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参政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其发展明显落后于时代。从人类社会演进趋势看，妇女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是近代以来妇女解放运动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男女平等程度的重要标准。没有女性的参与，民主政治只能是一句空话。从时代发展趋势看，世界的可持续性发展、人口、环境及和平问题都为妇女广泛参政提供了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女性参政的历史考察
原始社会初期，女性曾在家庭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３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出版）。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血缘关系的演化，人类社会逐渐由母权制时代过渡到父权制时代，最终使女性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尽管人类学研究已经确认了母系社会的存在，父权制却一直是家族组织的传统模式。同样，政治也一直是男人们的活动，为男人们所垄断”。（莱斯利・里普林：《政治学的重大问题》，第８５页，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随着生产关系的不断演变，社会政治体制也从原始民主转向寡头专制，政治的斗争性内涵日益凸现，社会管理职能逐步退居次要地位，同时，战争和男子对武器的垄断更使得女性成为社会变革的被动承受者，导致“男尊女卑”等级制的强化。从此，许多时间内，政治竞技场几乎只向男性开放，妇女无权问津。尽管历史上也出过一些女皇，但这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极个别女性随机登上政治舞台的特殊现象，是封建专制与君主世袭的产物，而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女性参政。
在此之后，女性一直委身于父权制的统治之下，直到１８世纪末期，妇女解放的宣言才开始逐步唤醒世界女性，也惊醒了世界男性。由于数百年的传统习惯的影响，妇女一直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因此，争取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跻身于政治舞台一直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首要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世界妇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１９世纪英国的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为妇女冲破传统的束缚、走向社会，赢得独立提供了物质基础。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末开始，女权运动在自由主义理论的个人主义思想基础上，对把妇女作为家庭人口再生产工具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认为公民自治权高于一切，国家最大的责任是保障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妇女领袖巴特勒提出国家只有通过法律给妇女选举权，才能保障妇女公民权。到２０世纪，性别平等开始挑战在不平等原则下的政治垄断。
是否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能否参与政治生活的首要条件。在美洲，美国妇女于１７８８年获得了选举权，并于１９２０年获得了被选举权；在大洋洲，最早获得选举权的是新西兰妇女（１８９３年），最早获得被选举权的是澳大利亚妇女（１９０１年，不包括土著人）；在亚洲地区，斯里兰卡妇女最早（１９３１年）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妇女也从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就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标志着妇女运动取得很大进展，也为妇女走向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
妇女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继婚姻自主、经济自立之后，妇女对自身解放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妇女借助文明进步的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改革，争取自身权利，为２０世纪妇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和民族独立、民主革命的浪潮在全球兴起，这股浪潮重塑了世界妇女强烈的时代感与参与欲，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观因此得到进一步发掘。妇女逐渐超越了自身的生理局限，脱离传统社会角色的束缚，女性参政随之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发展势头。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世界政坛先后涌现出３０多位女性首脑，而女部长、女议员等高级领导人亦有相当数量。战后社会发展的这种文化态势恰好应了马克思的话：“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衡量。”
女性参政深化了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内涵
女性参政是政治民主化的标志之一。政治民主化离不开妇女的参与，妇女参与不足的民主必定是不完全的。首先，女性参政是由民主的特性所决定的。民主制度使人民能够自由地表达意愿，更能使妇女充分地表达见解和需求，以使自身利益得以很好地实现，从而使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要求实现整合，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个社会集团、各群体之间在政治生活中的紧张关系，扩大了政治体系的社会基础。其次，妇女对政治的参与是否充分以及妇女在政治领域中的权利有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这都直接显示了妇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标志之一。因为社会大众的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支持条件，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质量的标尺。不同国家的政治生活有着全然不同的质量。可以说，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质量以及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标准之一，就是有没有广泛的大众参与。所以，妇女的充分参与说明了民主观念的深入与民主制度的完善。
民主制度是女性参政的前提和保障。历史证明，在专制集权的制度下女性参政权利是得不到保障的，即使有个别妇女执掌政权，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中国的武则天、慈禧等，都不是民主意义上的女性参政，她们最终依靠的仍是男性统治阶层。历史上女性参政的提出是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的宗旨是反对封建专制，倡导平等自由，这是民主的曝光。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宝尔提出了妇女选举权的重要，他说：“性的差别和身高或头发颜色的差别一样同政治权利毫不相干的”。（英国：约翰・宝尔“代议制政府”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出版）西方妇女正是在这一影响下，率先提出了女性参政的要求。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共和国，妇女才获得了参政的权利。没有民主制度，就不可能有广大妇女群众参政的权利。从政治学的基本观点看，民主制度是相对于专制制度而言的。它们的最大不同在于：专制是由君主一人掌握国家的全部权力，而民主是由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制度给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这是文明的进步。人民当然包括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所以说，只有民主政治的进步和发展，才有参政中的真正男女平等。而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与决策是民主政治的要求，没有广大妇女参与的政治，不是民主政治，而是畸型政治。
正是由于女性参政运动的发展，才促使许多国家制定了促进女性参政的法律。挪威早在１９８８年修订的《男女平等法》，就将政府和市政委员会中的性别比例明确写入其中。１９９５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各国都加大了用法律保障女性参政的力度，一些国家修订了宪法，进一步明确地将候选人男女比例纳入宪法或其他有关法律条文。如：法国通过了平权法，规定市政府官员中一半的候选人必须是女性；比利时也规定候选人中女性要达到１／３。其他国家如乌干达、意大利、委内瑞拉、也门、秘鲁和阿尔巴尼亚等也先后制订相关的法律，为进一步促进女性参政提供了保障。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积极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要求制定保护妇女权益的专门法律，全国人大采纳了这一建议，于１９９２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一直是男性占统治地位的韩国，１９８４年也成立了韩国妇女联合会，协调全国妇女运动，使反映绝大多数妇女要求的修正案于１９８９年得以通过。
１９９１年，在美国举办的“为了健康的地球世界妇女大会”，阐述了妇女在环境保护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后，妇女与环境问题受到重视，被列为各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２１世纪议程》报告中必须陈述的专题之一。在１９９３年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上，妇女组织成功地促使大会承认，妇女的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并将这一观点写入大会宣言。这表明妇女开始用法律手段来改变现实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女性参政显示了从政女性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在联合国的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为联合国工作和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女性。多次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代表的罗斯福夫人作为联合人权委员会主席，曾亲自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她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和通过起了重要的作用。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绪方贞子，于７０年代末担任日本驻联合国大使，１９９１年任联合国负责难民事务的高级专员，她以自己的能力和献身精神显示了女性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妇女在联合国机构中的出色表现，使联合国大门朝女性打开了。１９７０年，联大要求联合国秘书处雇用人员时，给妇女提供与男子均等的机会。１９９３年６月，联合国本部的各国外交官中女外交官占总数的３１％，１９９３年底联合国系统中６个重要的职务由妇女担任，在联合国１８４个成员国中，有８名女性担任驻这个组织的首席使节。
女性参政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全球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势，忽视这种趋势，就意味着把自己排除在历史之外。全球化已经影响着我们每天的工作与生活，正在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层面同时展开。全球化带来的益处和风险并非均衡分配的，发达国家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发起者，又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虽然会面临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但是只要政策得当，发展中国家还是可以取得竞争优势的。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存在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妇女的发展如同发展中国家的境遇一样，其趋势：一是意味着与优先发展起来的男性距离拉大；二是在政策得当以后崛起。（参见“全球化与中国女性参政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２４２页。）
全球化为女性参政创造了机遇。全球化必然带来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和公众监督意识的增强，从而推动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健全体制、调整权力、拓展参与、扩大民主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条件。这正是促进女性参政所需要的社会环境。但全球化也给女性参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竞争法则的普遍应用，效率意识的扩大化使处于发展弱势的女性受到强烈冲击，比如妇女受教育水平相对低，就业层次相对低，家务负担相对重等诸多因素，直接影响其政治参与的水平。因此，女性们应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有利发展机遇发展自己，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点。发展是文明社会的永恒主题，是现代人类的自觉意识。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那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如果说，传统发展观所要求的发展是以牺牲自然环境、生态平衡、贫困人口、妇女利益为代价来追求效率，那么，新发展规则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公平。
人的发展和人的素质的提高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希望所在，而人类发展的一个关键在于妇女的发展和两性关系的改善。两性地位不平等、两性关系的不协调，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内生性与结构性障碍。在当代，妇女解放已不再仅仅是一种为争取和捍卫女性正当权益的努力了，而是关系到整个人类未来命运的重大课题。因为妇女解放的理念和实践将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密切相关。就此而言，对妇女解放所作的广义理解，乃是可持续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中心”的新架构下，妇女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愈来愈得到凸显和强化。妇女从历史客体、中性力量上升为历史主体，成为改变世界的中坚力量。因此，必须增强妇女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以消除日益严重的“贫困的女性化”现象。妇女的权力参与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又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只有增强妇女权力参与，才能使妇女充分参与决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确保妇女作为平等的合作者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领域的项目和活动，改善她们获得行使其基本权利所必须的各种资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