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纽约邮报》的头版照片刺激着所有人的眼球和神经：一个落入地铁轨道的男子一面双手压在站台边缘挣扎着要爬上去，一面绝望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地铁列车正迎面冲来。报纸的大标题写道：死定了——被推到地铁轨道上，这个男人即将死亡。
58岁的落轨男子韩基硕（Ki Suk Han）遭遇猛烈撞击后不幸身亡，他是因与30岁的非洲裔男子纳伊姆·戴维斯（Naeem Davis）在站台上发生争执，被后者一把推下站台的。事发当天下午，戴维斯被纽约警方逮捕，面临二级谋杀罪指控。
悲剧发生后，公众和舆论的关注点却更多地集中在另一个人身上——正巧在现场抓拍下这张颇具冲击力的照片的摄影师乌马尔·阿巴西（R. Umar Abbasi）——责问像暴风雨般朝这个自由摄影师袭来：你为什么见死不救？！
摄影师的辩白
从1990年到2003年，纽约地铁中有702人落轨，死亡率近50%，其中大部分是无意逃生的自杀者，还有不少是因为吸毒或酗酒而意外失足身亡，被推下站台而致死的只有3%。正如一位纽约新闻摄影师所说：如果不是《纽约邮报》这张照片，这件事也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关注，可能上不了头版。
回顾新闻摄影史，死亡一瞬或濒临死亡的画面定格总能激起观者强烈的情感反应，比如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西班牙内战期间拍摄的《战士之死》，近距离记录了一个中弹士兵倒下的瞬间。
卡帕的作品成了传世之作，阿巴西的摄影却成为讨伐对象。许多读者、包括业内人士强烈质疑：摄影师有空拍照没空救人？《纽约邮报》实在是缺少人文关怀，非要用这样的画面和文字来刺激人吗？——韩基硕家庭的牧师说：“（韩）家人看到照片后无法入睡，她们一直待在我的住处，看到他们这样，我非常非常难过。”
阿巴西给出的辩解是：他当时希望用闪光灯引起司机的注意，而且事情发生得那么突然，他不是不想伸出援手，只是无能为力。
“我当时在49街地铁站站台等车，突然听到人们发出惊呼。”阿巴西向《纽约邮报》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我眼睛的余光看到有个人从空中飞过，落在轨道上。”他举起相机开始朝那个方向跑去，相机甚至未来得及设定到正确的参数，“我不停地拍摄并按闪光灯，希望列车司机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并停下来。”
按照阿巴西的说法，当时他并不确定相机是否记录下所发生的事情，“一切发生得太快：从我听到人们的叫声到列车撞到那名男子大约只有22秒钟”，而“受害者离我非常远……我无法跑到他身边”，“火车在我到他身边之前就撞上了他，周围没有人试图把他拉上来”。回想起来，他也没有听到那名男子呼喊求救，“可见事情发生得有多快”，“我所能听到的是那名男子的头部与火车相撞的声音：砰！砰！砰！”
事故发生后，可怜的韩基硕躺在那里，“扭曲得像个破布娃娃”，阿巴西感到痛苦无助。驾驶地铁列车20年的司机则受到极度惊吓，一时失语。在急救人员到达前，一位名叫劳拉·卡普兰的年轻医生和另一名好心人试图给韩做心肺复苏术，却无济于事。
“人群随后过来，他们拿着能拍照的手机，互相推挤，试图看看那名男子，拍摄视频。我向他们大叫，让他们后退，以便让医生有足够的空间，因为人们正在逼近她。她向我表示了感谢。”阿巴西还记得，一位纽约城市交通管理局的牧师给韩作了临终祈祷。
“当这一切结束时，我都没有查看照片，甚至根本不知道抓拍到了如此细节的照片。”回到《纽约邮报》办公室后，阿巴西把相机存储卡交了上去。直到当天很晚时最终看到图片，“我的心开始狂跳。再次观看事件的整个过程，这很可怕。”
阿巴西失眠了，他对第二天人们看到报纸后的愤怒和指责感到意外，“但我不会让那些不做调查研究的批评家干扰我，他们不在现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一切是转瞬间发生的。”“真相是我无法及时赶到那名男子身边，如果我能的话，我会那样做的。但列车行进的速度超过了我的能力。”
他还提到：令人感到悲伤的是，那些靠近受害者的人们只是旁观，没有做任何事，你可以在图片上看到这一切。
韩基硕的女儿阿什利伤心地说：“打击是毁灭性的，他不在了。事情已经发生，我不想一直回忆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会想，当时如果有人花几秒钟把他拉上来，那该多好。我真的希望最后有机会告诉父亲我有多爱他。”
记录还是参与？
美国文化评论家、小说家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曾写道：“摄影基本上是一种不干预的行为。干预就无法记录，记录就无法干预。”
但生活中，涉及到生死抉择的时候，旁观者似乎更倾向希望，拿着镜头的那个人能成为死亡的阻止者，而不是站在一旁的观察者。阿巴西的照片自然而然让人联想到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的《饥饿的苏丹》。
1993年，凯文·卡特去遍地饿殍的苏丹拍摄，看到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女孩正艰难地向食品发放中心爬去，一只秃鹫在她身后，眈眈而视。凯文说，他选好角度，在那里静静地等了20分钟，希望拍到秃鹫展开翅膀、觊觎女孩的样子。拍完照片后，凯文赶走了秃鹫，把孩子抱到了救助站。
这张震惊世界的照片为凯文·卡特赢得了普利策新闻奖，也却也给他带来了诸多批评：冷酷的等待难道就为了拍到一张很酷的照片吗？在普利策颁奖仪式结束2个月后，1994年7月27日，卡特被发现死在他的小货车内，属自杀身亡，终年33岁。他的临终遗言也许透露出他内心的无奈与苦闷：“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阿巴西见证整个事情发生，只有22秒的时间。这样的境况下，道德标准就真的是非黑即白吗？在争议声中，也有几位匿名接受美国网络媒体《都市纽约》采访的摄影记者对阿巴西的举动表示了理解。
“老实说，我觉得不能怪那个摄影师。”一位受访摄影师指出，那个站台上至少还有十几个人，任何一个身体健全的人都可以出手相救。所以那些责怪摄影师为什么不先救人的评论者，真的应该问一下，边上还有哪些人？“要么大家都有责任，要么都没有，不能只怪那一个。” 另一个摄影师表示，“兜里随时揣着照相机的我们是社会的观察者，相比亲身体验参与，我们更加倾向通过镜头来看生活。这是我们的综合征。” 在他看来，这件事情炒作过头了。“从照片本身很难判断摄影师与受害者之间相距多远，也许他根本不能救到那个男的呢？”不过，“显然这个摄影师不够专业。他把照片卖给了报纸，可能开了个好价钱。如果他拍到了那个人被推下去的瞬间，或许价码还要更高。”而更值得指摘的是新闻编辑室里编排照片版式的方法。“这张照片只是起到了刺激眼球的作用。如果那是我的父亲或者兄弟出现在这样的头版上，我会非常愤怒。”
还有一个半生都在拍摄突发新闻的记者说，像（纽约地铁）这样的照片，甚至是更具冲击力的照片，在近一百年里面不断出现，一些历史照片如今也被搬进了展览馆或者印成专辑。受众反应截然不同的原因在于，时间冲淡了大众自我加强的正义标准。“我自己拍摄的照片中，有一部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打算公开的，因为沉浸在现实中的我们似乎还无法接受。”
前不久在加沙报道巴以冲突的新华社摄影记者陈序说，虽然自己没有碰到过地铁事件这么极端的情况，但在工作中，也常常遇到拍与不拍的矛盾。“当我把镜头对着失去家人而痛哭的巴勒斯坦妇女，她丈夫强忍悲痛，过来要我删照片——我们把他们最后一丝尊严都剥夺了，我们是有罪的。”“出于职业，我不会犹豫说要不要拍，拍肯定要拍，但心里肯定不会太好受。”
当死者家属要求他删照片时，陈序会耐心跟对方解释，这也是为了帮助世界了解这里发生的惨剧，另外一方面为了借此避免以后发生类似的惨剧。
道德评判和心理因素
美国全国新闻摄影师协会主席约翰·朗（John Long）一直关注有关道德和职业操守的问题，他对阿巴西行为的看法尽量保持了中立：“我无法透视另一个人的内心并做出评价。如果摄影师认为在惊慌的情况下他的闪光灯能警示列车司机，那就算是吧。我不知道他离受害者有多远，列车速度有多快，他是否来得及把那个男人拉上站台，也不知道事情的任何细节。我无法也不愿置评另外一个人的动机。”
但他的态度也很明显：强烈希望摄影师当时能放下相机前去帮忙。“有人说，摄影师无权参与到他/她所拍摄的事件中，应该保持客观，仅仅观察而不是成为参与者。我不认为能够完全做到客观。你的现场或多或少会改变你所拍摄的事件。所以25年来我一直强调同一个理念：这是价值观问题。”
朗的原则是：如果你处于能够给予帮助的位置，你在道德上就有义务提供援助。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摄影记者。从我的世界观来看，我的家庭是第一位的，宗教信仰是第二位的，新闻摄影是第三位。每天入睡时我必须是安心的。
至于《纽约邮报》是否应该刊登照片，朗的另一个原则是，如果公众因为知情权而需要知道这样的信息，那我们就必须发布。这是为什么我们刊登了黑鹰坠落的照片（美国1993年在非洲国家索马里的军事行动，两架美军160特种航空团的UH60“黑鹰”直升机被先后击落坠毁，幸存成员陷入民兵的包围，抓捕行动随即变成拯救行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我们刊登了罹难者尸体漂过街道的照片；也刊登了美国驻利比亚大使斯蒂文斯在遭袭击前几周的照片。“至于地铁照片，我没有看到任何社会价值。”
前美国国家地理摄影师、美国新闻摄影师协会的道德委员会主席史蒂芬·雷默（Steve Raymer）认为，“《纽约邮报》发表那张没有品位的、刺激眼球的照片，引起了读者的痛感，一些有过创后压力综合征的人也会受刺激。研究发现，午夜11点的新闻中如果播放社区犯罪案件，观众就会愈加感到不安。这张照片引起的效果很相似。试想成千上万纽约人第二天上班，站在站台上的紧张心情。我的底线是：放下该死的照相机，做一个人该做的事情，给予帮助，无论这份力量多么微薄！”
也许对旁观者来说，评论是更加容易做的事情。美国福特汉姆大学伦理教育中心主任西莉亚·费什（Celia Fisher）博士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做法有别于摄影记者，那很好，但情况往往是，你可能不会那么做，因为人的本能是避免将自己置于危险中，即便是为了救人。“作为一个人，我们当然有道德感要力所能及地予人帮助，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我们不像训练有素的警察或士兵，能够克制自己的情绪，马上提供帮助。（当时）你可能就僵住了。”
费什特别指出，别忘了还要考虑“旁观者效应”——对某一件事来说，如果是单个个体被要求单独完成任务，责任感就会很强，会作出积极的反应。但如果是要求一个群体共同完成任务，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责任感就会很弱，面对困难或遇到责任往往会退缩，认为会有其他人来做或者其他人会做得更好。”
最经典的案例就是，1964年凯蒂·吉诺维斯被一个系列强奸杀人犯用刀捅死。根据报纸报道，这个过程长达30分钟，38位邻居目击了凶杀过程，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止或者打电话报警。这在当时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轰动。
在此次纽约地铁事件中，有目击者称，当韩和戴维斯在争吵的时候，旁边的人相对避开了。当韩落轨后，站台上有人朝他大喊，要他尽量平躺在铁轨中间避开列车。
也有人说，韩基硕是这个时代的凯蒂·吉诺维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