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东环广场的三层，有一间别具一格的小店：“瞬间”人体“克隆”店，经过这里的人们常常可以看见里面络绎不绝的顾客，还有一位20岁出头的靓丽女孩在不知疲倦地忙碌着，她叫汤凯敏，是这间人体“克隆”店的老板。
“人体克隆秀”最早出现在日本，它是通过翻模等工艺。用高分子树脂将人的身体、五官、手足等“克隆”出来，让人们“留下最爱”，这个行当是2000年才登陆中国的。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从事着如此前卫职业的汤凯敏，一年前，还在京城一户人家做保姆。
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汤凯敏是怎样抓住机会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的呢?让我们来听听她的自述吧。
做保姆的日子
2005年的春天，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黑色的――在广州打工的父亲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下来，在送去医院的路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面对病弱的母亲和正在读高中的弟弟，作为家中的长女，即将参加高考的我知道自己必须承担起这个家庭。去学校办理退学手续时，班主任握着我的手含着泪说：“凯敏，老师真为你可惜啊，你的学籍学校还为你保留着，你随时都可以回来。”我也哭了，一口气跑到父亲的坟头，在心里对父亲发誓：爸爸，您放心，我一定会凭自己的力量照顾好妈妈，让弟弟读完高中上大学!
我独自一人来到了北京，在一位三轮车夫的指引下，找到了位于朝阳区的一所外来人口职业介绍中心。
当天下午，急于找到工作的我就被一位公司白领领回了家，主要任务是照顾她刚满十一个月的儿子，月薪800元。这些活对于在农村长大的我来说并不算沉重，我甚至比在家时要胖了一些白了一些，但我总是抹不去心里对未来的焦虑和茫然，总是回忆起上学时的种种理想，总是在想：难道我这辈子就只能做保姆了吗?
尽管做了保姆，我依然没有放弃爱看书读报的习惯。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打工女皇”吴士宏的报道，吴士宏从一名护士成长为微软中国区总裁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震动，连续几天夜里我都睡不着觉，在想着以后的路该怎样去走，虽然我想不出自己的未来会是个什么样子，但此时的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一定要多学些东西。
后来的一天，我去菜市场买菜时，有一个小伙子递给我一张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夜校的招生简章，我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英语，所以一下子动了心。好在我的雇主很通情达理，不但同意了我想读夜校的请求，还允许我骑她的自行车去上课。于是我每天在于完所有的家务活后，七点半准时到学校上课，九点半下课，再骑车回家。虽然累了一些，但日子过得很充实。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机会在静静地等着我。
危机――在危险中寻找机会
在英语夜校里，我的同桌是一位刚从日本回来的北京女孩，课间的闲谈中，她告诉我她的先生是一名日本商人，在北京开了一家人体“克隆”店，是北京唯一的一家，所以生意好得不得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人体克隆”这个词，出于好奇，我便向她详细询问起来，越听越觉得有意思，我突发奇想：这么大的北京才这么一家，如果我能掌握这门技术，以后也开这么一家小店，得赚多少钱啊!这个想法一出来，连我自己都觉得异想天开――一个小保姆想要做老板，谈何容易呢!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念头就像在我脑子里扎了根似的挥之不去。
那时候我经常向同桌打听关于人体“克隆”的事情，有一次她对我说：“既然你这么感兴趣，还不如到我们店里来干呢，正好我们现在非常缺人手!”就这样，在做了一年多的保姆之后，我来到了北京第一家人体“克隆”店打工。
为了能尽快掌握这门技术，我舍不得放过任何一次“练手”的机会，这让同事们都觉得很奇怪：别人都希望工作轻松一些，这个女孩子怎么什么活都往自己身上揽呀?因为考虑到人体“克隆”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我便从老板那里借来了很多日文资料，对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去查，常常看懂一句话要花上半个多小时，就是以这样的速度，我硬是利用业余时间将一百多页的资料啃完了。
人体“克隆”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但里面蕴藏着很多美学方面的知识，比如同样是一只手或一只脚，摆成不同的姿势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表达出不同的意境。为了能捕捉到人体最动人的瞬间，我常常自己脱光衣服站在大衣镜前细细揣摩。
我的投人与勤奋令我很快从同事中脱颖而出，我做出的人体模型总是让顾客惊喜不已：“我有这么美丽吗?!”接踵而至的赞美与肯定再度勾起了我深藏在心中的梦想：自己开一家人体“克隆”店!当时我的工资是每个月1500元，要交自己的学费，要给母亲买药，还要供弟弟读书，根本没有积蓄，但这个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搞得我寝食难安。恰好在这时，母亲打来电话说，在亲友们的交涉下，父亲所在的那家建筑公司终于同意支付5万元抚恤金，让我回去处理相关的事情。
拿到那笔用父亲的生命换来的5万块钱，我做了一个至今想起来都有些后怕的决定：我没有按母亲的嘱咐将这笔钱存进银行，而是瞒着她带来了北京，在东环广场租了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店面――房子是解决了，但十几万元的设备是我无论如何没有能力问津的。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也许所谓的危机还有另一种解释，即：在危险中寻找机会。就在我为设备问题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想起老板给我的那些资料里有一段关于日本一家很有影响的叫做“瞬间”的人体“克隆”店的记载，店主是一位叫做森贞芳子的女士。我抱着“宁可做过，莫叫错过”的心理，立即去北京外国语学院请了一位教授日语的老师帮我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以及人体“克隆”在北京乃至全中国的市场潜力，提出想在北京开一家“瞬间”分店的愿望，并请她担任股东之一，唯一的要求是她能给我提供一套设备。
信寄出去以后，我度日如年地等待回音，结果等来的不是信，而是森贞芳子本人!森贞芳子在北京停留了三天，三天里她并没有过多地关注我的经验和实力，而是和我聊了许多诸如人生、理想等等经商以外的话题，三天后，芳子郑重地握着我的手说：“我决定和你合作。”
很久以后我曾好奇地问过芳子当时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将设备交给我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她说：“谁说你一无所有?你敢梦想，并且够努力，天下没有这样的人做不成的事情!”
事业无止境地
2008年5月，我的人体“克隆”店总算是开张了，怎样让大家都知道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广告，可当时已是囊中空空的我再也掏不出广告费了。不过我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我打电话到《北京晚报》的新闻热线，表示想在六一儿童节为孩子们提供免费“克隆”服务，让他们给自己的童年留下最有意思的纪念品。《北京晚报》在六一前夕及时刊登了这则消息，结果当天晚上就有人拿着报纸找到我的小店来了，到了六一节那天更是顾客盈门――就这样，我没有花一分钱就宣传了自己的小店，顾客一传十十传百，慢慢地多了起来。当我将挣到的第一笔一万元存进银行的时候，心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终于可以向母亲交代了。
2008年年底，小店的生意已完全步入正轨，我又雇了两名员工，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板，但我心里始终摆脱不了一种危机感，因为我知道刚开始大家对人体“克隆”都觉得新鲜，一旦新鲜感过了，生意势必会受到影响，所以总想着怎样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有一天，一个小伙子带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女孩来到我的店里，女孩告诉我：两年前，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她不幸得了白血病，为了给家境贫困的她治病，也在读大学的男友毅然办理了休学手续，带着她来到上海的瑞金医院治疗，自己则在一家电脑公司做程序员，工作非常辛苦，遗憾的是三年的辛苦并没有换来她的康复，她的病情多次出现反复，医生已下了五次病危通知单，但男友始终不肯放弃。再过两天就是他们认识四周年的纪念日了，她带男友来到这里，是想为自己这段生死相依的爱情留下一个纪念。我被女孩的讲述深深打动，经过一番构思，我决定“克隆”下女孩和男友相互紧握的手，在制作的过程中，我的心里一直回荡着《诗经》里的那首词：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制作完成以后，我又托人给订做了一块黑色大理石底座，底座上用金色的字写上“执子之手”四个字，整个模型的效果好得出乎我的预料，看起来像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当我将这件作品无偿送给那位女孩时，她激动得哭了，那一瞬间我的内心真是又满足又伤感。
也就是从这一件作品开始，我发现人体“克隆”不仅仅是一门技术，它更可以上升为一门艺术去追求。为了加强自己美学方面的修养，我自费参加了中央美术学院大专班的学习，再接待顾客时，我已不满足于“克隆”出人体的模型了事，而是像创作一件艺术品一样，从立意、构思、造型、色彩到最后的取名都要花费一番心思。
我的一件又一件作品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北京晚报》和北京电视台相继报道了我和我的人体“克隆”作品，而我感到欣慰的不仅仅是小店的生意会更加红火，而是除了赚钱之外，我终于找到了人生更值得去追求的目标。
今年年初，我将母亲和弟弟从山东老家接到了北京，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雨历练之后，我终于实现了自己对父亲许下的诺言，让一家人重新生活在一起。现在，我最大的愿望是在不久的将来能举办一个人体“克隆”艺术展，将自己的人体“克隆”作品提供给更多的人欣赏，让人体“克隆”能真正登上艺术的大雅之堂!
编辑 乔 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