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她是经历血与火考验和历史洪流而锻造成的伟大现代女性；在祖国和平建设年代，她用勤劳的工作给力新中国的成长；晚年雷洁琼，生活朴实、规律如常，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依然关心着国家与人民。
热血铸造的青春岁月
1905年9月12日，雷洁琼出生于广州，父亲雷子昌是前清举人，因受到维新改良主义的影响，思想颇为开明。1913年，雷洁琼7岁时考入广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小学部，家风校风的熏陶，使她从小就大量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翻译著作，沐浴在新文化的氛围中。14岁时，她在广州参加了“五四”运动。19岁时她飘洋过海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并获得了中国留学生最优秀学习成绩银瓶奖。1931年，她获取了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雷洁琼毅然回国，在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在燕大，雷洁琼教授社会学，除书本教学，她还经常带着学生们到北平的郊区去进行社会调查。
1 935年，北平教育界和文化界人士联合组织“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雷洁琼勇敢地加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她积极募捐，为前方将士做棉衣、手套，送往抗日前线。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雷洁琼毅然走出燕大，冒着凛冽的寒风，和学生一起并肩游行。当时她是燕京大学唯一参加游行的女教师。
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第6个年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雷洁琼放弃了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辞掉了燕京大学的工作，来到江西农村带领妇女开展抗日运动。雷洁琼历任江西省妇女指导处督导室主任、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训导教师兼妇女干部训练班主任、南昌市伤兵管理处慰劳课课长等职，是江西妇女工作的开拓者、奠基者。
无畏的爱国斗士
上海沦陷期间，雷洁琼身处“孤岛”，先后执教于上海东吴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等院校，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教授。1941年，雷洁琼与严景耀喜结连理，一同成为上海的爱国人士组成的“星期二聚餐会”的重要人物。每逢周二晚上，他们都要和上海教育界人士到上海基督青年会的酒楼聚餐，对当时的形势和时事慷慨激扬，各抒己见。
为推进中国的民主，1945年12月30日，雷洁琼与严景耀、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等共26人，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为了尽快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次年的6月23日，由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联合上海纺织业等各界47个人民团体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共同组织了上海各界人民赴京和平请愿团。41岁的雷洁琼是请愿团9名正式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
作为向南京请愿的代表，雷洁琼已经在爱国人士当中有一定的影响。出发的那天清晨，面对广场上聚集的上海各界10万余人，雷洁琼等9位请愿团的成员，在大家的欢呼下，依次上台发表演讲。
当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顽固派指使的暴徒的残暴殴打，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雷洁琼等人当场被打成重伤，鲜血浸透了她的衣裳。后来周总理、邓大姐还有董必武同志去看望她，才把她身上的血衣给换下来。
但是雷洁琼不愿跟太多人谈这些事情，当别人再三要求时，她才会说，没有什么啦，换任何人都会这样坚持的啦。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
为新中国鞠躬尽瘁
1949年，雷洁琼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随后，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之后，雷洁琼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筹备建立新中国第一所政法学院。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雷洁琼坚持了下来。1972年，67岁的雷洁琼被周恩来亲自点名调回了北京，她对总理说，她还想回到大学去教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20多年是雷洁琼最忙碌的时期。1979年，雷洁琼以74岁高龄走马上任为北京市副市长，主要分管民政、民族和宗教工作。在4年的任期中，她不辞严寒酷暑，奔走于寺院、教堂、学校和福利企业之间。虽然当时雷老的住地距北京市政府很近，作为副市长有专车乘用，但是去市政府办公室，她经常以步代车。198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系，雷洁琼兼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虽然身居高位，但每逢给学生上课的那天，她都会早早做好讲义，认真讲课。
从1985年到1993年，雷洁琼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对于这两部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精神，关系到香港、澳门前途的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雷洁琼倾注了大量心血。1986年，她曾和一些委员一起到香港听取各界人士对基本法的意见。3个星期内，她参加各种座谈会110次之多，平均一天5次。1997年，在那个永载中华民族史册的日子里，雷洁琼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以91岁高龄飞抵香港出席政权交接仪式。
最喜欢“教师”头衔
雷洁琼先后担任过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北京市副市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七和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
但是她经常跟人提起，在众多的职务中，她最喜欢的还是做一个普通的教书匠。“在我所有的头衔中，我最喜欢教师这个称谓。我是一名老教师，我一生都没有离开教育岗位，对教育有着深厚的感情”。雷洁琼从青年时代走上讲台，一直到霜染华发，从教70多年，即使是在她担任领导职务，从事政务活动非常繁忙之际，也仍担任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雷洁琼强调：“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基础是教育。”
雷洁琼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她不仅在长期担任的中国多所大学的教授岗位上教书育人，更以战略的思考推动着中国教育的法制化进程。多年来，雷洁琼一直为加强教育、依法办教育奔走疾呼，她先后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等法律的制定，并奔波于大江南北，多次参与对这些法律的执法检查。1994年5月，雷洁琼还深入到京郊最西部的山区门头沟，了解教师法实施的详情，并深入到教师家中进行慰问，一直走到了最边远的斋堂乡……
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雷洁琼曾亲自到北京广渠门宏志班看望那里的孩子们，并亲笔题写“宏志班”三个字。
轻车简从坚持不配警卫
在王府井的繁华闹市之后，有一片闹中取静的小区。红色的两栋楼不高，外面虽有保安，但是外人依然可以随便出入。在这片老式住宅里，有雷洁琼生活了30多年的家。
这还是她出任北京市副市长时，政府分给她的住所，此后她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按照级别应搬去新居，但她一直都拒绝。民进中央原秘 书长陈益群在追思会上说，每次来人动员她搬家，她总说：“住得挺好的，不用搬。”
雷洁琼的家非常简朴。家具也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样式。老人家中多是一些老旧家具，住房较窄，多年来都是卧室兼办公室。曾有一位记者到雷老家中采访，感慨地表示，来时以为走错了门，没想到一位人大副委员长的家竟是这样简朴。“雷老社会活动很多，但她跟腐败不沾边。有些时候，比如某一个教育机构找我们想请雷先生题字，她没有二话，要是某个企业找她，那对不起。她从来不和企业有关系。”
雷洁琼膝下无子女，一直由侄女雷浣妍照料。原来只有一套房子，里面不仅住着秘书、保姆和亲属，还要兼顾工作、会客。后来楼下有其他的领导搬走，才又腾出来一套房子。
雷洁琼性格直率，有什么说什么。陈益群回忆，有一年中共中央召开民主党派新春茶话会，雷洁琼正好收到了乌鲁木齐一个农业职业学院老师的来信，反映学校拖欠教师工资。雷洁琼拿着信去开会，会上发言时便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封信念了。之后，农业职业学院拖欠工资之事顺利解决。
雷洁琼侄女婿蔡睿贤在追思会上说，雷老对身边的亲属要求很严格，不利用职权搞照顾。雷浣妍解放后从香港回到大陆，被分配到云南边疆中学教书，蔡睿贤则在清华大学工作，两人结婚时，雷老对他们说：“要有两地分居的准备，我是不会用我的影响来帮你们的。在我们长达十三年的分居生活中，雷老经常鼓励我们坚持在基层工作，为国家多做贡献。”雷洁琼的学生、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记得，有一次他邀请雷老参加一个活动，雷老就带着一个司机来了，轻车简从没有任何警卫，当时她已经是国家级别的领导。其实，雷洁琼起初坚持不配警卫，因为她觉得“不自由”。陈益群说，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发生原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在家中被害一事，中央再次派员肯请雷洁琼配警卫，她才勉强答应。
朴素而幸福的晚年
晚年的雷洁琼在身体允许的条件下还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对国际国内的大事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年逾古稀，但爱美之心始终未变。每逢给学生讲课或参加重大活动的时候，她都对自己的衣着和仪表要求非常严格，即使过了百岁高龄，雷洁琼依然思维清晰，对往事的记忆常常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叹服。
对待生活，雷洁琼坚持平淡、简朴，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不喜大鱼大肉且烟酒不沾，青菜、杂粮则每日吃。早饭吃些小米、玉米面粥等杂粮；中午常吃面条或米粉；晚餐才吃一点米饭炒菜――餐间加些水果、酸奶等，从不吃补品。心平气和，生活规律化。
雷洁琼多年坚持节约用电的习惯，前几年有时夜间身体不适，无法入睡，保姆要给她开灯照明，她不让开大灯，换开小的也不同意，她总说“不要费电”，老人家就这样在黑暗中躺了许久才睡着。老人一生，以工作为乐，与勤俭相伴。雷洁琼的养生之道与别人不一样，她以工作为最大的生活乐趣，每一分每一秒她都十分珍惜。
雷洁琼非常喜欢旅行，喜爱祖国的名山大川，这与她豪放开朗的性格密切相关。京九铁路全线贯通后，雷洁琼视察京九沿线，在上井冈山时，雷洁琼与其他领导人一起拾级而上，攀上了100多级台阶，后又步行下山。
在去年105岁寿诞上，常年陪伴雷洁琼的高志芬说：“许多人问雷老长寿的秘诀，我体会，雷老是一位有爱国、爱民、爱他人的善良心的人，是一位一心为公、无私奉献、勤于动脑、性格开朗、平易近人的人。这就是雷老的幸福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是雷老长寿的根本原因。”
“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奉献，从而得到满足和快乐，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雷洁琼曾在《我的幸福观》一文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