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天，有时我坐在白夜的环形院坝上，会看见小竹、安柯和他们的女儿一起走过来。他们个头都差不多，看起来年龄也差不多，脸上笑吟吟的表情也差不多，我会上去打招呼：“你们三兄妹去哪儿啊？”
这时，三兄妹的表情略为不同：小竹和安柯都得意地抬头微笑，他们的女儿则害羞地低头微笑。
小竹的生日是与白夜的开业时间同一天，因此，白夜开张以来，他的生日差不多都是与白夜的周年庆一起度过的。一年中，也是这一天，通常他都会喝到要么很放松、要么大醉的边缘。但无论如何，他也要撑到十二点钟之后，因为第二天是何多苓的生日。他说：他一定要十二点钟后，敬何多苓一杯酒。他要把这两个生日连接起来，才放心离去。十年来，差不多年年如此。
何小竹脾气温和，处事随和，所以我很愿意与他一起搞一些活动。我们俩合作的第一次活动，就是《白夜•橡皮电影周》。当时他与乌青是倡议者，他俩也是代表橡皮的合作者。但是轮到快要开展时，何小竹病了，乌青去了北京，剩下我和戴红忙得一塌糊涂。小竹后来颇有歉意，于是写文章时，大大地吹捧了一下这次活动。后来我们又搞了那次著名的失败活动：被取消的诗歌节。他再次把自己降到协助的位置上，但事实上，他作了很多事，并且，从容不迫。不像我和戴红，在重大决策时互相埋怨，吵到口干。除了成功的独立电影周和失败而“合理”的诗歌节之外，我们还合作过出版，其成果是他在出版社上了九个月的班；而我第一次在我的家乡出了一本正版书《纽约•纽约以西》，连这个名字都是合作的结果。
2006年底，我写了《我和白夜》中的一篇文章《马松》，把它发在《白夜俱乐部》的论坛上。小竹读后留言：“马哥们儿被你写得活灵活现，是一篇精彩的文章”。
隔天见到小竹，他又说：“马松被你写绝了”。
我回答：“因为马松本身太有趣了。”
小竹说：“是的，如果是写我，就没那么好玩，我就没那么有趣。”
好像是要印证这句话，当天晚上，何小竹就让我们见识了他有趣的一面。
那天，小竹的舅舅到成都来，说是要见见小竹的朋友们。我当时想：小竹舅舅一定很年轻。因为我的舅舅绝对不会想见我的朋友。晚饭是在成都一家普通餐厅，小竹舅舅果然很年轻。说他年轻，不是因为外表，而是因为心。饭桌上，他比在座的任何人更像诗人。五个饭碗被他并列一起，他像倒茶一样依次将高度的白酒倾入碗中。那架势、那豪气不下于大碗喝酒的梁山好汉，也不下于像梁山好汉一样喝大碗酒的马松。据称，小竹舅舅正在写《粮食的故事》，对粮食一事甚为敏感，因而不知何故，将在座的年轻人称为：“你们这些糟塌粮食的人”。
小竹和他的舅舅不像甥舅，倒像兄弟。像兄弟一样说话，不分轻重，像兄弟一样争论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像兄弟一样互相关心、勾肩搭背。席间，小竹舅舅一直在高谈阔论，并不时地向在座的年轻人推杯送盏，弄得在场的诗人个个显得平庸。
何小竹写过一首诗《黉门街79号》，第一句是：“很少有人将黉字的音读正确”。这首很“非非”的诗描述了他的舅舅：
我的舅舅来过这条街
他是唯一见面就将街名读正确的人
这是他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
优越之处
我们去了79号旁边一家馆子喝酒
要了两个炒菜一个汤
这位曾经培养我喝酒的前辈
以批评的口吻对我说
你的酒量还不行
当天晚宴上，何小竹再次谈到黉门街的读法，和他舅舅的正确读法。他舅舅在干掉第三瓶白酒时，果然对他说：“你的酒量还不行。”不知是不是因为舅舅的激将法，何小竹当天夜里一反常态，喝得大醉，与他同醉的是并不常喝酒的朋友李忠茂。当我们一行与舅舅一起来到白夜时，二人进入状态。先是何小竹不断地谈到舅舅对他的影响，然后，是李忠茂申请为我表演麒派京剧，因为他早就听说我喜欢戏曲。当舅舅若无其事地坐了一会告辞走了之后，白夜热闹极了。李忠茂不知疲倦地将《徐策跑城》唱了一遍又一遍。在酒吧里低回的印度音乐伴奏下，李忠茂又把平生所藏的名家名段唱了个遍。何小竹则不断在旁边击节叫好。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的拍子差不多都击到了印度音乐的节拍上。忠茂夫人洁尘劝忠茂休息一会儿，见毫无成效，便提议跳舞。当舞曲响起时，这二人马上开始起跳，并完全变成了永动机，刹不住车地随音乐从头跳到尾，又从尾跳到头。
小竹一边跳一边嘴里发出与音乐相配的“啧啧”声，好像苗族唱山歌时的帮腔。他跳得无比尽兴，以致于脚下东倒西歪，从他身旁路过的人都不由自主地闪避他。人闪避他，物不能闪避他，于是，那些桌子、椅子、书架都成了他拉扯的对象，看样子，他已分不清天上地下了。另一边，忠茂仍然像一架永动机式地跳，音乐停，他也不停；其舞姿和部分高难动作，非醉酒无法做到。我由于胃疼，没有进入酗酒状态，在一旁观看，此时，突然感觉自身又变成一架摄像机，从取景框中，看到一些精彩定格。我再一次后悔我又忘记携带我闲置多年的索尼2000，并再一次想到吴文光那句话：永不关机！
我一直认为：何小竹是看上去最不“非非”的一个非非诗人；尽管他写的诗最“非非”。早年他写的诗很有巫气，比如《梦见苹果和鱼的安》、《鬼城》，我当时读了很喜欢，因为那段时间，我也很喜欢“超现实主义诗歌”。何小竹久居涪陵，身为苗族，在我看来，这些带有“超现实主义”意味的诗，是很自然的，也是很独特的。当然，这种独特后来让他很不安，所以，他说：“我没在这条路上滑得太深。”在他滑得还不太深的那段时间，也就是89年左右，我们认识了。后来他经常谈起与我的见面，在成都西郊抚琴南路的房子里。那也是我在“超现实主义”路上滑得较深的时候，我的房间里挂满了彝族饰品，客厅里堆满了彝族器具。我的烟灰缸是彝族盘子，黑底黄纹；我的首饰盒也是彝族盒子，黑底黄纹；我的电视柜也是黑底黄纹，不过那是何多苓临摹上去的。何小竹常常谈到我墙上挂的一件察尔瓦，那是用羊毛手工捻线织成的。它被撑开挂在墙上，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的黑鹰。可惜那时我还不认识非非诗人吉木狼格，否则他来我家后，一定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我一直对少数民族有亲近感，有时我幻想也许前世我也是一个彝族或藏族人。苗族诗人何小竹、彝族诗人吉木狼格都已经长得很汉族了，只有少数时候读他们的诗时，会发现一点“巫气”，尽管那是他们排斥的“风格化”的东西。现在何小竹认为自己在为诗作减法，因而“有脱胎换骨的感觉”，他在200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的诗：“减掉的是意义（包括哲理），以及诗意（包括抒情）。”后来他又与非非的其它诗人总结“这样的写作”时加了一条：反语感，超语义。据说这是理解“非非主义”的关键词。但是接近其后两个字也许是真正的关键词：“废话”，这是后来引起巨大争议的关键词，且不去说它了。
超了语义、语感、语意之后的诗，将滑向何处，我暂时还没有找到方向，好在我仔细研读了小竹的诗文，发现了一句话：追求简约的天性。我喜欢这句话，不喜欢跟在后面的下句话：“以及”非非主义的“戒律”。尤其“戒律”二字，我认为这两个字与“天性”二字有抵触。当然，这是与个人的口味有关，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在写作的形式上无限自由，没有边界。但是小竹说得也有道理，他把自己的写作视为“极限”写作，这样与我的追求好像又成为一致。也许，“戒律”和“放纵”是不同方向的极限追求，最终某些东西会殊途同归。我说的某些东西，是指“革命性”的创新和试 验。
我是这样来理解小竹和别的非非诗人的写作的，尽管我从未理解过这样的戒律。当我读小竹、狼格的诗时，我觉得有一种感觉，那不是来自理论上的解释。就像小竹说的，弄不好，那会产生更大的歧义。用一首我最喜欢的小竹的诗，来形容对《6个动词，或苹果》的读后感，倒颇为准确。
我将它附录于后：
《色达草原》
我没去过色达草原
我只听说过色达草原
因为色达这名字好听
我就记住了
我记住色达草原已经多年
现在我已把色达草原
当做一个回忆
我回忆色达草原时
主要是用舌尖反复模拟
色达这两个音节
除此之外
别的景物都想象不起来
我深深地为色达草原着迷
却依然想象不出
那应该是什么样的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