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美国友人们迷惑不解地向我问及“四人帮”如何能够达到飞扬跋扈的地步时，我总有一个标准的回答：“想想美国在五十年代的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时期！”他们听了，就恍然大悟。正象中国文化界人士不能忘记在“四人帮”手中所受的迫害一样，美国学术界文艺界今日谈起麦卡锡对创作艺术及言论自由所留下的影响时，还是表示感叹与愤恨。“四人帮”是极左派(实为反革命派)，麦卡锡是极右派，不过他们所用的手法相同，都是法西斯主义式的诬陷。
麦卡锡是来自威士康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于一九五二年与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同时当选。美国那时的政局进入大战以后的平静时期，一般人民只顾自己的生活福利，思想逐渐趋向保守，社会意识不高，最怕的是“外国共产主义”的侵袭。在这种气氛下，靠反共宣传起家的麦卡锡就趾高气扬，利用他在参议院的永久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地位，随意挑剔，到处发现“共党间谍”，在电台与报纸作自我宣传，以热情爱国者自居，弄得有识之士不敢开口，连艾森豪威尔总统也让他几分。不少学术界、科学界、新闻界、影剧界、文艺界的进步人士，都被列上了“黑名单”。甚至为他人抱不平、仗义执言的人，也被戴上“共党同路人”的高帽子。
那个时期是美国思想的一个黑暗时期。麦卡锡的魔手伸入每一社会角落，甚至在陆军部中也“找到”了共党间谍。我那时刚从密苏里州到了纽约不久，住在哥仑比亚大学附近的一个旅馆斗室中，晚上无事，开了无线电听麦卡锡调查小组的“公审”广播成瘾。偶然有机会在朋友处观电视新闻节目，看到堂堂陆军部长在麦卡锡厉声质问下的战战兢兢情状，很难理解。二十多年后的现在回想一下，就并不难解了。极右派麦卡锡的法西斯主义手段，与极左派“四人帮”的法西斯主义手段，出于一个源流，用了一个方式，即是没有证据的诬害清白人士，指白为黑，乱戴高帽子。
在麦卡锡的迫害下，被诬指叛国的各界人士，有的被革职失业，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能忍耐而自杀，有的被列入“黑名单”。特别受影响的是自由职业的作家、艺人、演员等。对中国革命有过客观报道的记者、作家和外交人员当然遭殃，对中国革命表过同情的作家们更吃了亏。我在这里所要特别提到的是一个四十五年前中国革命的老朋友――海伦。在五十年代，她也受到了麦卡锡的陷害，写了文章卖不掉，写了书没有人要。在麦卡锡右派势力的淫威下，出版商不敢承印她的作品。
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今年有七十四岁了，还是精神勃发，热情洋溢。六月一日，一个万里晴空的星期日，来美访问的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代表团团长陈翰伯，在百忙中抽空要去拜访他四十五年前的一个老战友。我因对纽约附近一带很熟悉，毛遂自荐的陪了陈翰伯先生坐火车去探望这位早在我年轻时已留下深刻印象的美国作家。她的笔名尼姆・威尔斯(Nym WaleS)，是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于一九四九年离婚后，即居住康涅的克州迈狄逊小镇的一所建于一七五二年的老屋中。斯诺夫人骄傲的向我们指出，这所房子比美国开国以来的年龄更大。
四十五年前，陈翰伯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生，尼姆・威尔斯也还是一个年轻的美国女记者。四十五年前的北平，年轻学生们正在酝酿一个革命运动。这个震动世界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就是在斯诺夫妇家中酝酿成熟的，播种的学生是陈翰伯，王汝梅(黄华)，俞启威(黄敬)，姚克广(姚依林)。他们为了避免特务的追踪，借斯诺夫妇家中聚会与计划。四十五年后，陈翰伯不能忘记这位老战友，趁了在美国访问之便，专程自纽约搭火车来探望她。
我坐在一旁，静听这二位老朋友兴高采烈的话旧，有时插了一句，不过是在语言上作解释。尼姆・威尔斯口口声声的说，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们，“既不求名，又不图利，除了爱国以外，没有其他动机，这类革命是最……最……”
我插嘴说：“……最纯洁的(purest)！”
尼姆・威尔斯点头，又继续说下去：“这类学生运动的作为，这类革命精神是最……最……”
我又插嘴说：“……最崇高的(nobleSt)！”
尼姆・威尔斯转头赞许我“用字的准确”。但我想这两个词大可形容我当前的两位朋友。一九三五年我刚进初中，在年龄上没有资格参加学生运动。但我虽年幼，已在报上开始注意到有关一二・九运动的英勇事迹。四十五年后的现在，我在万里之外的大西洋海滨，面对这两位与当年著名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老战士，好象双手可以触到历史的转轮，心里极是兴奋。
我们是在尼姆・威尔斯的一个朋友的海滨木屋阳台上吃午餐交谈的。时间很仓促，开车回到斯诺旧居后，我立即在屋后一个红漆小木屋前替陈翰伯照了一个相。斯诺生前的惊动世界的巨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就是在这个书室内完成的。尼姆・威尔斯现在将这个小屋出租给两个女学生，弄点小进益帮助家用。
在和她的朋友的交谈中，我发现尼姆・威尔斯的唯一奢望是将她的有关北平学生运动时期的回忆录遗留后世，使年轻一代能够了解“最纯洁的、最崇高的”革命是怎么一回事。
“她在麦卡锡时期受了挫折后，还没有恢复元气”，她的朋友轻声对我说。
“请给我解释一下。”
“由于她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她在五十年代的麦卡锡时期被列入黑名单。没有出版商刊行她的书；没有杂志胆敢发表她的文章。”
“那末现在呢？”
“作家不能多年不出版，不然年轻一辈的读者不会记得作家的名字。不过她精神百倍，仍继续不断的写作。”
我抬头一看，尼姆・威尔斯正在将一叠厚厚的稿子塞在陈翰伯手中，要他带回中国去读。
我心头起了一阵伤感。三十年后，麦卡锡的余毒还在伤害一个纯洁高尚的人物。我只愿望“四人帮”时期所留下的伤痕，不会这么的持久难消。
六月十四日于纽约
附：海伦・福斯特・斯诺的一封信亲爱的鼎山：
你的照片非常精彩。我接到休・迪安的一张短柬，说你也寄给了他几张――他很喜欢――还有你的文章。
我很早就想写信给你，向你表示你给中国一二・九运动总结的基本精神极其精辟――“纯洁”。这完全是对的。你说你敬仰一二・九运动时代人物的英勇和“纯洁”。这也就是我的丈夫埃德加・斯诺和我在中国受到特别尊敬和爱戴的缘故。我们当时是独立的，非共的，机会多得很，然而我们选择了那条艰苦的、危险的、无人领情的道路，至少当时看来是那样。至于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他们是受西方教育的宠儿，但是却决定选择冒一切危险发动一场运动来转变当时的恶劣形势，不仅是抵抗日本和停止内战，而且也是要在为时太晚之前彻底改变蒋介石的腐败政府。燕京学生发表的十一月一日宣言是中国的伟大文件之一，它说的事实上是“中国已濒灭亡”。我看到后就想，埃德和我当时是美国文明的唯一可以自由行动的代表，可以尽一切可能支援这个学生运动。他们所要求的不过是我们已经代表的东西。当时只有美国人可以采取行动或者发表意见――因此我们就这样做了。存在着真空，我们必须填补它，这是我们的历史必要。但是了不起的是这样做的纯洁动机。我们大家这样做是因为这是历史的必要，没有个人的动机或得失的考虑。我们都成了这段历史的一部分，而当时只有模糊的感觉。埃德和我必须继续到红区去，寻找事实，向读者报道，不仅是西方的，而且也是中国的读者。
一般来说，中国人不懂什么叫“纯洁”，他们把什么都看透了，很难相信什么“纯洁”。例如，传教士的动机就不可理解――他们总以为那些传教士有什么个人好处――应该说清楚，没有一个传教士曾经从不论哪种中国人手中得到过钱，也不会接受。他们是国内付钱的。要是他们从中国人那里领钱，或者接受差使，就不会允许他们呆在中国了。相反，他们必须捐款，出钱。
见到你很高兴。我喜欢你的那种头脑。我觉得你会成为一个好朋友，我希望你会再到迈狄逊来畅谈。海外华人逃离中国，想到的只是钱，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从来没有出过力，这种情况是可悲的，令人难过，你可以说，没有“纯洁性”。我很高兴海外华人中有一个是象你那样的，曾经受到过一九三五年年轻学生的“纯洁性”的影响，你认识到从哲学意义上这是什么意思。一九三五年发生的是真正的革命，这些学生到一九三六年初就参加了共产党，当时刘少奇到了华北，那是一九三六年二月(在这以前他在江苏的牢里，那是王林在一九七八年告诉我的)。这说明人性是好材料做的，陈翰伯和他的朋友都是好样的。
我的《中国年代》已被莫罗书局接受，但还没有签订合同。代理人将由彼得・兰伯克担任，那是莫罗书局给我找的，因为他们只愿通过代理人办事。(休・迪安是另一个一贯“纯洁”的例子。)
让我们经常联系吧。我从四月份起已把我的二十一部未出版原稿作了版权登记，其中一半是关于伦理和能量的，你一定会喜欢。问好。
海伦・福斯特・斯诺
一九八0年七月十五日
收信者附注
海伦・福斯特・斯诺的这封信，是在我陪陈翰伯去看她以后写的。信中提到的有几点，要在这里说明一下：
休・迪安是美国对华老友，现在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很是活跃，并帮忙编辑一份US.ChinaBevieW双月刊。我用英文写了一篇陈翰伯与海伦・斯诺的相会记交他，以“purity”为名。此文即将发表。(我也用中文写了一篇《最纯洁的与最崇高的》，在七月一日的香港《大公报》发表。)
海伦年事虽高，仍生气勃勃，对中国及一般人道主义事业仍很热心。在讨论“纯洁”时，她也提到传教士。当然，这一点，收信者及读者不一定同意。
美国读者们似已慢慢地把斯诺夫人过去的成就遗忘了。我觉得这封信富有历史性，因此要与中国读者共饷。我们不应忘怀这位对中国革命有功劳的美国老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