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酉年初冬，我和博物馆前任馆长老乔，县志办主任老张，在政协文史委主任王贵的带领下，奉命寻访本地的几位晋商后代，名分是搜集整理晋商史料，组织者是当地政协。 那几天，天气分外的好，蔚蓝色的天空上，太阳暖洋洋的，照得人浑身燥热，崖畔的柿子树没有一片树叶，黑灰色的枝杈在蓝天下作出一幅虬劲的画。熟透了的柿子随意点缀在枝头，红通通，让人馋涎欲滴。到了这种季节，柿子摘下来不用加工就能人口。登上土崖，摘一颗剥皮人口，只觉甘甜滑爽，一股凉气直人腹中。崖下一位老人缓缓走过。我攀在树上大声问：“这柿子怎么到这时候还不摘?”老人仰头答：“太小，卖不上价，没人要了，你可劲吃。”看来果真如此，枝头的柿子已经开始往下落，地上黄黄的一层粘状物，使人能够想见，再好的东西若被遗弃后，会是一种什么结果。
我们的寻访就是在吃了那些没人要的柿子后开始的。在一座座残破的宅院里，阴森压抑的气氛把往事弄得像一团浓得化不开的雾，一张张凄楚悲伤的脸，一道道爬满岁月痕迹的皱纹和一副副惶恐不安的眼神，让我们看到了祖先辉煌背后的另一面。在采访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是沉重的叹息，再还有就是无奈的陈诉了。
我们没有想到，这些财主的后代对祖先的记忆，与我们一样只限于道听途说，我们的访问，激不起他们对祖先荣耀的一丝兴奋，反倒勾起对往事的痛苦回忆。这些人多已老迈，过着比普通农户更为赤贫的生活，祖先的富贵并没能荫庇他们过上好日子。面对我们的寻访，他们说不清祖先的事，不愿意谈自己的事。不远处早已属于别人的豪宅，传说中祖先的业绩，像梦魇一般，带给他们的只有尴尬的命运和不堪回首的往事。
午间亭花园
王万年(1870---1940)，又名道道，北景乡尉庄村人。自幼家贫，兄弟三人随老母弹花织布，做小生意。民国初年，创万字号店铺，贩运棉花布匹。商号遍及西北五省和山西全境，北京、天津、郑州、西安等地也有王家生意。王家曾有言：“从尉庄到兰州，一路走去不住店”。是说王家人随便走到哪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字号。发家后，亦官亦商，曾任猗氏县财政局局长，1940年病逝。
王祥家在尉庄村北的一条小巷深处。巷里共有四户人家，前面两家紧靠大巷，新建的屋宇高大巍然，把王祥家破旧的土屋遮挡在后面。小巷尽头，迎面的土墙上镶嵌着一块黑色的石头，上面刻着“泰山石敢当”五个字。推门进去，王祥正在给人理发，听完了我们的介绍，有些慌乱，说：“先屋里坐，我马上就好。”
王祥的院子不大，有三间北房，三间东房，看样子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简陋低矮。屋里屋外收拾得井井有条，整洁中透出清贫。不等坐定，王祥进来了，手忙脚乱，找烟，找座儿，喊老婆倒水。
王祥是王万年的侄孙，65岁，瘦高个，腰板笔直，头发花白，看上去清癯儒雅，据说曾在太原工学院就读。听说我们是来了解王万年的，长长叹了口气，现出迷惘的神色，呆呆坐着，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
老婆为我们倒好水，倚在门口，把我们一个个看了个遍，最后望着王祥说：“他这个人呀!跟着先人受了一辈子，学校毕业时因为说了句不合适的话，连工作也没有分配，文革那会儿受的罪就不说，八几年不讲成份了，自己找个工作，干了十七八年，到头还是个临时工，老了叫打发回来，还是落了个农民。”
王祥抱头一声声叹息，突然冲着老婆喊：“你懂什么?”
老婆不理不睬，继续说：“你说你要是学校毕业后有个正式工作，现在还不是个退休干部，一个月至少还有几百块退休金，咋能像现在这么受穷?”
王祥说：“你以为几百块退休金谁都能拿?”
老婆说：“后来你在机械厂，设计、技术哪头
不凭你，凭啥就把你打发回来了?”
王祥的眼圈有些红，好像在哀求老婆，吼一声：“别说了!”
老婆退到了院子里，仍在絮叨，说：“一看见公家人你就熊，你叫公家人整熊了，我不怕，有什么说什么!”
见老婆出去了，王祥平静了许多，问：“你们想了解王万年哪些方面的情况?”
同行的老乔说：“主要是商业方面的，你知道什么说什么。”
王祥说：“我这一辈子记忆最深的就是王万年这个名字。从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也只有这个名字。他是1940年死的，那时候我还没出生，王万年的事都是听人说的。按说，我这种年龄，又是王家的人，还有点文化，该知道的多一点，但是你知道，王万年是什么人，大地主，大资本家，他的名字就像瘟神一样，家里人谁也不愿意提，了解王万年的长辈在世时，我又在外地上学，知道的事也是零零碎碎听别人说的。”
我说：“你知道多少说多少。”
王祥说：“王万年小时候也受过穷，穷怕了，立下誓：哪怕筋骨累断，也不能让子孙后代没钱花。兄弟几个先弹棉花，后来又贩卖棉花、布匹，背井离乡，省吃俭用，一点点积攒，慢慢发起来，再往后生意越做越大，西安、兰州、银川、太原、乌鲁木齐、北京、天津都有王家的生意，字号都用万字打头。”
“王家最后究竟有多少财产?”
“有多少财产谁也说不清，但当年土改抄家时，把王家的宅院翻了个遍，没搜出几块现洋(银元)。为什么?王家的钱都用到生意上去了，家里的光景过得很一般。还有一部分钱要供养子女上学，我二叔、七叔、八叔，还有我三哥、五哥，有的留日，有的留德、留英，还有的上了北大、清华，我是解放后上的学，说来也是沾了祖先的便宜，解放后王家的产业大部分被没收，剩下的在公私合营中人了股，每年有股息，我上一辈有老弟兄八人，分八股，每股每年分一千多块钱股息。我就是靠这钱上的学。文革开始后，这钱就没有了。”
王祥说得异常平静，好像在说外人的事。
我问：“听说王家后来还办过学?”
王祥说：“这事村里的老年人都知道，那是我二叔从日本留学回来后的事，办的是新式学校，当年这一带村里的娃，都在这里上学。”
王祥叙述得断断续续，不停地拍着脑袋，努力从记忆中搜寻王万年的事迹。
老乔问：“家里有王万年的照片吗?他长什么样子?”
王祥说：“没有，解放后都烧了。我曾经在梦里见过他的样子，一会儿肥头大耳，目光凶残，一会儿又精明干练，慈祥可亲，最后又变成一副厉鬼的样子，狰狞可怕。我这一辈子，从一生下来，就注定要跟着这个人受罪。”
王祥说着，突然激动起来，一时老泪纵横，声音哽咽，盯着房梁说：“你们看!”顺着他的目光往上望去，房梁是钢筋做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户买不起木材时，才用钢筋替代。看来王家真穷得连一般农户也不如了。钢筋房梁上放着一卷发黄的纸。王祥说：“那是我为机械厂设计的图纸，我把它放在房梁上，每天，一坐在这里，就能望见那东西，我一辈子的心血都花在这上头了。我屈啊，就因为有这么个祖先，尽心尽力干了十八年，结果还是叫撵了回来。我这一辈子就毁在先人手 上，跟着一个没见过面的先人受了一辈子罪。这是命啊!说实话，那几年，我在心里不知道骂过王万年多少回。后来想，我受罪能怨老先人吗，王万年想让后人过好日子有错吗?文革结束后，走资派平反了，右派也平反了?但是谁又给这些跟着先人受了多半辈子的人平反，哪怕是说一声对不起。受就受了，整就整了，如今不整咱，饶了咱就是皇恩浩荡，恨不能磕头烧高香。你们来搜集王万年的资料，我高兴，因为这等于是给他平反，也是给我平反。可那些年，王万年为啥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呢?”
王祥说着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老乔说：“老王，别激动，社会变了，对历史人物要重新评价。”
等王祥平静了，老乔又说：“现在整理晋商史料，其实就是对晋商精神的肯定。你再仔细回忆一下，把知道的事写成文字，不要有什么顾虑。”
王祥说：“其实，我知道的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么一点，过两天我向亲戚打听打听，说不定还能再了解一些。”
时候不早了，我们想去看看王家的旧宅院。王祥迟疑了一下，说：“那都是别人的院子，与王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说：“不管现在是谁的，有那些院子在，就能说明王家过去的辉煌。”
王祥说：“多数都拆了，现在只剩下一小部分，我领你们去。”
出了小巷，转过一座池塘，是尉庄村的主巷道。两旁多是新盖起的房屋，高大明亮，却透着建筑上的直白与简单，一切都直奔主题，即宽敞与体面。没走几步，一座土黄色的城堡状门楼出现在眼前，门楼分两层，夹在两边的新式建筑中，古朴中透出几分苍凉。上面屋檐高挑，气象谲异，下面是饰有砖雕的拱状门洞，望着门楼王祥又恢复了平静，像个导游般介绍说：“这是当年的堡门，关上这道门，里面王家的各个宅院就自成一体了。”
沿着一条窄巷往里走，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旧院子一座挨一座，各个院门雕饰精美，气势宏大。匾额上的字都被凿去，留下一块块难看的疤痕。走进一座大院，一位年轻人迎上来，望着我们几个人露出惊讶的神色，王祥说：“是政协的，来看看老院子。”
院子里只有正房还保留原貌，斗拱飞檐，雕梁画栋，一望而知是民国初年建筑，却看得出有清代风格。几个人一边看一边感慨。老乔曾当过博物馆馆长，对古建筑一直感兴趣，对年轻人说：“你可住了面好房子，千万不能拆了重盖啊!”
年轻人说：“看你说的，这么好的房子，谁舍得拆?其实这房子住着并不舒服。”
我问：“这院子是你家土改时分的吗?”
年轻人回答：“不是，土改时分给别人，前几年，我花了两万块钱买的。”
老乔说：“你可拾了个大便宜，现在这房子二十万也买不去。”
年青人嗬嗬笑，说：“咱这穷乡僻壤，二十万谁要?”
我们说话的时候，王祥一直默默站在院子里，不知在想什么。从院子里出来，王祥说：“这里原来是两进院子，都拆了，现在就剩这一面正房了。原来这一片地方都是院子，一座挨一座，若还在，不比晋中那些大院差，可惜现在都拆完了。”
老乔说：“听说午间亭花园还在。”
王祥说：“在村外，也不成样子了。”
王祥领着我们朝村外走去，不时和相遇的人打招呼。村口是块开阔的空地，不远处，是村里的文昌阁，砖结构，两层，六角状。王祥在空地上站住，用手在空中划个圈，说：“这地方，原来是王家的作坊，有糖坊、粉坊、醋坊，你看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眼前的空地上荒芜凄凉，杂草丛生，一条踩得发白的小路，弯弯曲曲通向远处的一座院子，走近了看，牌子上写着“尉庄村基督教聚会点”几个字，门前是一堆黄土，两孔塌了顶的窑洞，只留下厚实的墙。王祥说：“这是车库，王家在二三十年代就有几辆小汽车，从运城、太原回来都是坐小汽车的。”走进院子，几棵古柏枯枝虬根，向天而立。北面一排窑洞，南面是三间高大的瓦房。王祥介绍说：“这院子当年是消夏的地方，晋南天热，这几孔窑洞冬暖夏凉，到现在还有人住。对面的房子是腰厅，现在被教会占了做礼拜堂。穿过腰厅，拐过弯就是午间亭花园。”
我问：“你常到这里来吗?”
王祥说：“不常来，看见这些房子心里堵。”
午间亭花园本来与这座院子相通，现在走过去，要绕过教会这座院子，爬上一道坡。所谓午间亭，原来是五间房子。如今看上去已残破不堪，细看，仍能看出当年的风采。五间房子三明两暗，四柱三檩，柱下础石雕刻精致，石虎石龙栩栩如生，靠右的石础有被刨凿过的痕迹。老乔说：“这是有人想偷盗这些石础，真被盗去，能买个好价钱。”
午间亭花园共六十亩，当年花木葳蕤，香气宜人，可以想见，正当仲夏，半卧厅下，与友人品茗聊天，观赏花园景致，该是多么惬意的享受。
眼前的花园全被种了庄稼，小麦刚刚出土，绿生生一片。远处，一道土墙把花园与其它地方隔开。周围全是已经摘去了果实的苹果树，落叶飘零，一片萧瑟景象。王祥说：“咱们这里到1990年左右才开始大规模种植苹果树，其实，早在三十年代，我二叔从日本回来时，就带了大量苹果树苗，想在峨嵋岭上发展苹果，若是那样，咱这里早不是现在这样子。”
老乔问：“午间亭花园是不是就是准备用来发展苹果产业的?”
王祥说：“这个我不太清楚。”
老乔问：“现在午间亭花园归谁所有?”
王祥说：“午间亭连同花园，解放后都归了省农科院棉科所，十多年前，这里还住着农科院的人，现在土地承包给了村里人，房子闲着没人管，迟早是个塌的下场。”
老乔感叹：“可惜了这么好的房子!”
王祥说：“听说村里的干部正和农科院交涉，想要回这房子。”
我说：“应该是你或者你们家里人要呀!”
王祥苦笑：“我要?我凭什么要?土改时，这房子早就充了公。”
我说：“农科院反正也不要这房子了，你出钱买下就行。”
王祥直摇头，说：“我拿什么买，连日子都过不好，拿什么去买房子。再说，我买这房子有什么用，就因为是祖先留下的吗?”王祥显出一脸无奈的表情，叹一口气，说：“塌就让它塌了。”
我想王祥说的也对，当年王家遍及西北五省的字号都没了，这五间房子算什么。
墓志铭
王东顺(1875--1948)，北辛乡北马村人。先辈世代农耕，祖父干活下死力，做事有心计，人称毒药，父小名罐罐，东顺得先辈秉性，故绰号毒药罐，初以卖豆腐、耕田为生，后在运城、河南、陕西等地有商号，置田地，购豪宅，是旧临晋县一带最大的财主。1948年土改时，被村民乱棍打死。
临晋、猗氏一带老一辈人，没几个知道王东顺是谁，但都知道毒药罐。这个绰号给人以阴鸷凶残的感觉，放在一个老财主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到了我们这一代，毒药罐就是这里的刘文彩，一说起地主阶级，必然要拉出毒药罐。这样，毒药罐就成了我们这里地主阶级的代表。坊间流传的毒药罐轶事，又把他弄成了个精明机智的传奇人 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毒药罐的故事。
临晋县城的牲口市上，许多买主围着一匹高大的黑骡子啧啧称赞。那骡子膀阔腰圆，四肢健壮，黑色的皮毛锦缎般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看得庄稼人无不心动。主人奇货可居，任人说破了嘴，咬准一个价，一文钱也不降。众人摇头叹息纷纷离去。旁边一位老汉走上前，问：这骡子三百块卖不卖?主人打量这老汉，衣衫褴褛，面有菜色，身体佝偻，背一只粪筐，一边说话，一边把牲口拉下的粪往筐里铲。看这模样，主人先有了几分不屑，说：“五百也罢，三百也罢，你是买这牲口的人?”老汉说：“人不可貌相，你怎么知道我就买不起。”主人赌气说：“好，你若买得起，刚才别人给五百我不卖，你要能拿得出三百，这骡子就是你的。”老汉对围观的人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大家为我作个证，我出三百牵走这骡子。”说着，把粪筐倒扣在地，拿出一个油布包，一层层解开，白花花的大洋出现在眼前。一五一十数过，不多不少正好三百。主人怔在那里，老汉黠笑着，牵走了骡子。
这老汉当然是毒药罐。
一位庄稼人去集市买铡刀，见一位老汉守着把铡刀打盹。庄稼人先看过铡刀，只见铡墩木质坚硬，结实精致，铡刀钢质纯正；刀口锋利。问过老汉，价钱也不算高，讨价还价后，很快成交。临交钱之际，老汉说：“你看好了，一交过钱，可不能反悔。”庄稼人左看右看，一点毛病没有，说：“不反悔!”老汉接过钱装进怀里，盯着庄稼人微微一笑，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村一个我，你村一个你。”庄稼人不明白老汉的话，直到用铡刀时，才发现铡墩的出草口开反了。一般铡墩出草口朝外，这把铡刀的出草口朝内，根本就用不成。这才明白了老汉的意思。原来老汉自己买时也没看出来，发现后，又拿出来卖。
不用说，这老汉也是毒药罐。“文革”时，两则故事都被当成罪状，拿来批判。给我讲这故事的长辈，却分明透出了几分钦佩的神色。的确，一买一卖间，可以看得出毒药罐过人的精明。
还有一则流传更广。
王家富裕，经常有相识与不相识的人上门借钱，毒药罐并不一概回绝。看见借钱的上门，先拉呱几句，问明了借钱原因、家庭境况后，拿过来人的旱烟袋闷头抽烟，正当借债人忐忑之际，毒药罐也许令管家拿出了银子，也许下逐客令了。借与不借，奥妙全在抽那一袋烟上。烟锅抽着利，证明是个爽快人，勤快人，钱自然借给你。不利，则说明是个窝囊人，懒汉，钱当然不能借。毒药罐就是从烟袋利不利判断来人的脾气秉性，决定借与不借。
毒药罐一开始靠什么起的家，问了许多人，谁也说不清。毒药罐的富足，却是实实在在的，在这次搜集晋商史料的过程中，我第一次看到了毒药罐当年的气派。
北马村前几年因为栽苹果树，农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村子里到处是新盖的房屋。街巷中有了集市，小吃摊、水果摊前围满了人，一派乡村特有的平和景象。毒药罐的旧宅院就坐落在巷当中。从外面看，门房是二层砖木结构，高大气派，在一片鳞次栉比的新房子之间，像没落的贵族一样，虽然荣华落尽，却掩不住浑身的富贵相。走进去，庭院幽深，雕梁画栋，尽显豪华。这是一座完整的四合院，正房、门房、东西厢房，到处都是显示富贵吉祥的砖雕木雕。院子被村委会占着，保存完好。几个村民正在院里打麻将，可能激战正酣，见我们进来，漠然望一眼，又去忙他们的事。一位老人从屋里走出来，问：“是看院子的吧，年年不知道有几拨人来，也没见谁给弄些钱，把这房子修修。”
见我拍照，又说：“每一次来人都照相，光胶卷钱都能把这院子修好。”
老人原来是村干部，现在年龄大了，在村委会看门，不用说曾经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一提起毒药罐的事便滔滔不绝，说：“这只是毒药罐的一个院子，1933年花了七万块大洋，从晋中灵石县买的整座院子，拆了用车拉人挑搬来，又按原样建好。”
问还有没有其它宅院，回答说：“多着哩，当年毒药罐的院子一座挨一座，可惜现在拆得就剩下这一座，要不是当村委会，连这一座也拆了。”
想起王万年家土改时没搜出几块大洋，我问：“土改时有没有从毒药罐家搜出大洋?”
旁边打麻将的一位老汉说：“怎么没有，光从这院子里搜出的大洋就有几麻袋，起码有一千多斤，都藏在挖空的房梁、斗拱里，后来弄到县里了。”
北马村多数人家都姓王，细打听，却没有毒药罐的后人，说是毒药罐共有四个儿子，在世的只有老四叫王登鳌，早就搬到三十里外的尉庄村了。
毒药罐与尉庄王万年是儿女亲家。临晋、猗氏两县首富结亲，可谓门当户对，如今两家人的落魄与贫穷，同样也门当户对。作为罪大恶极的地主后代，王登鳌在“文革”中的境况极惨，当年的阔少，竟因为受不了村人歧视，不得已搬到了老婆娘家。王登鳌这一辈子受到的压抑与屈辱可想而知。还没见面，我已能猜测出王登鳌大概是个怎样的人。
到了尉庄村，我们先拜访了王祥，接着去见王登鳌。
乡村初冬的中午，显的格外悠闲，几位老人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半眯着眼，一边享受着冬日的太阳，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拉家常。出了王祥家，往西走一段路，再朝北，感觉就要走到村外了。土崖下，几头牛在缓缓嚼着嘴里的沫，老远便把目光投向我们，等我们走近，忽地站起来，气势威猛，细看，却连皮毛里都透出几分温驯。王登鳌家也在一条小巷里。文史委主任王贵已经来过一次，一进门，喊声老王，坐在院子里的一位老人抬起头，张开嘴，露出惶恐的目光。这就是王登鳌，看样子已有七十多岁，白发稀疏，面色红润，不像一般的庄稼人，岁月的磨难至少没在他的外貌上留下什么痕迹。没想到，他说出的第一句话，竟会那么让人心悸，那么让人悲哀。
王贵问：“上次请你写的材料，弄好了吗?”
王登鳌站起身，顿时惊慌失措，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像个小学生一样，恭敬地说：“王主任，我向你检讨，上次我不该向你提报酬的事，这是剥削阶级思想在作怪。”
2005年初冬的天空中飘拂着几块祥和的云彩，宁静的乡村小院里听不到一丝声响，王贵愣住了，大家都愣住了，谁也没有想到七十多岁的王登鳌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我感到阴森森的后心发凉，好像又回到那段让人心悸的岁月。王贵说：“老王，可不敢这样，按规定我们是要向作者支付稿酬。”
王登鳌更加慌乱，说：“不，不，我不该那么提。”
王贵问：“材料写好了吗?”
王登鳌说：“好了好了。”说完急急慌慌走进屋里，拿出几页纸。
趁王贵看材料的功夫，我和老乔打量王登鳌的院子，这是一座标准的农家小院，只有东西两面厢房，从质量看，应该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成的。土墙，破旧的门窗，细细的木料，与我们刚刚看到他父辈的深宅大院反差极大。本该建正房的地方，一簇菊花还没有败落，红的紫的，给破旧的小院增添出几分凄艳的色彩。
王贵看完了材料，说：“老王，你这写法不对， 前面不要说这么多空话，要把你父亲当年经商的规模、项目、字号、经营方式写出来，我们征集文史资料，要实实在在的东西。”
我接过王登鳌的材料，再一次为老人感到悲哀。
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材料!一共不满三页，先用大半页说形势如何大好，共产党、社会主义如何伟大，接着说地主阶级怎样可恶，怎样剥削劳动人民。分明就是一份代替父亲写的认罪书。
不用多想也明白，这是一位被整怕了的老人，一位连骨头里都对社会充满恐惧的老人。他的一生中，有多半时间是在被鄙视与凌辱中度过的，写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检查与认罪书之类的文字。祖先的辉煌带给他的只有无尽的苦难和折磨，他到这世界的使命，可能就是为父辈们赎罪的，长期的精神折磨，像枷锁一样永远套在他身上，直到他走向另一个世界。
老乔对王登鳌说：“别怕，现在社会变了，再不兴阶级斗争那一套，有什么你就写什么。”
王登鳌仍然瞪着恍惚的眼，好像不明白老乔的话。
这时候，那块方方正正的青石进入了我们几个人的视线。按照经验判断，那是一块墓志铭。对我们来说，那是实物资料，不能不引起注意。
几个人围上前去看，果真是墓志铭，下面撑几块砖，当饭桌用，放着还没有来得及收拾的碗筷。仔细看，铭文用小楷写出，是写给王东顺祖母，王登鳌曾祖母的。
王登鳌也凑上来，他好像对铭文中“富甲一方”几个字特别敏感，为祖先财富心悸的同时，又为祖先的财富自豪，说：“不是富甲一方，应该是富甲八方。”
老乔问：“这墓志铭应该埋在坟墓中的，怎么会放在这里?”
王登鳌说：“文革时，家里的祖坟都叫红卫兵扬了，墓志铭扔在野地，我偷偷拉了回来。”
从王登鳌写的文字材料里看，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不通的句子、错别字满纸皆是。墓志铭是用文言文写的，因为有些地方损坏，连我们一时也弄不通。没想到王登鳌对铭文极为熟悉，从头到尾款款读去，竟不停顿。
我明白了，这块当饭桌用的墓志铭，其实是王登鳌的精神支柱，又是王登鳌维系祖先的纽带。在冬日的阳光，夏日的阴凉下，迟暮之年的老人每天坐在墓志铭前，已不知研读过多少次。其中最吸引他、同时又最令他灵魂不安的就是那四个字――“富甲一方”。而今，王家的财富早已灰飞烟灭，只有这块墓志铭是他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惟一财产。这份家产，带给过他无数美好的回忆，更多的则是不堪回首的痛苦。
老乔是搞文物出身，对每一件与历史有关的东西都感兴趣，对王登鳌说：“你应该把铭文抄下来。”
王登鳌说：“我眼睛不好，抄不了。”
我说：“不用抄，找一张白纸，几枝铅笔，先涂下来。”
王登鳌的老妻一直站在旁边一言不发，王贵掏出一块钱，塞给老太太，说：“麻烦你去小买部买两支铅笔，一张白纸。”
老太太说：“怎么能要你的钱?我有呢。”
一会儿，老太太回来了，却是从邻居家找来了几段长不及寸的铅笔头，又一阵翻腾，从屋里找出一张发黄的白纸。我们很快涂完了铭文，向王登鳌告别，临出门时，又发生了让人心酸的一幕，老人悄悄拉住老乔，低声问：
“真的不搞阶级斗争了吗?”
我听到了他惊恐的声音，心再次被蜇了一下，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酒精度测试仪
贺伯秋(1893―1968)，临晋镇范家岭村人。十二三岁去西安熬相公(当学徒)，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经营千年酒店，做白酒批发零售生意。1937年，创建太阳酒品牌，向陕西省建设厅申请“太阳酒”商标注册，省建设厅于同年9月28日审查同意，以建字第235号报请国民政府经济部商标局核准。因日寇侵华，南京失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注册商标批文搁置。1942年国民政府经济部商标局以川注11776号文批准注册。太阳酒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注册商标的酒类品牌，在陕、川、陇一带热销。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日军飞机轰炸西安，酒店被毁，重建后，渐衰落。解放后，贺伯秋回到故乡，“文革”初被批斗后亡故。
贺伯秋不如王万年、王东顺在当地的名气大，但他所做事是开创性的，短短十多年时间，由一个熬相公的小伙计，变成名震一方的老字号酒店经理，说明他确有过人之处。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花费精力注册商标，更说明他不仅精明，而且具备了现代商业头脑。当年与他一起经营酒店的老人还有几位在世，最年长者已有九十多岁，小的也有八十多，一说起贺伯秋，第一句话都说：那人能干呀!问怎么能干，都要提太阳酒创牌子的事。
贺伯秋的曾孙女在县城某机关上班，从她提供的老照片看，贺伯秋长得平平常常，圆脸，八字胡，目光柔和，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做出了不寻常的事。
上世纪三十年代，贺伯秋经营的千年酒店，有二十多个伙计，每天五六百元的营业额，加上批发业务，也不过千余元。生意不温不火，平平常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贺伯秋做出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1937年秋天，陕西各地的杂货铺经常有顾客上门，问有没有卖太阳酒，老板被问得摸不着头脑，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听说过什么太阳酒，在老板们莫名其妙之际，顾客绘声绘色地描述在西安城里喝太阳酒的情形，都是一副陶醉的样子。不几天，各地老板都向批发商打听太阳酒。这是贺伯秋的商业战略。太阳酒还没上市，就已经炒热，成了名牌。眼看时机成熟，贺伯秋隆重推出了太阳酒。
老人们说：“那些天，所有的伙计，都在做这件事，向各地的杂货铺打听根本就不存在的太阳酒。”
贺伯秋的儿媳还在世。完成了对几位老人的采访，我们乘车沿着新修的乡间公路去范家岭村，车在村口停下，几个女人正在说笑，看见我们的车，一起把目光投过来。向她们打听这里是不是范家岭村，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说：“你们走过了，从刚下坡的那个路口往东拐，端端(直)走就是范家岭。”
又问：“去范家岭找谁?”
听说去找贺伯秋的后人，女人瞪圆了眼，呀一声，格格笑，说：“你们找对人啦，贺伯秋就是我爷爷。”没想到这么巧。女人又说：“不知道我哥在不在家，我打电话问问?”说着从旁边一个女人手里要过手机，一阵拨弄，回过头对我们说：“我妈也不在，肯定在巷里游门(串门)，不要紧，我领你们去找我哥，他就在地里干活，不远。”
女人坐上我们的车，说：“一会儿，你们可要把我再送回来呀!”王贵笑着说：“这还用说。”
绕过一道沟，远远望见几个人在空旷的田野里劳作。初冬的田野里显出几分寂寥，沟畔的酸枣树已经落光了叶，只留下红玛瑙般的酸枣在枝头随风摇曳。女人随手摘了一颗酸枣放进嘴里，朝那边招手，喊：“哥，县里有人找你。”
一个四十八九岁的男人走过来，说：“是来问我爷爷的事吧?前几天陕西那边的人就来问过。”
这人叫贺国强，不用说，是贺伯秋的孙子。
提起爷爷的事，贺国强异常激动，说：“爷爷 辛苦了一辈子，到头来争了个地主，先不说自己受罪，到了我们这一辈，学不能上，军不能参，工作也不能找，他太阳酒厂现在这么红火，光资产就十几个亿，凭什么呀!”
贺国强是个农民，却从爷爷那里继承了商品意识，看见我们这些公家人，觉得有了倾诉的机会：“难道共产党就不认国民党的商标，那你们说说，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狗不理，还有杭州的王麻子，哪个不是旧社会留下的老字号?”
我说：“也不是不认，就看怎么个认法，你怎么去认。”
贺国强说：“先不说了，怎么能叫你们站在这寥天地里说话，走，咱去家里。”
贺国强的家在村东北的一条小巷里，崭新的五间北房和满院堆积的苹果，都说明他是个能干的庄稼人。到家时，他妈已经回来了，老太太已经八十多岁，精神矍铄，思维清晰，招呼我们坐下，又喊随我们来的女儿削苹果，倒茶水，好一阵忙碌，等坐定了，对我们说：“你知道，旧社会女人家从不过问生意上的事，他爷爷也不给我们说，我只知道那时候家里有二三百亩地，两三个伙计(长工)。”
“你没有去过西安吗?”
“去过两回，他爷爷的店铺在南大街。”
“贺伯秋是哪一年回来的?”
“刚解放就回来了，店里的东西都分给了伙计，他爷爷那人讲义气，说是谁想要什么拿什么，剩下是我的。”
“为什么要散伙呢?”
“不知道，可能是没法弄了吧。”
贺国强一直惦记着商标的事，对我们说：“我咨询过律师，人家说官司能打，百分之百赢。”
王贵说：“也不一定，打官司讲证据，谁能证明太阳酒商标就是你爷爷注册的?”
贺国强说：“他们都承认了，把太阳酒在民国时期注册商标，当成资本在广告中宣传，还写到厂志里，都提到了我爷爷的名字，明明白白说是贺伯秋向国民政府注册的。”
“你爷爷没向你讲过注册商标的细节吗?”
“没有，爷爷死得很突然，1966年夏天被批斗回来，突然不会说话了，张着嘴，想说什么，又什么都说不出来，我见爷爷想说话，拿来了笔纸，想让他把没交代的事写出来，没想到，爷爷连笔也握不住了，手颤抖着，瞪着眼睛，没有多大功夫就去了。走时，没留下一句话，一个字。平常爷爷有话不敢说，临终前有话却不能说，爷爷是死不瞑目啊!”贺国强说着，眼圈红了。
贺国强不甘心祖先创立的牌子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占用，想去和太阳酒厂打官司讨说法，又不明白这官司该如何去打，更让他担心的是一个农民要和体制抗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明白自己太渺小，太孤立无援了。我安慰他：“先不一定打官司，这事要是操作得当，也许会有个说法。”
老太太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他爷爷也不是什么东西都没留下，有一样东西，不知道能不能顶事。”
说完，走进屋里，打开柜子一阵翻腾，拿出一件用红布包着的东西，小心翼翼打开，露出一个长长的盒子，我接过来，感觉轻飘飘的，老太太说：“小心，里面有东西!”
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件玻璃质的东西，看上去像试验室里用的试管。贺国强的妹妹一看见这东西，故作惊讶，说：“妈，没想到你还藏着这东西，还有什么宝贝，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老太太苦笑说：“有什么宝贝，土改、文革早让抄去了，这东西没人看得上，才留下来。你爷爷闯荡了多半辈了，就留下这么一件东西，也不知是做什么的。”
同行的县志办主任老张接过那东西左右端详，说：“这是个酒精度测试仪，酒厂里测试酒精度用的。”
我准备拍照。酒精度测试仪被放在一块红布上，在阳光下闪烁着历史的光泽，一下子把人带到了几十年前，让人想起了贺伯秋当年艰辛创业的岁月。等我拍照完，老太太又小心地把那东西收起来，放回柜子。那是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惟一遗产，同时也是能够证明他们的祖先辉煌的惟一物证。尽管我们都清楚那并不能说明什么，但对他们来说，那也许是一种慰藉，一种寄托和思念。
临出门时，贺国强依然是一脸茫然与无奈。我在心里祝愿他能早一天为祖先讨个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