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李长春、刘云山同志分别《给中华诗词学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贺信》，是中央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全局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为推动当代诗词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制定出的两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文件。
一、两封贺信，第一次对五四以来，以“新文学”的霸权话语，给诗词创作戴上“旧文化”的帽子，影响所及至今尚被排斥于当代主流文学体系之外的当代诗词，从正面的评价中，给予了历史的匡正。
贺信指出：“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李长春)“我国向来以‘诗的国度’闻名于世。中华诗词源远流长，那些震憾心灵、传之于今的不朽诗作不仅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刘云山)如果说，这些论述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继承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的进一步强调；那么，下边的论述，却关系到对当代诗词具有历史定位性，乃至具有文艺政策性的申明了：“新时期以来，广大诗人词家继承优秀的民族诗歌传统，创作出许多具有民族风格、脍炙人口、催人奋进的诗词作品，为中国文学增添了灿烂篇章。”(李长春)“中华诗词学会成立20多年来，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在推动诗词创作……等方面，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刘云山)这里，对中华诗词学会20多年的工作给予的充分肯定，固然令人鼓舞。更重要的是，当代诗词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性质及其“为中国文学增添了灿烂篇章”的当代文学位置的确定，无疑是给那些至今仍把诗词创作排除于现当代文学史之外的先生们，敲了一记警钟，提醒他们正视文学诗歌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还现当代文学诗歌史以本来的而目，才是科学的治学之道。
二、两封贺信，还从“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事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发展进步，为文学创作注入新的源泉、新的活力”(刘云山)的大背景出发，并根据“笔墨当随时代”的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向我们的诗人词家，反复强调了继承与创新这个关系到诗词文化自身发展的重要问题。考察空前活跃初见繁荣的诗词态势背后，在我们的诗词创作中，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公式化、概念化和泥古、仿古乃至复古的两种影响当代诗词健康发展的错误倾向。前者是忽略继承，丢掉传统，导致了诗词文本“异化”为“韵语散文”、“顺口溜”等非诗词形式；后者只讲传承，拒绝乃至反对创新，结果是把诗词摆弄成脱离时代、脱离生活、脱离大众的毫无生命气息的假古董。看来，两封贺信关于继承与创新问题的强调，是很有针对性的。我们要繁荣和发展诗词文化，还要作多方面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这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实践中继承。实践证明，包括诗词在内的一切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的创新。
从这里出发，我们的诗人词家，要谨记中央领导同志的教导，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反映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不断开掘新的题材，创造新的语言，抒发新的情感，表现新的意境，创造出更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谱写新的乐章，为社会主义百花园增添新的奇葩”(刘云山)。
人生与诗
霍松林
中华向称“诗国”。早在遥远的古代，我们的先民对诗的特质便有精深的理解。《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诗・大序》进一步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后如钟嵘《诗品序》所说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文心雕龙・物色》所说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等等，都是对“诗言志”的继承和发展。概括地说：人受外物刺激而抒发强烈的情志，便形于言；言之不足，便发为咏歌和舞蹈。大家知道：原始诗歌是与音乐、舞蹈结合的。后来舞蹈退出：但直到现在，中华诗词的音乐美还有不应低估的艺术魅力。
既然如些，那么人生一世，怎能没有强烈的情志?有了强烈的情志，怎能不用有音乐性的诗来表现?民歌告诉我们：“种田郎辛苦唱山歌”，“唱个歌子来充饥”，“唱条山歌做点心”，“唱个山歌当老婆”，“唱个山歌散散心”，“山歌不唱不宽怀”，“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苦人无法解忧愁”。甘肃还有这么一首“花儿”：“河里的鱼儿离不开水，没水时它咋能活呢?花儿是阿哥的护心油，没它时咱们咋过呢?”这就是说，作诗乃是一种宣泄情志的有效方式，因而具有调节情绪、平衡心理的特异功能。钟荣在《诗品序》里讲得实在很精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话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吩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日：‘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所以古人诗，便发现十之八九都是心理不平衡时写的。这一类诗，也容易写好，所谓“愁苦之词易工”是也。当然，人总有得意的时候。这时候，心理是平衡的，写出那股子得意劲儿，自然更开心。读古人诗，也有这类作品；但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样动人的佳作却不多，所谓“欢愉之词难好”是也。
诗，堂堂正正的定义很多。比如：诗是战鼓，是朝代的晴雨表，是歌颂光明的乐章，是揭露黑暗的匕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却从调节情绪、平衡心理方面大发议论。有人会说“把诗的社会功能缩小到这种程度，岂不是对诗的歪曲!”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鲁迅讲过：“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一个人只要是有心理健康的、情志崇高的，对祖国、对人民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那么他的心理之所以不平衡就不仅仅是个人问题。比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因投降派把持朝政而“报国欲死无战场”，常常为此感到愤懑、忧虑、焦灼，心理不平衡；而他那些激动人心的爱国诗篇，就是在这种心态中写出的。他写完《书愤》之类的诗，写完许许多多在梦巾驰骋沙场、收复失地的诗，其忧愤、焦虑之情肯定会得到暂时的宣泄：然而使他忧愤、焦灼的政治原因依然如故，于是继续写。其目的，当然是想消除那些原因。当时和后世的读者如果在同样的社会情势下读那些诗，所产生的积极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从心理上和客观原因上由不平衡而求平衡，诗之功用大矣战!
在我们的中华诗国，人人都用诗来宣泄情志、平衡心理，其结果便是人人都爱诗，读诗、写诗，因而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便无不洋溢着诗情、诗意、诗美，美好的和谐社会，便大踏步向我们走来。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诗化人生吧!诗化社会生活吧!为中华诗国增光添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