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记念刘和珍君》并不仅仅是一篇记念性的文章，它里面包含了写与不写的矛盾、猛士与苟活者的身份矛盾，并且在是否应该正视悲哀中左右为难。但作者却并没有为这种“矛盾”所扼杀，而是表现出了反抗矛盾和绝望的精神。
【关 键 词】《记念刘和珍君》 鲁迅 矛盾 反抗绝望
《记念刘和珍君》作为鲁迅杂文中一个普通的篇目，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鲁迅是为在“三一八惨案”遭遇害的同学而写的一篇悼念性的文章。另外，文章题目为《记念刘和珍君》也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作者心无二致地就是在为牺牲的同学们泼墨悼念，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就不可避免地让人们一提到《记念刘和珍君》，就毫不犹豫地说鲁迅是在“记念”，等等。鲁迅既然是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一位不可磨灭的人物，并且此文作为重点篇目选入中学语文教材，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为一种观念所束缚去单一地认识鲁迅，而应该把这篇文章当作深入认识鲁迅精神的入口，这样我们才不致于在最初接触鲁迅时产生某种偏狭的认识。只有我们深入地通过这篇文章去认识鲁迅的理性，并充满“矛盾与反抗绝望”的心灵，才能会更深刻地认识鲁迅为什么是一位“时代与历史的审判者”。
鲁迅的思想是厚重的，但也是矛盾的，并在这种矛盾的痛苦中，进行着执著坚韧的反抗。对于鲁迅而言，他从来不否认自己思想的矛盾，而是用理智去正视这种矛盾，所以才有了鲁迅哲学中“反抗绝望”的深刻意义。也正是这种矛盾和否定中，才使他总以理性而深邃的眼光去看待事物，这也就注定了他会比同时代的人看的更远。如果我们从鲁迅的“矛盾和反抗绝望”当作切入点去解读《记念刘和珍君》，也许我们就会更能进一步深刻地理解鲁迅。
一、记念而不物于记念
不可否认，这篇文章确实有记念在“三一八惨案”牺牲者的意义，但是统观全文，我们不难发现，这篇文章直接“记念”性的叙述文字只是在全文中占了一半。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引出了写下此文的原因；第二部分是一段饱含感情的抒情性文字，而这段文字似乎也没有明确地针对此“惨案”，只是在结束部分才写下了一句：“离三月十八日还有两星期……我也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1]有了这句话才使这段文字和“记念”发生了关联；三、四、五部分是完全明确的记念性文字；六、七部分则又是针对此“惨案”所作的议论，从这两部分来看，我们似乎也看不出是明确针对“记念”而言的。在文中抒情、议论性的文字中，作者动辄就以“生命”、“中国”、“历史”、“人类”来行文，可见鲁迅在写这篇文章时并没有就“记念”而去记念，虽然在为“记念”的同时不免发了议论，但从本文所做出的议论性文字来看，它似乎又超越了“记念”的界限，把它上升到了对战斗者和对中国现实的深沉思考。这也和鲁迅的写作特点相符。鲁迅的杂文有一个写作特点就是把日常生活现象当作是思想探索的开发口，从而引申到普遍而深刻的道理，这就突破了就事论事的琐碎议论。
所以，《记念刘和珍君》虽然从题目上来看可以把它定性为记念性的文章，但如果从文章的内容结构上看，作者显然已经突破了“记念”二字的束缚，形成了“记念而不物于记念”的内容状况，最终成为了一篇表达自己心灵真实的文章。
二、记念中的矛盾
鲁迅作为一个时代精神的审判者，他在对待任何事时，总是与之拉开一定的距离，以一个冷峻的批评者去审视一切，所以鲁迅总是以思想者的角色出现，“破大于立”的批评特点总是让鲁迅为出路问题而困惑，从这个角度讲，鲁迅思想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记念刘和珍君》中，鲁迅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写与不写的矛盾。在文中，第一部分文字似乎和本文没什么直接的关联，无非就是别人正告“我”，让“我”写一篇记念性的文章。从这一部分来看，作者好像是在“两君”刚遇害之后，并没有立即要写一篇记念性文章的想法，而只是到了追悼会的那一天，又得到了别人的“正告”后，在“忘却的救世主快要降临”时，才打算写一篇文章的。鲁迅本人是比较支持学生请愿运动的，按照常理，在他支持的这一请愿运动得到了悲惨的结局之后，写一篇悼念性的文章以作缅怀和鼓励是理所当然的，但作者为什么又在第一部分铺叙了这样一段文字来表达自己有“写与不写”的矛盾呢？
从文中来看，所以有这种“写与不写”的矛盾，是因为作者认识到：这种悲惨的结局出现之后，再为此事去写文章是无用的。生命已矣，“造化”又为庸人设计，“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再写一篇文章又有什么作用呢？但是，作者又不甘于这种徒劳和虚无，在表明自己“无话可说”后，又说“我也早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就表明，作者其实是处在无话可说，但又必须要说的矛盾困境中。
悲惨的结局出现后，“什么都不能做，做了也没有用的”的想法使他“独在礼堂外徘徊”，但在得到了“正告”之后，作者才“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但只是自己又深知在出现这种结局之后的写作是徒劳的，所以一直在矛盾中“徘徊”。从表面上看，“我”作为一个导师的身份是对这个运动是支持的，但是在悲剧发了之后，作者又认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并承认“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是不包括请愿的，在这样情况下，作者虽感到悲哀，但实际上并不能找到著文合适的理由，所以在矛盾中要将自己的心绪倾吐为一纸文字的同时，又在表明“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从深层上看，作者又知道：如果不说，就意味着对黑暗现实的回避，意味着对压迫与痛苦的忍受，也就意味着生命的虚空与精神的死亡；而说出来又如何呢？面对“非人间”的血的屠戳，把它说出来，写出来又有什么用呢？而且说话、著文又不能和死去的灵魂相沟通，结果还是“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但是要不说，一直保持沉默又会导致自己的虚空和软弱，而“开口”却又在现实中是无用的。这样的困惑是鲁迅矛盾的根源，作者的写作也是在这样的矛盾中才得以实现的。
（二）猛士和苟活者的身份矛盾。文章第二部分撼人心魄地写下了“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沥的鲜血……”我们在读到这两句话时，总会不由自主地和本文所要记念的人物联系在一起。从表面上看，学生们在爱国主义运动中牺牲了，他们勇往直前，为了捍卫国家尊严，似乎牺牲的他们无可非议地可以称之为“烈士”或“猛士”，但我们通过细读文章可以发现，“猛士”又不能直接与牺牲的学生划等号。 从文中看，猛士可以“直面惨淡的人生，可以正视淋沥的鲜血”，但是牺牲者已不存在，直面者何？哀痛者与幸福者显然也是不是指的是牺牲的学生。再后来，作者对“造化（现实）”的描述，又表明了自己只是在“晢得偷生”、“维持这似人非人的世界”的一员，对待现实也一样是无法改变的，这就肯定了“猛士”绝不是指牺牲的学生，也不是指自己，那么“猛士”在文中到底又是指谁呢？
文章在最后写道：“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正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其实作者在这里表达悲哀，是将自己作为对请愿运动无所作为的“茍活者”的身份出现的，但在此时，能够直面和正视惨淡人生与淅沥鲜血的人却只能是作者自己，如果自己不直面，不正视，那还有谁呢？不可否认，作者得到“正告”，并在反复强调自己“无话可说”之后，终于还是将这篇文章写了出来，这其中包含了自己是才是敢于直面和正视的“猛士”。但作者又立刻把笔锋一转，说自己又是“苟活者”，这样就模糊了“猛士”和“苟活者”的身份，自己虽然敢于直面，但却又无法摆脱苟活者的身份，“我”也无法在这两重身份中寻找一个更完美的定位。一方面，作者在“写与不写”的矛盾中，肯定了“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淅沥的鲜血”的人才是真正的猛士；但另一方面，又因为“说了也无用”，使自己无法意志坚定地去直面现实，为牺牲者去祭奠；也无法为惨案的发生去承担责任，或者一腔热血地为死者鸣不平，而只有以一个“苟活者”的身份来“长歌当哭”。作者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在于作者并没有对自身的矛盾加以否定，而是对这种矛盾有着深刻的内省与自知同时，又信奉这些矛盾，在这种精神矛盾中写出自己紧张的生存状态。通读整篇文章，我们只是感觉到被浓浓的悲哀包围着，没有听到从牺牲者身上再发出的战斗者的声音和号召性的力量，虽然在文章最后，作者虽然给了一丝“微茫的希望”，但因为过于“依稀”，才使文章中悲哀和矛盾太过浓重而显得冷清。
（三）真实的悲哀与“应该”。既然作者是处在“写与不写”和“猛士与苟活者”两种矛盾中，所以在文章中，作者对待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学生的思考是理性而冷静的。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多少激昂慷慨的陈词，即使在叙述这件“惨案”本身所带来的悲哀时，作者也仅仅用了“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文中虽引用了陶潜的诗来证明惨死在血案中的人们所带来的悲哀是巨大的，但作者似乎也只是置身于旁观者的角度来叙述的，只是在说“我应该对即她奉献我的悲哀和尊敬”，因为她是“为了中国而死的青年”。“应该”是在说自己是为了履行责任义务，应该这样去做，而并不是感情使然。下面这段话更能说明问题。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和霭的旧影。”（鲁迅《记念刘和珍君》）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作者的悲哀是真实的，但在真实的悲哀和“应该”的对抗中，作者并没有把感情完全投入到对学生牺牲之后的悲哀之中。“然而”、“当然”、“至少”、“也当”、“纵使”、“也会”，这一连串连接副词的运用在说明：惨案过后的悲哀理应是痛彻心匪的，可是作者又无法从“记念”的徒劳中脱离出来，所以才用了表转折或表假设的副词来努力地拉回到对悲哀的叙述中。真实的悲哀和“应该”就成了另一种矛盾的表现形式。
三、对绝望的反抗
虚空和无用造成了作者“写与不写”的矛盾，也使作者在猛士和苟活者之间无法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似乎作者要做的仅仅就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把这一切梳理一遍，在这个过程中再来表达自己的悲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鲁迅没有为这种矛盾所扼杀，至少作者写出了这篇文章，直面、正视了鲜血和人生。这也是鲁迅思想的彻底之处。尽管鲁迅在历史与价值，理性与感性的心理冲突中不断地受到煎熬，但终于没有被绝望和痛苦锁链困住灵魂，而是主动地选择了历史，他也从来不否认或掩饰自身的思想矛盾与破碎。一方面，他努力真诚看取人生，真实地表达自我；另一方面，他又对现实的中国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在他面对现实时，或是在写作中，总是坚持着自己的怀疑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鲁迅是在显露与隐藏，说与不说的矛盾挣扎中进行写作”，[2]其实这种在挣扎中的写作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在面对惨案时痛苦的心灵，在痛苦中反思时的无奈与矛盾，但是作者还是把这些思绪真诚地表达了出来，纵然使别人“快意于我的痛苦”也在所不惜，这也是鲁迅“反抗绝望”最直接的含义：即便是现实如何使人痛苦，使人无奈，我也要把它解剖出来，也是要挣扎与反抗。文章最后，在悲哀和矛盾中所点出的希望虽然微茫，但至少说明了作者没有放弃前行。无论存在怎样的怀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向前走”，这成为鲁迅生命中的绝对命令，“向前走”是一种“反抗绝望”的精神，而在《记念刘和珍君》中，鲁迅直面矛盾，正视自己“猛士”与“苟活者”的双重身份，又不惜在巨大在悲哀中点破了一隙希望的缺口，这也不失为一种对绝望的反抗。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2]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汪晖，钱理群.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4]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