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9月，是赵树理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年初山西作协即有安排，规格多高，规模多大，均有筹划。虽未明言本刊该做什么，然而，既是纪念赵树理先生，本刊岂甘后人?从6月起，即开始组织稿件。此番刊载，虽仅有三篇，用心之良苦。敢不一一道来?第一篇系文学评论家杨品先生所作，纵论赵树理之身世遭际与文学成就，意在给读者一整体印象。第二篇系赵树理研究专家苟有富先生所作。原文5万余字，实难一次刊出。分期连载，不是不可，又觉延宕时日，难窥全貌。不得已，只好大加删节，始成现今模样。遵苟先生嘱，赵树理的两篇检查均全文保留。第三篇系自由投稿，以见赵树理今日之荣宠。赵树理之研究。近年来似乎有些冷落，但愿自此次纪念活动后，能有一番新的气象。是为本刊之瞩望。
如今中国文坛上有那么一批作家，居住在繁华都市舒适的寓所，身着名牌服饰，出入于灯红酒绿之处，吃完鲍鱼，喝够洋酒，然后坐到电脑前敲出一部又一部或者表现当代人孤独感、性苦闷，或者设计痴男怨女情爱纠葛故事，或者想像历史名人逸闻逸事的小说和电视剧剧本，赚上比较可观的稿酬和版权费，再去享受高质量的生活。至于别人活得好不好、大众的利益是否受到侵犯，以及社会生活中有什么重大问题，根本不去过问或表示出一点关心。由此现实，我想起了到今年9月24日诞辰100周年，却已经逝世36年，同样是作家身份而且名气很大的赵树理。以我的理解，赵树理是一位以辉煌的文学成就与令人震撼的人生悲剧，存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特立独行的作家。
(一)
上个世纪30年代末期，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树理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行列，成为牺盟会的一名特派员，深入到阳城县山区，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很快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不久，他奉命担任烽火剧团团长，亲自改编出上党梆子历史剧《韩玉娘》和《邺宫图》，带领团员们四处演出，鼓励群众与侵略者斗争的信心。后来，上级领导根据赵树理的特长，调他去做报纸副刊编辑，先后编过《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人民报》副刊《大家干》，《新华日报》华北版副刊《中国人》。他非常投入地编这些副刊，形式以快板、鼓词、民谣、小故事为主，把读者对象定位于广大普通群众，走通俗化、大众化道路。这也是他后来多年坚持写作通俗化、大众化作品的起因之一。这些副刊的稿件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编写，把以往读书积累的知识全派上了用场。他结合时事政治编写成形式活泼、短小精悍的大众化读物。功夫不负苦心人。赵树理付出了劳动，收获也颇丰。这几个副刊都曾赢得过众多读者。
赵树理编《中国人》报时，把编好的稿件送去印刷，工友们一边印一边念；他则在一旁边抽烟边听大家读，遇到工友们有念着不顺当的词语，当即修改，直到通畅为止。同事们曾写过一首打油诗：“《中国人》报，《中国人》报，一个编辑姓赵；他编，他写，他校；别看报纸小，作用可得了；写篇小鼓词，快板句句妙；小评论，小报道，大半作品老赵包。”
对这首诗，赵树理倒认为说得很中肯，也符合实际情况。有人叫好，他不得意；有人不屑一顾，他不计较，按自己的路子往下走。
文人相轻，古来有之。大城市有，解放区也免不了。那些立志追求高雅文艺的文人，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总是跟赵树理的通俗文艺过不去，他们说，赵树理缺少深厚的文学修养，写不出高雅作品来，只能写些低层次读物。靠他的作品，文艺创作就完了。听到这些说法，赵树理不置可否。他心里明白，那高雅的东西我也不是没写过，水平不比现在的差。只是那种作品的读者范围太小，看着普通民众缺少当代作品读的状况，我的选择没错。
1941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日子，太行区抗日根据地山西黎城县的五六百名“离卦道”教徒，拿着木棍、火枪、大刀之类的武器，高喊“打倒共产党!”、“消灭八路军!”的口号，突然包围了黎城县抗日政府机关。八路军一二九师和地方民兵闻讯后，迅速出击，反包围了教徒，击毙了几名领头人物，众教徒群龙无首，才放下武器解散了。
黎城“离卦道”暴乱，震惊了驻在太行区的八路军总部。总司令朱德非常重视这件事，指出，在军事上，我们的武器比敌人差，但我们却打了胜仗；在文化战线上，我们掌握着真理，但敌人倒占了上风。我们的文化战士应当运用武器，也打胜仗。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会同中共晋冀鲁豫边区党委，根据总司令的指示，认真讨论，认为出现“离卦道”暴乱事件，关键是对广大群众的文化宣传不得力，必须要在这方面下大力气，用新的文化思想教育群众，但首先是要扭转宣传文化工作人员的认识。
1942年1月16日到19日，双方联合在河北省涉县曲园村召开了文化人座谈会。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所属各单位的文化人，从事宣传文化领导工作的干部，总共40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是抗战以来这个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专门讨论文化问题的会议，人们称为“文化战士大聚会”。以写通俗文艺作品而小有名气的赵树理，是会议确定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做了认真的发言准备。
开幕式之后是分组讨论。身穿家做棉袄，打着裹腿，戴一顶旧毡帽子的赵树理感觉有必要谈谈自己的看法，在乱哄哄的气氛中站了起来，大声说：“我来说几句。”
赵树理没有在意大家的窃窃议论和那些瞧不起的眼神，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一本黄连纸封面的小册子来，说：“我先给大家介绍一本‘真正的华北文化’《太阳经》。”他朝大家晃了晃，接着翻开书本高声念起来：“观音老母坐莲台，一朵祥云降下来，杨柳枝儿洒甘露，搭救世人免祸灾……”
会场上的人们哄堂大笑，有人叫道：“这不是封建迷信吗?你念它是什么意思?”“这也是你的通俗文艺作品?”
赵树理扫了会场一眼，又拿出几本来让大家看：“这一本叫《老母家书》，这一本叫《麻衣神相》，还有《洞房归山》。我的意思是，我们今后的文艺创作，形式上应当向这些书学习，因为老百姓对它们是熟悉的。关键是我们要有新鲜的进步的内容，这种形式最适合工农的要求。我建议，我们应当成立一个‘通俗文艺社’，更多地写一些给老百姓看的东西。”说到这里，他把那几本书举起来，提高声调说：“这种小册子数量很多，像敌人的‘挺身队’一样沿着太行山爬上来，毒害着我们的人民，我们应当起而应战，打垮它，消灭它，夺取它的阵地!”
赵树理的发言引起了激烈争论，有赞成的，也有不同意见的。他再一次站起来阐述自己的看法：“我搞通俗文艺，还没想过伟大不伟大，我只是想用群众语言，写出群众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教育。因为，群众再落后，总是大多数；离开大多数就没有抗战的胜利，文艺也就没有对象了。”
(二)
赵树理的通俗化、大众化观点还是不被一些从大城市来的文化人认同，说他是庸俗化。但是， 赵树理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仍然坚持走这条路。1943年5月，他完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这是确立赵树理在中国文坛上重要地位的作品之一，也是中国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代表作之一。
《小二黑结婚》的素材是赵树理1943年初到辽县(今山西左权)下乡时获得的。当时他住在抗日县政府所在村里。一天，房东家来了个亲戚，愁眉苦脸，满腹心事。善于跟群众接近的赵树理与这位老乡拉呱起来，才知道老乡是到县上来告状的，说是自己的侄儿岳冬至被几个村干部打死了。赵树理问是因为什么原因?老乡说出了经过――原来，侄儿岳冬至是村里的民兵小队长，与本村的一位漂亮姑娘智英祥谈恋爱，但他们的家长却都不同意。岳冬至的父亲为了省钱，给他收了一个九岁的童养媳；智英祥的母亲贪图钱财，得了贵重礼物后将她许给一个富商。同时，几个村干部也看上智英祥。智英祥不听从母亲的决定，也拒绝了村干部的追求，一心与岳冬至好。于是，村干部怀恨在心，设计圈套将岳冬至打死。赵树理非常同情这位老乡，帮他到县政府有关部门立案，并跟随调查人员到岳冬至村里了解情况。最终是案件告破，坏人得到惩处。
赵树理从这个事件中看出农村封建思想的严重性与基层村干部的低素质问题，感觉应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这也是落实边区文化人座谈会的一个实际行动。他考虑，如果只表现案件本身，肯定不会有多少深刻意义，最多是个坏人逞凶、好人受害的老故事。应当抓住封建迷信与婚姻自主这对矛盾设置情节。这样，作品就能切合人民群众的生活现实，蕴含比较广阔的社会意义；而且，也容易出故事，出人物。写好了，影响将是很大的。他联想起自己的父亲也是迷信的受害者，特别在儿女的婚姻大事上，一手包办，有些做法实在可笑；还有那许多农村妇女信神信鬼的事，封建迷信的毒害不可低估。想着想着，他兴奋起来：对，就以这个问题为小说的主导思想。下来就是人物了，要选一对青年男女，现成的岳冬至和智英祥是基础；另外，要创造两个深受封建迷信毒害的老一辈人，他们在目前农村中很有代表性；还要设置两个专门使坏的人物……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故事和人物都成熟了。不久，便写出了《小二黑结婚》。作品中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的原型取自岳冬至和智英祥，但小二黑和小芹绝不同于岳冬至和智英祥，结局不是悲剧，而是自由恋爱取得了胜利，成为大团圆。这样写，既宣传了破除迷信、婚姻自主的思想，也符合人们的阅读心理愿望。另两个重要人物二诸葛和三仙姑，是赵树理在多年生活积累中对人物观察形成的形象，用来做小二黑的父亲和小芹的母亲，增强了故事性、喜剧性和典型性。
然而，这篇作品的问世却是有过一些波折的。当时，赵树理写完并修改好后，便交给了他的领导、中共北方局调查研究室负责人杨献珍。杨献珍读后感觉很好，并让北方局妇委书记浦安修和彭德怀看。两人都认为是好作品，可以出版。但是，书稿付印却受到耽搁。据杨献珍《从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出版》一文中回忆：“《小二黑结婚》书稿交到太行新华书店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时的太行区文化界思想仍然有些混乱，也还存在着一种宗派主义倾向。如当时刊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用的是最粗的稻草纸，而印徐懋庸注释鲁迅的《理水》，却用的是从敌占区买来的最好的纸张。有些自命为‘新派’的文化人，对通俗的大众文艺看不上眼。《小二黑结婚》久久不给出版，我便去找彭德怀同志，向他说明情况。彭德怀同志听后，就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记得是：‘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以示支持。这个题词由彭德怀同志亲自交给了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同志，由他转交太行新华书店，小说才得以出版。彭德怀同志热情的题词，即印在《小二黑结婚》一书的扉页上。小说在十月份出版后，受到太行区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仅在太行区就销行达三四万册，获得了群众的好评。太行山各村庄很流行秧歌剧，许多村子的群众自动地把《小二黑结婚》改编成秧歌剧，自演自唱，可见群众之喜爱了。”(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的《回忆赵树理》一书)
《小二黑结婚》引起的强烈反响，带给赵树理许多荣誉，但他并没有满足，又思考写作新的作品。那时，根据地农村的中心工作是减租减息，这是触动农民根本利益的大事。边区政府对此项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实际落实却非常复杂。土地所有者从个人利益出发，当然不愿意减租减息；农民由于多年的传统观念束缚，对减租减息持怀疑态度，害怕政策不能长久；各级抗日政府派出的工作人员，有一些出身于城市的同志对农村情况不熟悉，工作粗糙，使得减租减息不能正常发展……赵树理感觉这是个大问题，应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他根据自己下乡时获得的素材，写出了《李有才板话》。
新华书店负责人收到《李有才板话》原稿，很快送给时任边区宣传部部长的李大章审阅。李大章读完后认为：这部小说反映出这个新社会的某些农村或某些角落的某一阶段的生活特点。内容新颖现实，形式接近民族化，从旧形式中蜕化出来，又加了新的创造。他亲自动笔撰写了《序言》，交书店尽快安排印刷出版；随后，又在《华北文化》杂志上发表了《介绍〈李有才板话〉》的推荐文章。
《李有才板话》发行后，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不比《小二黑结婚》少。山东、东北、香港等地的出版机构纷纷重印；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配发多篇评论文章。赵树理的知名度更高了，原来对他坚持通俗化文艺道路有偏见的一些文化界人士，在现实面前不能不改变看法，承认赵树理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创作确实是一条路子。
赵树理接下去又创作出了《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催粮差》、《福贵》等小说，他凭着自己的实绩，在中国文坛打出了一片天地，声誉与日俱增。一位叫做杰克・贝尔登的美国记者去晋冀鲁豫边区采访时，明显感觉到赵树理是解放区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名气最大的人物，于是，提出要访问赵树理，边区有关方面满足了他的要求。
贝尔登跟赵树理见面是在1947年春节前夕。赵树理用了差不多两天的时间给贝尔登讲述了自240多年的人生旅程、从事文学创作的前前后后以及对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的看法。贝尔登没想到赵树理的经历那么坎坷，做人那么诚实，因此，大受感动，到后来竟像老朋友一样交谈。他问赵树理：你的作品印过很多版，发行量非常大，稿费收入一定可观吧?如果在美国，你会成为富翁的。可我看你的衣服像贫穷农民，面色营养不良，估计生活并不怎么好。你能谈谈这个情况吗?
赵树理回答：我的书出过多少版，我也不知道，反正哪儿也出。至于版税、稿费，我没有得过，也不去讨要。我是不谈稿费的。
贝尔登很吃惊地问：用你们共产党的观点对照，这不是剥削你了吗? 赵树理说：这不算剥削，因为我的工作岗位就是用笔写作。谈到我的生活，比以前要好多了。除了写作，我还做编辑，大家共同劳动，分享果实。出版社每天发给我一斤半小米、半斤菜，还给我一些医药费，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每年领一套棉服，领一套单衣。我现在简直没有什么负担，可以更自由地从事写作。
听了赵树理的这一席话，贝尔登似懂非懂。这样的作家大概是他走了大半个世界，见到的最特殊的一个。看来，美国人想研究明白中国人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1947年7月下旬到8月初，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边区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与会者结合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评论赵树理作品的文章，讨论了赵树理的创作道路和特色。赵树理应邀在会上介绍自己的创作过程和体会时说：我并不是什么大作家，不过是为农民说了几句真话，是要摆个地摊儿，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
会议结束前，边区文联副理事长陈荒煤，作了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总结性发言，集中了大家的看法，详细分析和高度评价了赵树理的创作，明确提出：“应该把赵树理同志方向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旗帜，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
赵树理很不情愿把他作为学习榜样、作为一面旗帜、作为一个文学创作方向提出来，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和作用，他需要创作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不需要名誉、地位。会后，他一如往常，生活方式不变，穿衣吃饭习惯不变，经常下乡的习惯更不变。
(三)
全国解放后，赵树理随工作单位进了北京。古都北京文化氛围浓厚，各路人才聚集，让赵树理这个太行山里来的农民大作家，既感到新奇，又有些不适应。他特意穿上了一身干部服，摘掉多年爱戴的毡帽。可是，他说话浓重的晋东南口音，他待人处事的方式，却无法脱去乡村味。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文人圈的清谈阔论，让他常常产生困惑。不过，他对组织大众文艺创作却产生了兴趣，多方奔走，在中国文联和北京市委负责人周扬、李伯钊等人的支持下，成立起“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持了好多活动，吸收了一大批人员，京剧名家梅兰芳、马连良、荀慧生和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等都人了这个会；他创办了通俗化杂志《说说唱唱》，专门发表大众化作品，发现和培养出陈登科等一批青年作者。到了1951年初，中宣部领导为了让赵树理集中精力读书写作，调他到中宣部文艺处，摆脱了大量杂务；他先读了一段时期书，不久便离京回山西深入生活，后来把工作关系调到中国作协，成为专业作家。
在生活方面，赵树理有了固定的收入，工资待遇都不低，买了房子，接来了家属。按说，他完全有条件过舒适的日子，况且，他从20年代起已经颠簸了几十年，也应当享受城市相对安逸的生活了。可他骨子里流着的农民血液，让他无法与城市融合。他关注的仍然是农村的状态和农民的生活。从1949年进京，到1965年举家迁回山西，15年的时间里，他有一多半是在晋东南农村生活的。他跟农民们吃住在一起，如鱼得水般愉快。他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操心庄稼收成好坏，研究农业政策的实施，帮助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他选择这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能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看到农民生活有起色，他就特别欣慰；发现农民政策有误，农民利益受损害，他就忧心忡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惦记着的仍然是农民过着艰苦日子。可以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没有几位像赵树理这样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这样期盼农民过上好日子的。特别是在失去理智的“大跃进”年头，浮夸虚假风气甚嚣尘上，农民的利益潜伏着严重危机。多数作家尝过了挨批受整的苦涩，对此现状采取观望态度，惟有赵树理敢于站出来为农民的利益说话。
1958年冬天，赵树理挂职担任上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在县里的几天中，赵树理对“大跃进”的一些做法和数字、口号产生了怀疑，觉得有些虚夸。于是，他决定尽快到乡下亲眼看看实际情况。他先去了自己的老家尉迟村(此时沁水已经跟阳城合并)，看到的是大办集体食堂，全村人吃一锅饭的“景象”。通过几天的调查了解和亲身体验，赵树理明显感觉到这集体食堂实在不是长远之计，肯定会带来无穷后患。
随后，赵树理又去了附近一个土高炉炼钢铁的“先进”村。村干部陪他去看一个工地，场面真是够热闹的：地上放着一大堆从各家各户收来的铁锅、铁盒、铁茶壶、钉子、铁门闩、火炉子之类，是准备炼铁的原料；一座用砖和土坯砌起来的土高炉内，炉火正熊熊燃烧。只见几个人忙乎了一阵，打开出铁口，一股铁水流泻出来。过了一会儿，温度逐渐降低，铁水凝固成一块一块的灰东西。等完全冷却，赵树理过去拿起一块来，反复看了看，对村干部说：“这纯粹是一堆废物，啥也不能做!”他的心越抽越紧，想着这就是“大跃进”?完全是劳民伤财!
离开土高炉炼铁工地，赵树理又走了几个公社和大队，情况与这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少公社和大队干部专心在数字报表上做文章，可以比实际数字提高几倍甚至几十倍。有的村为了让上级检查团“亲眼见”粮食“卫星”，竟把几十亩地的庄稼运到几亩地上，说成是这几亩地的产量。而检查团的人也信以为真，又是表扬又是推广，又是登报又是广播。这种把戏却糊弄不了赵树理，他对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了如指掌，只能痛心地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你虚报产量，到头来吃什么?”这些虚假现象，让赵树理的心情沉重无比，感觉浮夸风已经走到了极端地步，如果不紧急刹车，后患将难以挽回，农业生产必定会严重受挫，苦果只能让农民吞咽。
春节前夕，阳城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制订出1959年一个个不合实际的生产指标。赵树理再也坐不住了，在大会上几次打断正在作报告的一位副书记的话，对生产指标提出质疑，不赞成虚假做法。那位副书记根本不接受他的意见，并指责他是“老右倾”、“绊脚石”。尽管他力陈己见，却改变不了会议主题，县委也由此对他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
不久，赵树理回到北京，还是忧心忡忡，整天想着农村那一幕幕浮夸情景，担心农业生产会恶化。他凭着一位作家正直的良知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心胸，写出了一万多字的长文《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上，发表了对农村工作的看法，主要观点与党中央刚刚在庐山会议期间批判的彭德怀的“万言书”基本相似。有点“不识时务”的赵树理，明知这是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还要寄给当时《红旗》杂志的负责人陈伯达。正如他在附信中所说：“在写这文章时候，因为要避免批评领导的口气，曾换过四五次写法，最后这一次虽然把这种口气去掉了，可是要说的话也有好多说不进去了。即使如此，这文章仍与现行的领导方法是抵触的，我 估计不便发表，请你看看给我提出些指正――说不定是思想上有了毛病。不过即使是那样，我也应该说出来。”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期望能引起中央决策层的注意，尽快改变农村工作方针。
遗憾的是，赵树理的良苦用心无人理解，带来的却是一系列无情打击。陈伯达收到赵树理的文章，如获至宝，马上把文章作为反面材料，转给中国作协党组。中国作协不敢怠慢，很快展开了对赵树理的批判，锋芒颇为激烈。一些名气很大的作家上纲上线指责赵树理，说他与彭德怀一唱一和。赵树理面对压力，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只是以沉默对抗。笔者以为，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时代，那些作家站出来批判赵树理，虽然是形势所迫，但也不能说没有包含他们的政治需要。为什么都是作家，赵树理就敢于实事求是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敢于作农民的代言人，而他们不光不敢说实话，还要批判说实话者呢?所谓作家的人格由此可见一斑。
(四)
对于赵树理的这些所作所为，在时下一些作家看来，他活得实在是沉重，没有一点潇洒风度。你一个作家只管写你的小说就够了，当什么农民的代言人，管什么农业生产该如何领导，而且还要写成文章，往人家枪口上撞，累不累呀!的确，赵树理时刻想着农村，想着农民，想着农民的利益。按常理，这些事情应当由各级政府官员去想、去做，不是他一个作家必须想的，他却想得那么投入，那么执著，并且要奔走呼号。可以说，这就是赵树理的性格特征。正是这种性格铸就了赵树理崇高的人格，也是他能够写出一部又一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让人难忘的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获得重要地位的重要原因。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赵树理选择文学创作道路又是一个悲剧。文学让他把聪明才智贡献得淋漓尽致，文学也让他耗干了心血。他最早发表作品竟然是在被囚禁的“自新院”院刊上，充满了悲剧色彩；以后的大多数日子里，愉快的时候不多，总有这样那样的难题围绕着他，最终以令文人心悸、令大众灵魂震颤的结局离开了这个世界，产生了一出人生悲剧。
酿成赵树理人生悲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以为，时代和社会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赵树理在60多年的人生旅途中，走过了20世纪中国动荡不定、变化莫测的时期；他所走的每一步，似乎总是与他的愿望、理想有距离，有时甚至无法立足；他不能跟时代、跟社会合拍，也就避免不了悲剧的诞生；他个人的能力左右不了时代特性，左右不了社会力量。但是，赵树理个人性格更是主要方面。可以说，赵树理的一生基本上是处在矛盾状态。从他最早走出老家去师范学校念书起，直到最终含冤去世，总有许多矛盾让他无法解脱。譬如，家庭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矛盾；不甘于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式安定生活与漂泊在外事事不顺的矛盾；创作上本想按自己的意愿写感受最深刻的作品与碍于面子不得不经常写遵命之作的矛盾，等等。赵树理的性格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诚实、善良、吃苦、厚道、随遇而安、不图回报、乐于付出，组成了他性格的基本因素。与命运抗争、与不公平社会抗争、与不正常待遇抗争，这些充分表现个人尊严和民主思想的行动，虽然有过一些，但总体上不是他性格的主流。从文化意义上理解，20世纪是东方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开放性文化逐步融化的时期，而赵树理性格中的民族传统文化，一直是处于主导地位，外来开放性文化的渗透比较缓慢，这就形成了他人生悲剧的文化基础。
赵树理的这种性格，致使他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写作风格，也只能是传统式的。因而，工作关系和户口在北京十几年，他却实际上是个乡下人，无法适应京都的政治、文化、生存氛围，总有一种压抑感，传统的生活方式才能让他舒心。他的写作风格，基本上是承续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表达方式，这样做，既是体现他为普通群众提供精神食粮的观念，更是他性格特点的必然选择。
赵树理的创作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不少作品成为传世之作，文学观念成为研究课题；同时，他的人生悲剧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历史的、现实的思考。但愿文坛不断产生《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式的优秀作品；但愿文坛不要再发生赵树理式的人生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