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对“人”的主体概念的重新拷问，经过了同以往理论的一系列反思、争论而最终实现，这其中施蒂纳的作用影响甚大。虽说，施蒂纳一直是马克思着重批判的对象，但是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反思。施蒂纳对马克思“现实的人”的最终确立所起的启示作用不容忽视。本文着眼于“现实的人”的概念，通过对马克思“现实的人”确立过程的分析探讨，揭示出施蒂纳对马克思不可磨灭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现实的人；马克思；施蒂纳；影响
“现实的人”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前提内在地包含人、自然、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现实的人”使马克思的思想最终与一切旧的人学思想划清了界限，其意义之大不言而喻。然而，马克思“现实的人”概念的最终确立并非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个思想演变的过程，其中圣麦克斯·施蒂纳影响甚大。事实上，马克思在费尔巴哈那里依旧同于寻找人的类本质这一思想模式之中，正是施蒂纳唤醒了马克思。虽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施蒂纳进行批判的语言极具讽刺，看似对其极度不满。但马克思用四分之三的篇幅对施蒂纳进行抨击正暴露山这样的事实：马克思对施蒂纳长篇大论的批判正是他对其思想的深刻反思。正如山东大学的单提平教授所言：“马克思辛辣嘲讽的“圣麦克斯”只是施蒂纳的形象之一，而迫使马克思重新界定现实个人，把个人自由与共产主义实践作为核心问题的施蒂纳则是其另外一个形象。”所以说，施蒂纳对马克思的影响不容置否，否则就是断章取义。故此，本文拟从“现实的人”这一概念着手，探究施蒂纳对马克思的影响。
一、施蒂纳对马克思的反启示
德国唯心主义的领军人物黑格尔，其思想对后世产生了许多影响。在有关人与人的本质问题上，黑格尔继续发扬了其唯心主义的主张，将人看做是抽象的自我意识。在他看来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不是别的就是抽象的“自我意识”。黑格尔也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是一个过程，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但其所谓的“劳动”只是抽象的精神劳动。黑格尔所信奉的是“绝对精神”，即一切都是精神活动的产物，那么劳动也就自然而然的归属于精神的产物。费尔巴哈在此问题上，有进一步的思考，他力图将对个人问题的探讨拉进唯物主义的领域，所以他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可以说，费尔巴哈是“现实的人”这一说法的开创者，但是这“现实的人”并非马克思意义上的那个“现实的人”。在费尔巴哈那里，人作为感性的“自然人”只被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所以费尔巴哈所说的“现实的人”也只是一种人的类本质而非真正社会历史中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人。
施蒂纳看到了费尔巴哈的局限，认为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只是转换了概念，将“神”换成了“神人”，纵使他力图摆脱唯心主义的牢笼但仍旧是在宗教的怪圈里打转转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施蒂纳这样写道：“自由主义者就像基督教徒那样，在同一个圈圈里打转转。由于人类的精神，即栖居在你那里，因此你是一个人。这就与基督的精神栖居在你那里，你因而是一个基督教徒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的宗教只是基督教宗教的最后的变形。所以说自由主义是宗教，这是因为它把我的本质与我割裂开来并将前者置于我之上；因为它以同样的程度抬高‘人’，如同任何一种其他的宗教抬高它的神或偶像那样；因为它使我自身的事成为某种彼岸的事，因为它完全使我自身的事、我的特性和我的所有物成为一种外来疏远的东西，即一种本质。”至此，施蒂纳提出“唯一者”一说，力图用“唯一者”取代具有“类本质”的人以还原真我。所以他说：“我并不以我为前提，因为我每一时刻均在首先确立和创造自己，而只是由于我并非是被作为前提而被确立，而且只是我在确立我自己的那一刻被确立，我才存在着，这就是说我集创作者和被造者于一身。”施蒂纳本人极力澄清与费尔巴哈的不同，坚信自己的“唯一者”是真正脱离抽象了的现实的、具体的人。这一点给了马克思无限的启发使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之前对费尔巴哈“现实的人”的理解。这可从他在批判施蒂纳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的同时也隐含地部分同意了施蒂纳关于“现实的人”的观点得以证明。虽然事实上施蒂纳并没有如他自己所愿，其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宣称的人自始至终仍不是那个从事实践的、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却还是观念中的抽象的人。“对于我来说，我是高于一切的！”“既然神和人类不外乎只将他们的事业置于自己的基础上；那么，我也就同样将我的事业置于我自己的基础上。同神一样，一切其他事物对我皆无，我的一切就是我，我就是唯一者。”
然而不容置否的是，施蒂纳对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思想进行的猛烈抨击，促使马克思开始对自己以人的类本质为基础的异化史观展开新的思考。一方面施蒂纳的“唯一者”给马克思带来了启发，使其开始重新思考“现实的人”，另一方面，马克思又看到，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以及自己“唯一者”的提出只不过是一种以五十步笑百步的做法，也没有真正摆脱黑格尔哲学的束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批判道：“在桑乔那里，‘人’只是概念、观念的另一个名称而已。人们的这个脱离了现实事物的观念和思想，必然不是以现实的个人，而是以哲学观念中的个人，以脱离了自己的现实而只存在于思想中的那个‘人’。”
马克思认为施蒂纳将人脱离现实而加以考虑，本身就是不理智的。认为，施蒂纳虽提出将人具体到个人，但其所说的个人仍具抽象而神秘的色彩，脱离现实的一切人都将是抽象的人。“他把世界当作自己关于世界的观念来把握，而作为他的观念的世界，是他的想像的所有物、他的观念的所有物、他的作为所有物的观念、他的作为观念的所有物、他自身所有的观念或他的关于所有物的观念。他把所有这一切表达为一句无与伦比的话：‘我把一切都归于我。’他的我并不是现实的我，而只是以上所引的那些等式中的我，即在形式逻辑中、判断学说中作为不具真实姓名的Cajus（某甲）的那个我。”通过对“唯一者”的反思马克思意识到：人有意识是不容置否的，但这意识从何而来，施蒂纳所解释的——你是否思维，是否生活等等以及你是否一般地具有某种规定性，这取决于你的意志——并未让马克思信服。 二、马克思对“人”的主体概念的重新拷问
在批判继承和合理改造施蒂纳等人关于人的概念的基础上，马克思对现实的人作了更为具体的阐释，并把它作为自己人的本质观的研究对象，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前提加以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给予了明确的界定：“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总结起来，马克思“现实的人”大致具有以下特征：自然性——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处在一定的自然关系之中；实践性——是劳动的、实践的存在；社会性——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局限性——受自然环境和既定的物质条件制约。从这些特征中，足以看出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的新思考已然逃脱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的束缚，而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站在实践的大地上展开的全方位的唯物史观的思考。正如马克思自己言：“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现实的人”的最终确立，标志着人类史的开始，标志着长久以来人们力图从“抽象的人”走向“现实的人”的愿望的最终实现，同时也昭示着马克思正式同费尔巴哈分道扬镳。
虽然马克思一直不完全赞同费尔巴哈的所有观点，但与费尔巴哈如此彻底地决裂，其态度逆转的原因发人深省。除了马克思自己的思想进步了之外，我们可大胆的认为：施蒂纳是重要的影响原因之一。表现为：第一，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惯用“现实的人”去批判费尔巴哈“类本质”的人，而马克思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用自己界定的“现实的人”批判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的人。第二，两者均强调现实的人的主观创造性。对于施蒂纳来说，这点显而易见，因为他的“唯一者”就是那“一切中的一切”，即是创造者和创造物的统一；对于马克思而言，也并不隐晦，马克思曾遗憾地感叹说：现实的人就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支配的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人。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尽管马克思不遗余力地对施蒂纳进行狂轰乱炸，但就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彻底划清界限这一事例来说施蒂纳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尽管在许多问题上，马克思严厉斥责施蒂纳，但施蒂纳的确给马克思带来了不少重要影响，这可以从以上所述得到明证。
三、总结
总之，施蒂纳对人的论述中的某些合理因素被马克思所吸纳，并对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划清界限转而重新思考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施蒂纳对马克思的影响作用以反面的形式发生，作为反面镜子照射出马克思过往认识的误区。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类本质”学说局限的揭露，让马克思意识到不能再接受费尔巴哈的某些思想与概念，而应当超越费尔巴哈去展开新的思考。所以说，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重新思考是通过与费尔巴哈、施蒂纳的反思、批判而实现的。正如日本研究《形态》的集大成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广松涉教授所总结的：“实际上，对现在所说的‘人’的主体概念的重新把握……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以是施蒂纳冲击为契机。经历了与费尔巴哈以及施蒂纳的人类观的对决这样激烈的苦斗后才得以实现的。作为其突破口，马克思好不容易才开拓了新的本体论的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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