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自上世纪后期复兴以来，可谓是热闹非凡、精彩纷呈。2010年，书画拍卖场“涨声一片”，据不完全统计，其总成交额达502亿余元人民币，10余件拍品跨过亿元门槛，其中以书画类拍品居多。2011年收藏市场虽有所降温，但在中国嘉德春拍上，齐白石《山水册》仍以4.255亿元人民币成交，这是齐白石作品的最高拍卖纪录，也是中国近现代书画拍卖的最新世界纪录。中国书画的价格不断飚升将会吸引更多的收藏家和投资者，但想要收藏和投资中国书画，是需要相当的眼力和市场经验的。因为中国书画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也是公认的文物器物学鉴定中最为复杂的一门学科。在国外古玩拍卖中，所卖出的器物，店家可以公开做出信誉担保，唯独对中国书画，拍卖行不出具任何保证书。书画鉴定之难，在于鉴定过程会遇到许多其他学科方面的知识，不仅要对中国书画艺术史有基本了解，熟知各时代、各流派的主要表现技法和风格特征，还须记住各个时代重要画家的基本风格和其早、中、晚风格变异的特点，其中包括各画家的用笔笔性、款识书写、用印习惯等，由于书画作品中还会出现一些诗文和题跋，所以还需对文字、文史知识（如避讳、历法等）和古文字有所了解……其复杂程度，可见一斑。
书画鉴定是文物鉴定中的一门类，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书画鉴定和其他器物类文物鉴定一样，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判断文物的年代，二是评价、评定文物所包含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而通过怎样的鉴定方法得到最后的结论，书画鉴定和器物鉴定既有共同点，却又大不相同。
一、鉴定依据
鉴定各类文物最主要的依据首先是时代风格。所谓时代风格，就是每个朝代因其文化背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所产生的反映在文物生产及其创造上不同的风格和特征。如唐代国力昌盛因此以丰腴为美，器物也就厚重大气张扬，同时色彩也比较丰富。而宋代道教风行随崇尚简朴自然的审美观，器物也多以素雅大方为特点。书画作品的时代风格往往体现为各时代最主流的书风和画派，而这通常又是为皇家所推崇扶植的，如北宋花鸟画的代表“黄家富贵”，就是因黄筌父子受宫廷的礼遇，其画风风靡整个皇家画院，直至波及延传引领宋初的花鸟画近一个世纪。再如清初康熙皇帝酷爱董其昌书法，不仅收藏董字，而且朝殿考试、斋廷供奉皆以董字为上，因此出现一批专写董字的著名书家。
另外，各时代建筑、人物服饰和其他饰品、器具也各有其时代特点，如傅熹年先生对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图一）所展开的探讨，傅先生根据画中建筑物的斗拱、鸱尾和人物的幞头等特点进行分析、对比和判断，最后得出结论其为北宋摹本。书画的装裱、纸笺等也各具时代性，如目前所见最早的手卷的引首出现在明代初期永乐年间；册页中诗画对题的形式也是在明代特有。金笺的颜色在明代至清初为“红金笺”，到清代晚期因为金的含量降低，颜色发青黄，为“冷金笺”。再有各时代书札、称谓、题款格式包括避讳字都各有不同，如北宋书札中都有“顿首再拜”字样表示恭敬，明代晚期至清初出现“社长”、“社兄”、“盟兄”等称谓。元代题款形式为平头款，即所题长诗或款为两行或多行时，每竖行第一个字都在一水平线上。避讳分为避皇讳和避家讳，避家讳一般比较难以掌握，如《红楼梦》中林黛玉避母亲“敏”字的讳，连她的老师贾雨村也不解其故。但避皇讳却可作为鉴定中的一个依据，如邓石如的在乾隆时期的署款为“邓琰”，嘉庆以后避仁宗顒琰的讳改号“石如”。
其次，个人风格也是书画鉴定的另一主要依据。个人风格是指书画家在书画创作过程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常年形成的用笔习惯，或是在署款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书写方式。其中，用笔习惯即为笔性，如黄宾虹喜用宿墨中锋画山水，并采用积墨的方法层层点染，作品风格厚重而滋润（图二）。傅抱石用破笔散锋，狂刷猛扫，人称抱石皴（图三），作品往往大胆落笔，小心收拾，充满了豪情和新意；书画家署款也各有特点，甚至在每个书画家不同的时期也各不相同。如清初四僧之一的朱耷，号八大山人。40岁以前署“传啟”，40-59前用“个山”款，56-59岁还用过“驴”款，60岁后用八大山人款，69岁前“八”字写法折笔作弯交状，形如“儿”，69岁后“八”字用两点写出。整体外形尤如“哭之”“笑之”，隐喻哭笑不得的压抑心境（图四）。再如宋徽宗赵佶“天下一人”的画押，各时期也不尽相同，31岁时左右两笔开叉较大，31岁后画押开始有翘脚现象，形如“元”字，晚年的两脚收拢夹紧，左右两笔角度较前期小许多（图五）。
除此以外，书画鉴定中的辅助依据，包括纸、绢、印章、装裱形式等内容。纸和绢：虽然从质料、织造方法和成色上能看出大体年代，但因纸和绢一般都是大量生产的，前代的纸可以流传到后代继续使用。如张大千在造石涛的假时，常常会买来明代的旧纸做伪，加之张大千对石涛研究的透彻且画技高超，蒙骗了许多收藏家甚至是鉴定专家。印章：传统鉴定书画方法有“一字二画三图章”的说法，可见过去印章是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之一。但书画家故去了，其生前所用印章是不会随之而去的，其子孙、门生甚至是做伪者只要得到印章就可以瞒天过海了。再者，随着时代的进步，照像制版技术的日新月异，印章想要乱真也十分容易。装裱：每个时代书画装裱都有各自的特点，通常是可以给鉴定带来帮助的。但是作伪者会用“套棺材”的方法：即将有老装裱一些名头冷僻画家的旧画买回，将画芯挖去，再把已经做好的大名头画家的假画嵌进去，这样一张有着旧装裱的假画就做好了。此时再依据装裱来鉴定就会出错。因此，这些不能做为书画鉴定中的主要依据，而只能在对书画作品本身作出认定的同时做为参考辅助的资料。
二、史料佐证
在器物鉴定中，依据考古发掘品和史料记载的比对，是研究和断代的重要方法。古书画作品与器物类文物不同，考古发掘品凤毛麟角，主要还是依靠有绪的流传，在流传过程中收藏家或者观赏者对其进行钤印，或者进行文字描述和登记汇编，形成著录书，从而成为书画鉴定的佐证。但著录书与文史资料和考古发掘在可信度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著录书一般有内府收藏著录和私家鉴藏著录两种，内府收藏著录如有北宋的《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清代乾隆时期的《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等，私家著录如明代鉴藏家的张丑《清河书画舫》，清代大收藏家安歧的《墨缘汇观》等。著录书因受著录者自身的鉴赏水平和其他人为因素的影响，很容易出现谬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就因为乾隆皇帝的判断错误，将真迹定为赝品，反将明人仿作的《子明卷》定为真迹，加以褒贬之后，将两幅作品都录入了《石渠宝笈》。再如清代著名的书画鉴赏家高士奇著录《江村书画目》和《江村消夏录》，其中书画目是其手订本，为秘藏底帐，对每件作品的真伪、优劣、品评都十分明确；而消夏录里记录的是其进呈内府和馈赠亲友的，对作品未加任何说明，在书画目中却均能找到评语，基本属于赝品而且价值低廉。
三、科技鉴定的应用
利用“电子自旋共振谱记年法”、“穆斯堡尔谱记年法”、“同位素记得法”，均可以在考古学范畴中对出土文物的实际年代做出较精确的测定。对于器物鉴定而言，较为成熟的还有碳十四和热释光等科技手段能对文物的断代提供科学的依据。但是由于书画鉴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些科技检测方法尚不能得以应用，书画鉴定目前还只能停留在经验积累和主观判断上。尽管如此，科学工作者们从来没有停止对科技鉴定探索的脚步，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惊人的突破。
文物鉴定是对文物进行分类、比较、辨识，然后是赏析。对于书画鉴定来说赏析尤显重要，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云：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是历代画家所遵循的创作方法，也是历代收藏鉴赏家所采取的鉴赏标准。中国书画是中华文化艺术结晶，对于风起云涌的书画市场而言，投资收藏者不仅要有冷静的头脑，更需要具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素养，能够准确把握书画作品的审美脉搏，以及书画真伪鉴定的基本方法，将鉴赏的眼光与科学的方法相结合，加上不断的学习和探索，才能得到准确的结论和投资的回报。
（作者单位：安徽省文物鉴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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