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组织就如同人体的“噬菌体”，但是，谁又知道FBI、CIA、KGB、GRU……等机构，他们由谁控制?他们权力有多大? 苏联情报人员高度集中
苏联的情报机构高度集中，汇总为“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它等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联邦调查局”(FBI)、“国家安全局”(NSA)，再加上“秘密:情报局”(SS)的总和。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两个部门，主管内部安全的是“政治安全局”，这个“海外情报局”和军方的“中央情报指挥部”(GRU)实力伯仲。它们总计用人加上线民多达70万人，这样庞大的体系，只接受“领袖”的领导，没有任何外在的监督。一位西方的苏联问题学者即说过:“苏联的领袖和情报部门的关系，像是一个人情钢索，必须有高度艺术的政治手腕才能得心应手。”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需要情报组织。情报组织如同人体的“噬菌体”，它能吞噬外来的细菌，但在没有外来细菌时，这种组织为了自己的增殖，就会吞噬正常的细胞。情报工作均属秘密勤务工作，由于它的秘密性，它通常都是“小单位运作”，任何小单位都可能肩负异常重大的秘密任务，稍有操持不当，就会闯下极大的灾难。甚至造成国家性质或国际性质的政治变化。
滥权事件相继揭发
最近几年以来，有关情报机构滥权的事件相继被揭发。
例如，1988年美国和巴拿马交恶，美国军方情报单位为了制造战力介入的事实，乃策动一个巴拿马人瓦利斯，唆使他组织一个30人的小团体在巴拿马运河闹事，那么，美国即能按照1977年的“巴拿马运河条约”以航行权堪虑的理由出兵。事机不巧，瓦利斯被巴拿马“GZ军事情报局”逮捕，并召开记者会将指令公开，使得美国在国际社会上丢丑。
又如，1989年初美苏联合在莫斯科召开“古巴危机学术讨论会”，美国昔日的一些密件被公开。1962年时，美国为了颠覆古巴，“中央情报局”接受了肯尼迪总统的指令，由蓝斯岱准将订定了一个称为“�计划”的武力介入计划，几乎造成了核子大战。蓝斯岱准将也是当年吸收被马可仕刺杀的艾奎诺进入中情局的牵线人，也是美国中情局早期介入越战的先驱者。
再如，1986年，美国一架运输机在尼加拉瓜被击落，最后发现，它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颠覆尼加拉瓜计划的一部分。此案当时惊动世界，也使“中央情报局”再度丢丑。
情报人员一流水准
像英美等国的情报特务机构，已可算是第一流的情报机构。在英国，它的M―5年多来一直有个传统――它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从剑桥大学及牛津大学等“统治者训练班”毕业的(菲尔比当年就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在美国，诸如“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中层以上的干部差不多也都是常春藤盟校等“统治者训练班”毕业。但也正因这些人自以为是统治者的优越感，他们在掌握了具有最大权力的情报机构后，就发挥了“按自己意志，为世界造形象”的本能；于是，滥权、颠覆他国政府、镇压本国人民不服等行为遂不断地发生。
这种情况在苏联亦然。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最近几十年来，所征召的差不多都是苏联第一流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待遇高，有超过平均水准的住屋配给，有固定假期和前往外国旅行的特权。
最高统治者直接指挥
由于情报机构在本质上很特殊，因而世界各国都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派用情报部门的首长，并由自己来指挥。在苏联，没有国会及舆论的起码监督，这种监督的权力只得用两种形式来表现:一是靠领导人的能力与政治艺术，通常都是领导人任用亲信为情报特务首长，由其再任用亲信分担次级职务。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组织状态上呈现出垂直的“亲信化”即是证明。情报部门的“亲信化”可以使这个部门的效忠无可怀疑，同时也可从事“家长式”的管理。
除了“亲信化”之外，另一种监督形态则是将情报部门二元化或多元化，使其权力分散，相互制衡，真正的统治者即可执简驱繁，稳坐江山。当然，这种监督形式，统治者必须有高度的敏锐性和权威性，才能免于各级情报人员自行运转、自作决定，闯下大祸。
至于欧美国家，表面上，情报部门除了领袖的领导外，尚可以接受国会及舆论的监督，但从实际情况而言，却不如此单纯。美国近年来的表现即是证明――情报人员和国会及舆论界的关系，乃是一种永恒的斗争场域。
里根缩小监督权力
里根上台后，这位前总统为了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世界，任用了“中央情报局”前身“战略情报处”(OSS)时代曾担任过“驻伦敦情报站”站长的凯西为局长，给了凯西极大的权力，除此之外，里根政府并在策略上将外在的监督权力设法缩小。他的具体作法有:
①由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恶名昭彰，他的海外工作遂大量设置新的“隐形机构”。例如，他为了渗透伊朗，设置了“外国作业组”，这个组织稍后改名为“情报支援活动组织”。除此之外，他又增设“特勤旅”，这个组织稍后又增设了一个叫到“海雾”的组织，由军方及“中情局”联合组织，专门以直升机向被渗透国挺进。而后又设了“快速反应小组”从事反情报工作。紧接于此，他又增设了一个高层次的“黄果组织”，乃是由“中情局”在陆军中的特别人士负责。至于陆军方面，也新设了“情报及安全指挥部”和反恐怖主义的“三角武装部队”。所有这些组织都不在国会监督范围，其实操作者仍是“中情局”和军部。
②里根政府为了抵制新闻界援用“资讯自由流通法案”取得官方文件，他不能否定该法案，遂开始从事内部手脚，改变官方档案的机密区分，使官方文件不再外流，从而舆论的监督功能也大减。
③里根为了压制异议声浪，开始援用1952年冷战时代通过、早已束诸高阁的“麦卡兰――华尔特法案”，限制有不利影响的外国人士入境，甚至连外国环保电影也不准入境。除此之外，他又责令“联邦调查局”，对前往古巴湖泊钓鱼的渔民处以重刑；对前往尼加拉瓜旅游的人进行约谈；甚至中学生为了友谊和研究，写信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也都约谈列管；从事科技研究者若涉及国防问题，发表或透露出去，也要被追诉。
④除了对内力求摆脱监督外，里根政府任内，“中情局”预算每年增长17%左右，超过一切部门，在作法上也极力扩张，例如时时在作颠覆伊朗及利比亚的工作，大力支援尼加拉瓜反桑定政权的游击队，大量透过中情局派遣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传教士至中南美洲，去和当地的“解放神学”作“信徒夺战”，等等。
权力愈大脱控愈多
由里根政府任内的情报部门权力扩张，可以看出，统治者以及情报部门都有脱出控制的可能，而且情报部门也都时时在寻找脱出监督范围的努力。当情报部门权力愈大，脱控愈多，那么它造成的灾难也就可能愈大。
(晓礼摘自《资料卡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