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 “国民收入倍增”当然值得期待，而当下的收入分配改革也是民众最关心的事情。“收入倍增”的目标提出来后，民众当然非常关心，但怎样才能实现“国民收入倍增”，恐怕很多人并不清楚。
实际上，收入倍增计划离普通民众并不遥远。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扣除价格因素，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均比2000年翻了一番多，其年均增速分别为约9%和8%。只要年均增速保持在7%～7.5%之间，只要能够保证居民收入与GDP增速同步，到2020年实现甚至超越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或许并不困难。
而国民收入倍增当然不是指货币收入倍增，而是扣除物价因素之后的收入翻一番。例如，前些年津巴布韦因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国民收入一个月就“倍增”了2000倍，这样的倍增显然没有意义。
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也不单纯是涨工资，那样企业承受不起。近年来，尽管许多人士都呼吁应像日本那样制定属于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可日本是如何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很多人其实还缺乏了解。
资料显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1960年由日本池田勇人内阁宣布启动。日本政府采取了包括充实社会资本、实行最低工资制、推行社会保障、增加农业者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等一系列国民收入增长措施，仅用7年使日本国民的收入翻倍，到1973年则翻了两倍。
纵观日本政府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非简单地要求企业给职工涨工资，而是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引导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扩大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等相结合的一揽子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政府巧妙地把握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并没有过度对微观经济进行干预。如果说有所侧重的话，那么其政策的核心也只有两点：关注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和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产业转型、创新提振日本实体经济。
这无疑也是我们应当值得借鉴的，而且有些也是中国政府正在做的事。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一些前提是中国目前所不具备的。比如战后，日本建立起了现代的民主和法治制度，其市场机制也相对中国更加完善。
而中国虽然在过去十年国民收入翻了一番还多，可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仍然非常严峻，国人仍然普遍感到生存的焦虑，这说明中国的问题不在国民平均收入增长的速度，而是国民收入的分配机制缺乏公正。
所以我们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除了继续想方设法发展经济、促进就业之外，更应该注重完善法治、修复社会公正，让收入倍增计划向低收入人群倾斜。
目前，中国的低收入人群仍数以亿计。按照去年新的国家贫困线标准，我国的贫困人口有1亿左右。去年曾有财政部官员表示，个税起征点调整到3500元之后，我国个税缴纳人员大幅缩减到2000万人。这也意味着我国还存在着数以亿计的低收入群体。
如何提高大量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才是真正的难题。这需要政府继续扩大社保投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尤其是加大对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的力度，而且要塑造更自由公平的市场机制，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就业水平。
同时，政府也应进一步加大减税的力度，改变目前在国民财富分配当中，政府收入占比过高的问题。我国或许是税率并不算最高的国家，但各种预算外收入或许又是最高的国家之一，民众的负担其实不轻。而今年以来，因为地方经济增速放缓，地方财政增收面临巨大压力，一些地方的罚没收入大增。国家多收一分，百姓就少赚一分、少花一分。所以将来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根据国情，还是应该降低政府对民间财富的汲取能力，而更应让利于民、藏富于民。
这一切皆与公民权利的保障密切相关。《十八大报告》提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只要我们能够实现这样的公平体系，就会有更多的财富创造出来，而财富得到更加公平的分配，“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或许就是水到渠成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