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中国建立了新式的海军，其教育与传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教育方式以学堂教育为主，留学生教育为辅；教授人员主要为引进的洋教习和水师学堂毕业生；教育内容以自然科学、实践教育为主，辅以封建道德教育。这些对晚清海军及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晚清；海军教育；特点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终于看到了世界，但也使清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正如李鸿章所言，“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部分先进士绅由此看到了海防对一个国家的意义。此后，清政府开始在旧式水师的基础上，兴办了新式海军，而海军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直接推进了新式海军的发展进程，促进了海军的全面建设。
一、水师学堂为主，留学生为辅的教育方式
清朝的海军建设基本上是白手起家，所以在起步阶段海军人才尤其是海军将领严重缺乏，因此培养人才便成为建设海军的头等大事。从1866年左宗棠创办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福建船政学堂开始，清朝陆陆续续开办了一批水师学堂，如1880年创办天津水师学堂，1885年创办昆明湖水师学堂，1886年创办黄埔鱼雷学堂，1887年创立广东水陆学堂（后改名广东水师学堂）等等。这些水师学堂构成了晚清海军教育的主体，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学堂教育体系。这些学堂还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福建船政学堂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所海军学校，其创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章程自然也为后来者所模仿和沿用。1866年，左宗棠制定《艺局章程》，“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学习期限、师生关系、学生守则、学生待遇、考试制度、奖惩制度、毕业使用等等”，其“办学方针、课程体系以及管理章程都是新版海军军校模仿的范本”。
除了水师学堂，派遣留学生也是晚清海军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近代中国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是1872年赴美的幼童，原计划一百二十人，每年三十人，其中有一部分学习航海造船等与海军有关的课业，但是“这一留学计划在国内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激烈抨击，最后甚至迫使清政府提前将学生召回。”1877年福建船政学堂的第一批留学生前往欧洲，主要方向是两个国家：法国与英国。赴法留学生主要学习造船技术，赴英留学生主要学习驾驶技术，还有零星选拔的一些工匠赴德国学习技术。日本也是晚清海军留学的重要方向之一，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和1904年日俄战争后，清廷看到了日本海军的强大，加之“日本又对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不断游说，鼓吹日本和中国‘同文同利’，沟通较易，怂恿其招聘日本军事教习，派遣赴日军事留学生。”因此日俄战争后，清朝海军主要留学方向由欧洲转向日本。
各个水师学堂为海军培养了驾驶、管轮、造船等方面的人才，留学生的派遣更是直接为中国培养了精通外国先进技术的人才，如福建船政学堂的郑清濂、罗臻禄、刘步蟾、蒋超英、林泰曾等，为晚清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使船政所造舰船的水平不断提高，由木壳兵船、铁胁兵船到钢甲巡洋舰，仅仅十几年便连续跨越了造船技术的三大步”这些人才不仅在晚清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在清廷灭亡后于国民政府中也担任要职，如创办南开大学的张伯苓、贡献卓越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黎元洪和交通总长吴毓麟、曾任北大校长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等，对民国历史都有一定影响。
二、洋教习和学堂毕业生为主的教授人员
海军作为近代化的军种，其教育也须近代化。在当时的条件下，依靠科举不可能选出海军教育工作者。因此，在水师学堂成立早期，有大量洋人担任教习。比如福建船政学堂有前学堂和后学堂，“当时认为法国人精于制造，英国人精于驾驶。所以前学堂多聘用法国教习，教授制造专业；后学堂多聘用英国教习，教授驾驶专业。”天津水师学堂仿照福建船政学堂，分为驾驶学堂和管轮学堂。“总教习为洋员高文、正副管轮教习为洋员霍克尔、希尔顺；驾驶副教习为洋员麦赖斯等。”
清政府内部在聘请洋人做教官的问题上存在诸多顾虑，实际上也为无奈之举，因此当学堂学员毕业和留学生归国之后，清朝就立即安排了其中一部分人做学堂的教习。如曾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的严复，既是福建船政学堂驾驶科第一届毕业生，又曾赴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校留学；教习许兆箕是福建船政学堂驾驶科第四届毕业生。
本来这种方式可以基本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从而使晚清的海军教育逐渐脱离外国人的控制，但是一场甲午战争不仅宣布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众多水师学堂也由此停办，更毋庸说教习问题。
三、自然科学、实践教育为主，辅以封建道德的教育内容
为了培养熟知近代舰船知识的人才，无论是学堂教育还是留学生教育，都包括自然科学知识：造船科的学员，必须学习算术、几何、解析几何、绘图、微积分、三角、操演洋枪等专业知识；驾驶科的学员，必须学习天文、地理、几何、代数、三角、微积分、物理、驾驶、测量等专业知识；管轮科的学员，必须学习算学、几何、三角、代数、物理、汽理、行船、汽机、机器画法等专业知识。晚清海军教育与传统的教育方式有一处很大的区别：更加重视结合实践教育。比如，1873年，福建船政学堂“派教师率领学生到海上实习，航经厦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等处，去时教师边讲课边操作示范，回时由学生自行操作，根据表现，评定优劣。”留学生方面，驾驶科的学员在完成基本的堂课学习后，会分到轮机水缸厂、造船厂、枪炮厂等处实习；管轮和驾驶科的学员也会被监督指派到兵船上实习。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灌输封建道德和思想，海军学员除了专业课程外，“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忠于国君。
作为近代教育，晚清海军教育中包含了很多对时人来说很“新奇”的科目，尤其是实践课的设置，使教育更加具有针对性与实用性，对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教育形成很大冲击；其次是促进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这对于向来重人文轻自然的传统中国教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再次，留学生回国后，带回的不仅仅是技术，还有西方的思想文化，从而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
由于整个清朝封建制度的腐败，海军教育体系的运行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部门推诿扯皮现象比较严重。仅从经费方面看，“惟以清代缺乏一个健全而统一的财政制度，每遇用款之际，辄令各省份由京饷或协饷之内转拨，而各地督抚又每因其本身的需要，不是拖欠便是截留，再不然便是互相推诿，故常文书往返，得款无多。”尤为遗憾的是，辛苦培养出的人才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正如闽浙总督兼船政大臣边宝泉所说：“闻闽厂学生学成回华，各散处无事，饥寒所迫，甘为人役。上焉者或被外国聘往办事，其次亦多在各国领事署及各洋行充当翻译。”各学堂之间地域派系观念较重，像福建船政学堂学员即多为闽粤两地之人。这种状况使马尾海战和甲午海战中各自为战，援救不力。
综上所述，近代海军教育是整个晚清近代化建设的一个缩影，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晚清海军教育取得了很大进步，收到了较好的成效：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并且在洋务派的大力支持下，蓬勃发展，创办了多所学堂，利用洋员和学堂毕业生教授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向英、法、美、日、德等国派出留学生，培养出大量人才，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对近现代历史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囿于眼光的局限、体制的腐败、外国的欺凌等等，海军教育发展处处受到掣肘。由于封建制度的桎梏，学堂教育和留学教育都随着洋务派的人事更迭而浮沉。教育体系本身也存在一定问题，并没有形成完整而合理的“选拔——培育——任用——再教育”的人才培养任用模式，缺乏统筹意识，最终未能挽救腐朽垂危的清王朝。
[责任编辑：赵兴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