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此次灾害导致六万多人遇难，一万多人失踪，数十万人受伤，数百万间房屋倒塌。当灾难以迅疾之势进入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空间，迅速成为激励民众、唤醒民心、凝聚民族的精神性事件，亿万中国人迅速成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以此来扶助灾民，共同对抗灾难。与此同时，灾难本身也成了一个重要的教育场域，并以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爱的品质、公民责任、民族认同等质素，构成对当下教育精神的启明。
无条件地尊重生命
日渐体制化的教育像一架失去反思功能的机器，把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带入以知识的获致与技能的训练为中心的教育流程，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中人文教育的不足，加上当下教育竞争的愈演愈烈，以及大众文化所提供的某种虚幻的温情，遮住我们生命的天空，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沉溺在个人功利性的教育追求之中，我们把自己封闭在个人自我成就的追逐之中，逐渐地失去了对他人生命世界的鲜活感受力，我们的教育精神也在功利主义与技术主义的侵蚀之中一点点走向封闭。
现代文明在不断地提高个人自主自立能力的同时，也在逐渐地导向人的孤立。科技与商业的高度发展，把人与人之间原本淳朴敦厚的关系转变成了利益的交换，对财富和名声的追逐。每个人都为着自己的生计谋算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个人私欲的极大膨胀，以及对他人和对社会福利的漠不关心。商业、财富和名声，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质，正是这一特质掩盖了生命的真相，使我们片面地看待生命，他者生命成了一种功用性的存在。每个人都习惯于把自己厚厚地围裹起来，面对他人的生命世界，我们更习惯于隔岸观火，缺少必要的敏感性，有用性成为交往的尺度，生活伴随人心的迷误而变得冷漠，少了人性的温暖。卷入其中的现代教育以培养个体对当下生活的适应为基本目标，不再以个体整全人格的发育为根本目标，这意味着现代教育本身正在成为滋润狭隘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温床。
当灾难出现，大自然肆虐性地施展其毁灭的力量，个人主体性的自大与盲目就暴露无遗。那从废墟中伸出的无力的手臂，那一个个令人心颤的伤亡数字，那充满哀怨的呼救让我们明白，生命原来如此脆弱。与此同时，包裹在我们身上的各种伪装都在这一刻被撕扯，人性之光绽放出来，灾难因此而成为自然给我们上的最生动也是最严重的一课。生命本有的感受力充分展现，我们的生命形态由功利形态回归到本原性的生命形态，回到生命的原点，以超越俗世功利的生命本真姿态去感受世界和他人。这一刻，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个人在灾难面前的无力与无助，我们越过各种俗世的界限，真实地关切遥远的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基于利益交换的功用性关系，而是回复到彼此之间基于生命本身的联系。我们抛开俗世生活中一切使人疏离的外在差异，用爱与同情，把逝者和生者、受困者与施救者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当灾难像一道闪电急速地进入我们尚待启明的灵魂，我们的心灵世界得以敞开，原来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我们并不是孤立的个体，所有的生命都是一个整体，我们活在生命共同体之中，每个人的离开都是自我生命一部分的逝去。正如英国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所说：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任何人的死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以爱来对抗人间苦难
我们常说苦难是人生的导师，但我们未必能明白其中的义理。这一刻，无疑让我们体会得淋漓尽致。苦难的意义正在于生与死的严峻性突入日常生活，从而构成对日常生活习惯的近乎残忍的颠覆，由此带来个体对自我人生样态的根本性反思。我们通常强调通过挫折教育来磨炼人的意志，砥砺人的心志。但磨砺意志、砥砺心志只是治标之举，并未触及人的深层次的灵魂。一个人何以有坚强的意志，何以能百折不挠地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幸？一定有其根源性的力量。这种根源性的力量，乃是作为生命本体依据的爱，是从自我生命出发的对他者生命的成全，对一切生命世界的同情与向往。
地震所造成的死难和家破人亡，可谓人世间最大的挫折。在这样的挫折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生命能在废墟中无水无食物地坚持一百多个小时？是因为爱。为什么会涌现出那么多平凡人的感人事迹？为什么那些母亲要舍命保护自己的孩子？为什么那么多教师要用生命去呵护自己的学生，同样也是因为爱。凭着爱，数十万的军人、警察、医生、工人，用鲜血和汗水筑起抵抗灾难的长城；因为爱，无数人发自肺腑地伸出援助的手，献血、捐钱，甚至连乞丐都把自己好不容易讨来的零钱捐献出来。在这里，灾难极大地激活我们生命中潜藏的爱意。当灾难把生命原有的一切俗世的支撑化为虚无，爱成为支撑我们彼此生命虚空的最坚实的力量。
正如卢梭所言：“我们之所以爱我们的同类，不是由于我们感到了他们的快乐，而是由于我们感到了他们的痛苦。因为在痛苦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看出我们天性的一致，看出他们对我们的爱的保证。如果我们的共同需要能通过利益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则我们的共同的苦难可通过情感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灾难把他人的痛苦前所未有地带到我们眼前，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人的柔弱和无助，从而激发我们相互之间的依赖。正是凭借爱，人与人之间才结合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并使得我们对抗灾难提供了精神上的可能。
教育根本性基础是什么？想来想去，只能是一个字：“爱”。爱是从个体生命自我出发，抵达他人。爱意味着对他者生命无条件的承认。但在以利益诉求为基础的凡常人生之中，这种爱被功用与交往的法则替代，物质的联系遮蔽了彼此之间生命与心灵的联系。在这种遮蔽中，我们麻木的心看不到自己和他人本然的生命和心性，听闻不到自己和他人最真实的心跳，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爱这一生命之间最根本性的精神联系，而被异化为一种功用化的、物化的联系。平庸的教育同样是凡常的日常生活的延伸，每个人被训以适应当下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与规则，生存竞争的压力过早地进入到教育情景之中，教育不再以激励人与人之间内在的生命联系为根本目的，爱弱化为彼此之间利益的交换，或者是彼此之间不平等的、居高临下的关心，我们现实的教育并没有敞开爱的精神，并由此而引导个体活在爱中。
当地震以残忍的方式摧残生命，我们突然发现，遥远的、在功用化世界中无关的他者，此时此刻，以生动的姿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世界之中，那些死难的兄弟姐妹，他们的生与死不再是“他们的世界”的事情，而是“我们的世界”的事情，是跟我们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生命故事，他们的疼痛迅速转化成为我们自己的疼痛。
此次大地震无疑给我们教育中爱的精神的生长提供了一个代价巨大却无比珍贵的契机，爱的留驻，成为当下我们重要的反思向度。
肩住我们作为公民的责任
教育一方面依赖个体的天性，另一方面又对此加以引导，节制，弥补天性的不足。公民教育的基本路径，就在于一方面呵护每个人的天性，保存那些善良的潜质，另一方面引出、激发这种潜质，使之茁壮成长。每个人生来就有爱和同情的天性，公民教育首先要做的是珍惜和爱护个人天性中的潜质，而不是一味地以外在的塑造遮蔽、压制天性的发展。过早地对儿童灌输其本人由于情感和理性的限制所不能理解的各种道德观念，往往是适得其反。在生活中，人受之于事情的教育，比受之于知识的教育能取得更多的教益。公民教育与其说是要在教学中养成公民的人格，不如说是要在行动中培育公民的良知。人的天性是愿意做好事的，特别地对于一个本性单纯天真的人来说，善良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愉悦。
无疑，此次大地震在不同的层面唤起我们积极的公民实践，以及对公民人格与公民教育的思考。当如此巨大的灾情以极其醒目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我们前所未有地感受到每个人与灾区群众之间的相互依恋。灾难使我们的国民与公民身份豁然觉醒，个人与民族国家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清晰地显现出来。灾难前所未有地焕发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其实质就是意识到我们每个人跟民族国家难以割舍的真切关联，同时也焕发我们每个人对于民族的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日常生活中容易被遮蔽的公民身份突显出来，获得公民身份的切实的自我认同。
公民人格与公民教育的根本指向，不仅仅是公民意识与公民身份的认同，更在于积极的实践，在于行动，灾难正充分地激发每个人行动的可能性。所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正是无数公民个人自觉的投入，才让我们救灾的行动变得高效。在灾难面前，许多人一改平时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公民的热情蓬勃而生，责任意识空前高涨，灾难本身成了最重要的公民教育课堂。不仅如此，当我们仔细审理灾难发生的诸多细节时就会发现，尽管自然灾害难以避免，但灾害的巨大不仅仅源于自然，也有人为。当刘汉希望小学奇迹般地无人伤亡，我们看到了主事者作为公民的责任。这提示我们，真正的公民实践，其实贯穿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中，体现为我们对于个人职业责任的敬重。
每一场巨大的灾难，都是一次心灵深处的震荡与启明。灾难固然在很大程度上锻造了我们的公民人格与公民实践，但灾难毕竟只是非常的日子，对于每一个个体生命来说，我们更多需要面对的是平常岁月。灾难过后，大多数的人们仍旧需要回复到日常生活的轨道。怎样使得为大灾难所激发的公民热情持续地延展在我们的生活轨迹之中，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了我们的公民教育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公民人格、公民姿态本来就是一种生活的姿态，一种生活的习惯。
以灾难记忆孕育民族精神
十七世纪，帕斯卡尔就曾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帕斯卡尔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置身宇宙间的脆弱性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境遇，而在思想中确立人的尊严，乃是对抗宇宙加之于人类的灾难的根本路径。
正因为人类作为整体，其灾难具有不可避免性，所以人类的灾难史才与人类、民族精神的发育史成为彼此并行的存在。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地把灾难记忆转化成民族精神，提升民族精神的高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思想的不断生长与精神的健全，乃是我们对抗灾难的人格基石。教育不能回避灾难的历史，只有充分地显现一个民族、国家所受灾难的历史，作为社会的个人才能获得更完善的精神生命。从这一点而言，教育需要面对民族和人类所遭遇的灾难，以此来启迪精神，发育人格，引导个体不仅面对过去的灾难，还要积极面对未来可能遭遇的灾难。正因为如此，让灾难记忆孕育民族精神，就成了一条弥足珍贵的民族精神生长路径。这种路径的价值是双重的，从积极之维而言之，就是把面对灾难时我们民族表现出来的精神品质视为进入历史的珍贵资源，包括对生命的珍重、彼此关爱、民族国家认同、公民责任的显现等等；从消极之维而言之，就是获得一个民族应对灾难的方式，尽管灾难令人恐惧，唯恐避之而不及，但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整体而言，或然性的灾难总是难以避免的，这意味着从灾难中学习、学习应对灾难本身，就是我们的必修课。
灾难的记忆如何进入历史并转化成民族精神？进入历史、完成转化，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进入年轻人的精神血脉之中。唯有通过他们，曾经的灾难才真实地活在历史之中，成为滋养民族精神的生动的资源。这意味着从教材的编写到教师的讲授，都能生动地展现过去的灾难与当下生命之间丰富的精神性联系，而不至于让教育教学成为冷冰冰的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场域。
传说中，凤凰是人世间幸福的使者，每五百年，它就要背负着积累于人世间的所有不快和仇恨恩怨，投身于熊熊烈火中自焚，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后它们才能以更美好的躯体重生。这段故事以及它的比喻意义，在佛经中被称为“涅�”。当灾难以迅疾的姿态到来，撕裂当下生活的安逸与平静，无数同胞的死亡与抗争，撕心裂肺地进入我们每个人的灵魂之中，我们不得不进入浴火之中。关键在于，浴火是否一定会带来我们生命的重生。当灾难成为过去，生活依然继续，我们期待浴火之中个体精神的重生。
由此，我们的教育精神也将因此而获得重生的起点，激活生命向他者开放的姿态，尊重生命，敞开作为教育本源性力量的爱，并孕育积极的公民人格，激励民族精神的生长。我们的教育将在灾难史的不断重述中，获得前所未有的锻造，并生动地保持与发展为灾难所激活的教育精神，以此获得教育精神的不断生长与生成，并因此而成为现代教育对抗自身在当下遭遇的功利化、习惯化的危机提供契机。尽管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但如果我们不珍惜用数万个生命的黯然离去带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的损失就将是双重的。
灾难所能给予人类的教育，不仅在于在技术上为人类提供应对灾难的应急措施，提高面对此类事件时候的应变能力，减少伤害，增加生存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它用一种不常见的方式让我们领悟生命的沉重，同时用一种隐晦的方式暗示要我们善待生命。为灾难所开启的对生命的敬畏、爱、责任、民族认同，奠定了当下教育精神生长的厚重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