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像是文学史的写作。它的大部分篇幅被作者个人的生活和情感经历以及几位不太知名甚至是不入流的诗人的遭遇所占用；它没有对任何一部美国二十年代的伟大作品作出系统的评价。作者感兴趣的不是他同时代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写作姿态；他省略了我们已知的部分，把为人们所忽视的部分从隐秘的暗角里抽出来――把那些以作茧自缚为荣的作家的坚硬外壳剖开。它成了一只从里到外翻开的桔子，它是一本奇特的、令人激动不安的书。
作为“迷惘的一代”，二十年代的他们――作者及其他知名和不知名的青年，被想当作家的念头驱遣到了巴黎。他们称之为“自我流放”。在巴黎，他们创制了一种艺术宗教，根据这个宗教，他们为自己确立生活模式。“把自己献给文学，就像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上帝或穷人一样。”他们――当然并不是全部――酗酒、吸毒、自杀，认为自己已经找到艺术的城堡；甚至，为了成为天才，他们中有人为自己定下变疯的目标。“他们力求生活在社会之外，就像生活在私人的海岛上一样。”
这时，艺术理论已经成为伦理学体系或生活方式。
可是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他们必须赚钱谋生。更可怕的是，他们发现费尽心机追求的个性却是彼此雷同的：“艺术家们在逃避社会上的千篇一律的时候，很可能采取千篇一律的逃避途径并按照自己小集团的常规办事；甚至他们的反常举止也属于固定的类型。”
象牙之塔就此倒塌。
这就是作家们的宿命。他们寻求的是超群和孤独，他必须独特地生活，把自己从人堆里择出来，走得越远越好。他要永远行进，走，走，一直走下去。他注定是个过客。他只能“生活在别处”。
但是，不幸的是，造化仿佛总与人们作对。在追求独特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他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作家的这种超群的姿态必须为大众所看见，才具有其存在意义。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我想，这种探索所消耗的精力不亚于他们在艺术上所作的努力)，他们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他们在离象牙塔不远也不近的地方安营扎寨，随意地进进出出，像历经官场沉浮的政客一样进退自如，游刃有余；在适当的时候，向大众讲述着塔里塔外的故事。
他们的新闻发布会总是在说：我干作家这一行，我码字赚钱谋生。
是的，文学青年在逐渐减少；文学的神秘性和神圣感也在慢慢消退。也许，这正是文学的真正面目。但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拒绝与世界和解，他们要在文学中找到属于他们的位置。这本书将成为他们的教科书，它里面有一种点燃他们血液的东西。正在迷惘或加强自己的迷惘或嘲笑自己和别人的迷惘的青年会批判或认同这本书，但他们会无一例外地喜欢它。因为美国作家二十年代的自我流放，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想当作家的青年在向艺术宗教朝圣时必然要经历的一段生活，只是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不同罢了。
(《流放者的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马尔科姆・考利著张承谟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版，17.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