才是修克斯贝尔。当时的修克斯贝尔还不算小镇,只是个地名而已。零星地散布着几户农家,大片的牧场,更远些是未开垦的森林山地。牧场离开公路有二百米,没有栅栏,中间突起个土丘,圆形平顶,长满了草。我猜它有九米高,绕一圈大约八十米,还算不上是座平顶山,却足以俯瞰四周。
我们下车穿过牧场走向土丘,在距离二十米远的地方,皮萨示意我停下,指给我看一个虽然褪去但仍隐约可见的焦痕。我们沿着烧焦的痕迹,竟然绕着土丘走出了个正圆。随后我们爬上了山顶。
“这就是奇迹发生的地方,船长,”皮萨对我说,“外星人以前来过这里。他们一定还会再来的。可是为什么选在修克斯贝尔呢?这我可说不上了。”
他顺手掏出星象图、量角器什么的,指给我看那个明显做了X的记号。在后来的六年间,我们无数次来到这个我称为“皮萨山”的地方。我们通常在夏天或初秋天气晴好的时候开车过去,不然非,得冻僵不可。我们在山顶的平地上仰望星空,皮萨指给我看那些肉眼可见的行星和星座。他对天空的了解就如同他对土地的了解,简直就是如数家珍。他用形象的比喻让我理解了宇宙之大。我还记得第一次他指给我看的一颗星星。简直太神奇了, 我一连四五个晚上跟着他来到皮萨山顶,在地上铺上毛毯,就这么仰面躺着直直地看那颗星星。
“你知道光的速度有多快吗?”他问我。
“不知道。”我实话实说。
“光速以每秒十八万六千英里的速度传播。那些星星,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这颗,离我们都如此之远,这一秒我们所见到的光,是它千百万年,乃至亿万年以前发出的光了。”他说。
谁还会看科幻小说。科学本身就充满了奇幻色彩,不是吗?多年后,老师在课堂上提到了光速,却远不如那晚皮萨告诉我时给我的震撼。
十六岁那年,我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比同龄人提早了一年。中学毕业那天,我去了皮萨家。告诉他我想离开家,离开这个海岛,去大陆闯荡。没想到他双手赞同。
“温亚德和你那个家都太小了,配不上你。你会出人头地的。”他说。
于是,我订了两周后去墨尔本的船票。那是个星期五,我收拾完行李,包括那份尤其重要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趁妈妈去买东西时去了皮萨家。我把自己的书都撂在他的屋子里。希望他能在我找到住处后慢慢寄给我。那时,我的藏书也不少了。我还把我的小白兔连同它的窝都搬到了皮萨家。它是个可爱的小家伙,我叫它“红宝石”。我只在自家的信箱里留了张便条给父母,从此便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也没有收到过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皮萨开着那辆老爷车送我去了客运码头。我们相拥道别,就像一对紧紧吸附在一起的海笠贝――他属于“大金刚”科。而我属于没法长高的“大拇指”科。
我揣着百十来块钱来到了墨尔本。是我十四岁之前挨家挨户送报纸挣的,外加后来我把捕到的鱼以及我的小兔崽崽卖给肉店赚到的一些钱。我在墨尔本郊外的欧孟德租了间宿舍,然后就开始在街上找活干。我总能时不时地找到份勤工俭学的活。除了汽车修理和捕鱼的活计,皮萨还教给我一些基础的木工手艺、电器修理和管道维修知识,所以我可算得上是心灵手巧。毕业后,我幸运地找到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固定工作。
在我和皮萨分开的第一年,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写信给对方,后来改为每周一次通信。我很快与一个当地女孩登记结婚了,甚至没有请伴郎。然后我们有了两个女儿(现在女儿们又给我添了三个外孙)。虽然我常把孩子们的照片夹在信里寄给皮萨,却从没带他们回去见上一面。一则,我自己有太多重要的事要做;二则,在塔斯马尼亚,除了皮萨,那儿有我太多痛苦的家庭回忆。女儿们八岁和六岁的时候,我和她们的母亲也离婚了。从皮萨这方面来说,他也不愿离开温亚德岛,尤其不愿离开那座在修克斯贝尔的平顶山。
到1985年的夏天,我已经在悉尼置业,并且开了自己的公司。我现在可算是个电器工程师,生意不错,还雇了二十五名员工。我主要处理一些行政上的杂事,并且负责挑选一些重大的客户合同,偶然也还会上工地亲自操刀,秘书替我打理大部分公函,除了那些做了记号的私人信件。一个周一的早晨,我去公司上班,桌上放了三封私人信件。其中一个信封上那细致熟悉的字体让我的脑袋“嗡”地一下胀大。皮萨向来都把信寄到我家,而不是办公室,而且从未在信封上标上“私人秘函”的字样。我注意到信件是周五从温亚德寄出的。我双手颤抖着撕开信封,一块金属圆牌露了出来,完美地镶嵌在白色的硬纸板上。铜牌顶端系着三根深蓝色缎带。铜牌正面刻着:“致汤姆船长,为了友谊。1985年1月14日,星期一。”反面刻着:“由皮萨・塞维斯基颁发”。那个星期一正是1月14日。
我径直来到秘书桌前,让她替我订最早一班飞往塔斯马尼亚岛温亚德镇的航班。那时温亚德已经建了机场。我告诉她我要请一个星期的假,让她把客户约会尽可能移交给两个高级合伙人。我先飞到了墨尔本,下午三点坐上了飞往温亚德的航班,途中在巴斯湾上空遇到了暴风雨。直至今日我都记得那场被我称作“皮萨”的暴风雨,因为那晚的暴风雨来得实在太诡秘。飞机不得不转道在朗斯通降落,我也不得不从那儿再打车前往温亚德。暴风雨过后,一轮满月出现在夏季迷人的夜空,那绝对是一轮在文人笔下充满了的诗情画意的满月。
我径直来到皮萨家。在经过自家门口的时候,我的心竟然怦怦狂跳。父母已过世,父亲身前早将房子变卖换酒喝了。我为他们各自的葬礼埋单,但没有回来参加葬礼。皮萨的家也早就破落了,家里没人,他的小货车也没在院子里(我知道他还开那辆旧车)。大约晚上八点半了,我回到镇上登记了一家汽车旅馆,心里已经有了下一步打算。我租了辆车径直开往修克斯贝尔的“皮萨山”。不出所料,皮萨的老爷车就停在离平顶山不远的公路边。他坐在山顶,一轮满月高挂在他身后,在周围形成了一圈神圣的光环。那光环由三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颜色组成,每一圈光带都有大约一英寸那么宽,柔和地包裹着他的身体。最里面一圈是一种轻柔的淡紫色,中间那圈类似于某种热带鱼身上罕见的荧光蓝,最外面是亮白色,不同寻常的白。对我来说,这三种颜色代表了忠诚、希望和快乐。
此情此景不禁让我脊柱颤动,震颤直达心扉,直抵我的灵魂深处。远处的皮萨看似一点也没变老,还是1953年我初见他的模样。我站在那里,呆若木鸡。这时,常听人说的通灵感应发生了,我听到了两百多米之外的皮萨那钟鸣般的嗓音在我脑海中响起,他说:“谢谢船长,你来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时候到了,我该走了,你也该走了。”
我试图和他交流,但是无能为力。如果这正是皮萨所愿,我愿遵从。我回到车上掉头开回了汽车旅馆,没有回头再看一眼。坐在车里,我泪流满面。
二十四年后的今天我终于写下了这个故事,我想我是最后一个看到皮萨・塞维斯基的人。当地警方最初把他列入了失踪人员名单。如果他们试图找他的话,那绝对是白费力气。皮萨・塞维斯基没有失踪。他是被找到了,被外星人找到了。
我提前退了休,在悉尼北部的高湾买了一间依山傍水的农舍,可以俯瞰郝克斯贝尔河全景。我独自一人住着,有时会去翠丝国家公园的林中散步。大约六个月前,我去一条蹊径方便,发现地面上一个烧焦的痕迹。我随即循着焦痕,竟然走出了一个巨大的正圆。那绝对是一场不同寻常的林间大火在自然界留下的痕迹。从此,我经常去那里独自绕圈冥想。说不定有那么一天,我不知道。
如果你在某个诡异的时刻开车经过乡间,也许你会看到天空有异物飞过并闪烁着强烈的奇异光芒,你要知道那决不是什么夜航飞机,那千真万确是一艘UFO。千万别想着用手机或跑到附近的电话亭打电话通知警方,或者更糟糕的是通报媒体。你应该大按车喇叭,打开车前灯,摇下车窗,大声欢呼并且挥舞手臂。因为那很有可能是皮萨・塞维斯基驾着飞船回来了,他会带给你一个来自外星球的消息。
那是一条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消息,也是我们地球上善良的人们千百年来都不断在相互重复的一句话:“我们为和平而来。”
推荐访问: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