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廉的名字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也许是陌生的，但在民国时期，作为“隐居南开园中传道授业解惑”的何教授，却因“率先提出并实践了经济学教学‘中国化’”“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调查”和“最早重视农业经济研究”而享誉学术界，从而与马寅初、刘大钧、方显廷一起被人们并称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学界四大经济学家”小村庄走出的大学生1895年，何廉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叫硖石口的小村庄。他的父亲是个乡绅，有约二百亩土地，此外还在广西桂林与人合伙经营一家五金商店。因而，少年时的何廉，生活过得比较优裕。辛亥革命后，科举彻底废弛，新学兴张的教育得到年轻学子的青睐。1913年12月，深受民主共和思想影响的何廉投考了由美国耶鲁大学民间团体雅礼协会创办的长沙雅礼大学堂，名列录取生第一。但随后，袁世凯称帝，张勋“襄赞复辟大业”，帝国主义国家竞相扶持自己的“代理人”，各地军阀肆虐。残酷的社会现实教育了何廉，从此他抛弃了寄望于少数人拯救国家的幻想，转而信奉教育救国。打铁先要自身硬。何廉学习中勤勉奋进，白天用心聆听来自耶鲁大学的葛罗纳尔·格奇、迪克逊·利文斯等教授讲解的英语、数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课程，到了晚上则沉浸在主教中文和中国历史的王耕稼先生主讲的“二十四史”中，以期学成之后好广授“民众的大多数”。在日复一日的苦读中，何廉进步神速，深为雅礼大学堂的教授喜爱。二十四岁那年，何廉作为成绩优异的毕业生，被雅礼大学堂选派往赫赫有名的美国波姆那学院留学。毕业时，何廉获得耶鲁大学奖学金，进入该校研究生院攻读“能经世济民的经济学”专业。在那里，何廉第一次得到了现代经济学的浸润，他一边系统地学习英国经济史、经济学说史、经济学的方法和高级经济理论等课程，一边跟着著名经济学家、数学指数理论创始人欧文·费暄教授从事商品批发价格指数和股票市场价格指数的调查和编制工作。此外，他还在时任美国联邦政府国内税务局技术顾问的亚当斯教授的帮助和指导下，进入美国国家税务局实习，以了解税收的流程。三年下来，从理论到实践，何廉掌握了开展经济调查研究的要领和技巧，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从而奠定了一生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基础。1925年9月，何廉撰写出《关于国家行政机构所得税征收过程比较研究》的毕业论文，数月后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编写首套“中国化”经济学教科书1926年6月，何廉学成回来，接受张伯苓校长延聘进入天津南开大学商学院任教。何廉对工作充满热情，每天忙乎十余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在1926-1927学年中，他一人独教《经济学原理》《财政学》《统计学》和《公司理财学》四门课程，每周至少要上十二节课，最多时竟达三十节课，其备课工作之繁重可想而知。然而，身累体乏可通过休息进行调节，但内心的焦虑与纠结却始终难以疏解——1926年秋天，一切安定下来之后，为使自己全面熟悉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工作，何廉挤出时间奔赴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先后访问了北大、燕大、清华、金陵、东南、复旦、交大、暨南、沪江、圣约翰、光华、大夏等十多所大学，结果发现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异常落后：用的教材是英文版的，内容几乎全是关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与中国的现状毫不相干；虽然经济学已经列入中国大学教育大纲十多年了，可是竟然没有一门专论中国经济发展和组织状况的课程；教学方法僵化古板，老师照本宣科而学生则忙于背定义以应付考试测验；课程设置过分专门化、琐细化，而内容则空洞无物、华而不实；课堂制度脱离实际，完全像是在温室之中，缺少与外界的联系，如此等等，以至于学习商科的学生毕业后竟然看不懂中文报刊金融版面的文章，更无法胜任工作，正如张伯苓所指出的“鲜谙社会真正情状，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膜，诸事束手”。在这种情况下，何廉决定在自己的教学中推行改革，即将中国的材料和学科内容融合起来讲解经济问题，最终实现经济学教学“中国化”。何廉把自己的想法向张伯苓校长表明后，开明大义的张伯苓深表赞许并极力支持。他告诉何廉：“你就放开手脚去干吧，出了问题我来承担责任……”这让何廉深受鼓舞，他满怀信心地开始了自己经济学教学“中国化”的第一步——编写讲义。说着容易做起来难，何廉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麻烦，当时中国高等院校的图书馆中收藏的主要都是些欧美出版的教科书和通俗杂志、普通书籍，而反映经济运行实况的基础性文件，像贸易报告册、政府政策和统计报表之类的则少之又少。何廉迎难而上，他通过各种公共和私人的渠道尽可能地搜集资料：有一次，为了拿到反映中国公共支出的材料，何廉手持南开大学开具的“介绍信”来到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古应芬的府上。古应芬正在为蒋介石筹划稽征某项国税的事宜，何廉就买了一兜子烧饼当干粮揣在怀中，每天早去晚归一动不动地蹲在古府大门口候着。等了整整半个月，始见古应芬面容憔悴地回来了，他赶紧跑上去堵住车门，央求古应芬同意他去查资料，见不行就放狠话说如果不答应就不让走，直“逼得”古应芬赶紧“吼”过来一个秘书：“你，带这位何先生去一趟档案室……”就这样，何廉收集到了中央政府各时期的有关支出的详细报表。又有一次，何廉获悉自己的好友颜惠庆履新北京某个行政院下属组织任主任，主抓公债研究工作，遂不请自来：“老伙计，你调来的太是时候了，给我帮帮忙吧！”结果，何廉轻而易举地就拿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发行外债和内债的全套“保密资料”。还有一次，何廉听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库房里留存有一套政府财政报告书——是民国初期出版的，里面有财政报表，包括每个省的消费和税收，立刻赶了过去。不想，看守库房的老头就是不放他进去，何廉磨蹭了半天都不行。到吃饭时，老头从墙洞里摸出一个小瓶子来，何廉定睛一看，原来是酒！便猜想这老头肯定好“闹两口”，就跑出去打了满满一壶高浓度的东北老烧回来。见到酒，看守库房的老头认为自己遇到了知己，不再盘问何廉来此有何贵干了，非拉着何廉一醉方休。何廉心说有戏，就一个劲儿地劝酒，不大一会儿就把老头给灌晕了，然后他不慌不忙地进入库房，喜滋滋地誊抄开了。 有了充裕且翔实的资料，何廉编写的时候格外顺手，不久即推出了一批以中国经济为讲解对象的经济学讲义，包括《经济学原理》《财政学》《统计学》，以及《统计学之原理与方法》等。在这些“中国化”的讲义中，何廉运用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实例来阐述经济学问题，比如：在解释“基本土地税”时，先讲述基本土地税包括的土地税、人头税和折合粮食税，接着逐一讨论不同年份、不同地区及在制定年份但不同地区之间的纳税兑换率，再通过“为什么收税规定交银子，但很多时候却必须用现洋来缴税”这么一个活生生的问题，指出“兑换率正是增加税收的手段”，更“是贪污中饱的来源”……何廉的讲义，大大调动了学生们学习经济学功课的兴趣，但也招致了不少教师的批评，有人甚至说这种大白话教科书有悖于“学术严肃性”。不过何廉不为所动，依旧优哉游哉地照着自己的讲义去授课。1931年，在经过几年的课堂实践之后，何廉将这些业已定型的讲义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立刻就成为全国各个大学财经学科使用最为广泛的教科书。创办“独开先河”的经济研究所从事教学之余，何廉还承担起了经济学研究工作。因为他深切地感到，“教学必须和研究真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教师若不参加研究，教学只有死路一条”。何廉的研究课题是从物价统计开始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对指数的构成和物价感兴趣。早先在耶鲁大学读博士时，他曾协助导师欧文·费暄从事过几年物价指数的研究，收集了当时在中国出版的所有的指数，包括尚流行的和已废除的，已对这方面的研究“情有独钟”。二是受到可以利用的材料的限制。当时，由于连年战乱，中国形势混乱不堪，尚无专业的机构和个人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唯一可利用的现成研究材料，就是上海贸易局有关上海物价资料的完整合订本和广州农本局有关广州物价的完整合订本，以及两家都出版过的一段时间的指数，只好“不得已而为之”。尽管如此，何廉还是相当知足，他把自己在教工生活区的四间屋子腾出来作为工作场所，然后四处借钱买了一套统计仪器，包括加法机、计算机以及一些制表和制图的仪器，一头扎进了研究中。艰苦的条件下，何廉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在认真清点了中国截至1926年研究物价方面的统计资料并分析了上海贸易局和广州农本局编纂的物价指数后，他采用另外一个更为科学的公式，重新计算了一遍上海和广州从1912年以来的物价指数，从而大大修正了上海和广州的物价指数，并完成了对所有中断处的详细分析说明，使其更为客观、实用和具有代表性。值得一提的是，在看到何廉研究的指数后，上海贸易局决定自1927年起全面修正物价指数。1927年7月，在何廉的提议和筹措下，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正式成立。这个不属于任何学科的独立研究机构，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独开先河”——虽仅有寥寥数位工作人员——何廉自任主任，两个刚刚毕业的学生做研究助手，外带几位兼职的实地调查员，却承担起了前所未有的研究课题，即：一方面，收集与中国经济有关的以各种文字写成的材料，然后整理编成《南开中国经济文集》；另一方面，做经济统计资料方面的编制与分析工作。翌年，随着北伐的成功，中国进入国家重建阶段，国民政府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工农业发展方面，学术界亦围绕着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开始工业化展开讨论。鉴于此，何廉随即决定，让社会经济委员会通过对于中国工业化的程度与影响进行探讨来开展研究工作。在调整好方向后，何廉遂组织人员在天津地区展开考察，准备先行编纂以天津市场为代表的华北商品批发物价的指数以及天津生活费用的指数。在他的计划中，需要对城市工业进行调查，包括棉纺、缫丝、地毯、针织、面粉和制鞋工业。但由于未受过专门训练，加之人力、物力严重不足，何廉在收集商品的批发价和零售价时遇到了一连串的大难关：一是不懂生意场上广泛应用的“行话”，常常把商户“吓得撒腿就跑”；二是天津市场的度量衡既不统一又不规范，市场与市场之间、昨天与今天、批发商与零售商之间，五花八门，各不一样，难以绘制物价变化图表……没办法，何廉只好“三顾茅庐”，花高价钱请来了一位“资深土著向导”。在“向导”的协助下，何廉很快熟悉了批发市场大多数商品的市场行情，并在来来往往中同以前从未曾直接打过交道的纺织品、棉布以及食品市场等建立起了适当的联系，更掌握了大大小小各种度量衡的名称和换算方法。在这期间，何廉常有“意外收获”：有一次，他和“向导”去一个大型市场收集零售价信息。路过一家批发店时，他瞥见商贩正准备点燃一沓发黄的本子，定睛一看，竟是账簿，便一个箭步冲过去，死死地按住说：“哎，别烧，别烧……”见有人管闲事，商贩呵斥道：“都是陈年老账了，还留着作甚？”何廉赶紧作揖道：“我买下了，这总可以吧？”听罢，商贩立时转怒为喜：“那好啊，里面还有哩，你都拿去好喽！”就这样，他仅仅花了几个小钱就买来了一堆陈年账簿，回去细细一翻，发现前后延续了二十多年。还有一次，他在走访一位颇有名气的手工业者时，竟在一间废弃的作坊里搜罗到一箱早期的经济和金融资料，包括外汇兑换率、利润率和现洋率，年代可追溯到1913年甚至1900年以前，其宝贵程度可想而知了。历时三年有余，何廉带领社会经济委员会摸清了天津地区各行各业的市场行情，然后执笔开始编制物价指数，终于1934年编成一本汇集了各种各样的指数的年刊——《南开指数》，出版后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此后，《南开指数》年年发行，一直坚持到1952年，从而成为后来研究中国当时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1931年，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改名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何廉在坚持研究天津地区工业化程度及影响并编纂和分析华北地区的经济统计数字两项课题之余，又给经济研究所扩充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即研究中国乡村和农业经济情况。说起来，这一全新课题还是在编制《南开指数》的时候意外发掘的：当时，为收集和分析华北地区的经济统计数字，何廉对山东、河北向东北地区移民的问题做了一番深入的探讨。也就在探讨迁出地（河南、山东）和迁入地（东北地区）的联系中，何廉慢慢地体会到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中国的经济基础大部分建筑在农业上面。中国经济建设或经济复兴的问题，我以为首先是赶快设法增进生产，复兴农村。”从此，何廉就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农村，先后研究了华北、西南等地区的人口组成、土地所有权、农业信贷与市场以及合作事业、乡村工业以及地方行政与财政等多个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何廉及经济研究所在研究方法上亦有全新的进展，特别是在实地考察上逐步抛弃了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做法。起初，何廉采用的是美国极为普通的做法，深入农村向调查对象分发征询意见表。但意见表收上来后发现，由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些毫无数字概念的乡民们填写的答案压根就不能参考并采用：问全村有多少人？回答“没多少”。问村子有多大？回答“没多大”。问一年能赚多少钱？回答“很少”。问每天干多久的农活？回答“很长时间”……这个时候，何廉才明白：面对特殊的对象，必须采取特殊的调查手段。为了能和农民毫无障碍地交流，何廉甚至要求研究人员都必须深入田间地头同农民一起干活。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何廉先后出版了多部（篇）研究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问题的专著（论文），如《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今日中国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目前的经济危机》等，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从研究物价统计到研究农村和农业问题，何廉带领大家“一路狂奔”，先后摘得“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桂冠，亦让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因科研成果丰硕而“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机构”，至于其出版发行的《南开指数》《统计周刊》《经济统计季刊》和《南开社会经济周刊》等出版物，更是驰名全球。“卧龙先生”的仕途人生在旧时中国，一个学者名声大了，很容易被政客拉拢，不管是不是真的投缘，也要来借用你的名声“往自己脸上贴金”。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也容易牵扯进来一些本来不在利益集团中的局外人，以壮声势。何廉这个享誉全国的经济学家，最终也被蒋介石“拉下水”了。1936年，何廉开始着手考察并拟订“国民政府关于调整战时经济行政机关”方案，这是他应蒋介石邀请出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后的“第一把火”。初时，何廉踌躇满志，以为终于可以为多灾多难的祖国“尽一份力”了。但他很快就发现，黑暗腐败的官场和微妙深邃的关系总是羁绊自己的工作。有一次，他欲把某人调离岗位，不想文件还没签发，就招惹来一连串的半夜砸窗和一大堆的电话说情，最后只得无可奈何任他去。不过，虽然屡遭羁绊，但何廉还是顶住压力拟订出了可行方案，其统筹优化之绝妙令蒋介石拍案叫好。遗憾的是，这一重大举措拖了整整两年才勉强落实到位，让何廉摇头叹息不已。此后十年间，何廉先后就任经济部常务次长、农本局总经理、经济部政务次长、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等职，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自身的种种原因，他不是不由自主地卷入派系纷争，就是因不愿迎合他人而受到排挤，因而多次就战时的经济政策进谏都没有被采纳，以至于常常被一些国民党权势官员当作笑柄来开涮：“何先生，这儿不适合您，还是回南开大学教书去吧！”直到1944年，他才得以“见到蒋介石一面”，被委以“就战后经济重建编制可行方案”的重任。这一次，何廉依旧尽心竭力。但当《（战后）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草案》出炉后，虽然“没有困难地经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了”，且不久“即在报纸上刊载，并指出这些原则是目前正制订中的经济计划的一部分”，最终却还是因宋子文搁置以及后来形势变化而不了了之。何廉的政治生涯，可以说几乎没有一点儿成就，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无可奈何中度过的。但通过从政，何廉也结交了不少正直官员，更认识了许多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正如何廉自己所说，官场失意但忘情于南开，这笔宝贵的人脉财富使这位经济学大师可以更好地“继续本职工作”。何廉在此期间一直关心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教学和研究，多次为经济研究所筹措赞助资金和引荐交流学者，并为经济研究所创造了许多宝贵的实践与研究机会，从而让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得以在抗战期间继续屹立潮头。可以说，何廉就是当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救命恩人”。1946年6月，何廉坚辞蒋介石委任的经济事务特别助理，退出政界。不久，他应友人之邀加入上海金城银行任常务董事，主要负责计划与发展工作。在国内当时的情况下，他认识到商业银行的发展前景是很有限的，遂建议董事会不应将活动局限于银行业务，而应在贸易和工业方面发展事业，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制措施。与此同时，何廉还创办了《世纪评论》和《经济评论》杂志，先后发表了《中国应该有一个正直有力的反对派》《为国家，为人民，还是为自己》《苛政猛于虎》《这样的宋子文必须走开》等多篇言辞犀利的评论文章，抨击时政。对这种做法，有人评说何廉已走至蒋介石的对立面，何廉也不加辩解。后来，何廉又被蒋介石委任为中国驻联合国社会经济和人口两委员会代表。何廉考虑到可以借机考察美国的经济状况，就接受了任命。但到底是“道不相同”，仅仅一年，何廉即被蒋介石召了回来，改任为南开大学代理校长。此时，因蒋介石发动内战，国内经济一片凋敝。目睹国民党政府货币改革失败和通货膨胀，何廉对蒋介石独裁愈发不满，立时心生离意。最终，1949年1月，何廉搭船前往美国。临走的时候，何廉长叹道：“我再也回不到南开园了！”本是伤感之言，不想竟一语成谶。身为外乡人的何廉，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但不久即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不得不于1961年时提前退休，此后因身体不适加之国内政治原因，一直没有机会重返祖国。1975年7月5日，何廉逝世于纽约。这位满腹学识的“卧龙先生”，终究没能重回南开看一眼。（责任编辑/金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