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格文（Graham Earnshaw）生于英国，现居上海。他以上一次落脚点为起点，行程从上海一路向西，横贯中国。据我们所知，本月，他已行至湖北省巴东附近。 我进入繁忙的河边小镇巴东时大约是正午，这里位于湖北省最西部。长期以来，镇子大多处在185米水位线以上，三峡大坝库区的最高水位，因此无需搬迁。但这里仍有两个巴东，都在河的南岸：朝东的老镇和更靠西边的新镇，新镇在巴东长江大桥的上游，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水位上升令农户搬迁之前。
老镇充满生机，也更贫穷。我经过五六个算命的瞎子，坐在一座桥上，回答问卜者的问题。妇人蹲在街边，怀里抱着娃子给他们把尿。
我经过一家药店，名字叫做白求恩，这是加拿大医生及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的中文名。他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抗日战争中为中国八路军战士提供医疗救助，至少在共产党中国赢得了不朽。他于1939年因病死于战场。
我走进药店，向一位貌似负责的老妇人询问药店何以以白求恩为名。她飞快地躲到铺子后面。我向收银员提出同样的问题。“我怎么会知道呢？”她回答，“我刚来这儿上班。”
巴东是一个大众消费热火朝天的地方。商店早早开门，到很晚才关门，很多商店用高音喇叭对着大街高声喊话。“重庆皮鞋，最好的款式！”一个声音这么吆喝。一家小超市以最大音量播放欧式迪斯科舞曲，噪音污染无休无止，想必是要吸引顾客，却恰恰促使我更快地逃离这一片喧闹。
我来到一个岔路口——向左是北京大道，这条繁华的马路向西通往新镇，向右到滨江大道。我选择了冷清的马路，经过银河网吧，它和小太阳幼儿园毗邻，然后下了坡，经过几十家小铺，最后来到临江的大路上。
薄雾散去，天高云淡，气温在下降。这是在三峡中游一个清爽灰暗的晚秋天气。对岸的土地是一片深紫色，这种色彩在水汽中越发显得浓重。路边沿线是高大的蕨类和幽深的草丛，呈现各种层次的紫色。照相机不足以摄取我清晰目睹的紫色，但它们是千真万确的。
我经过许多印刷招牌，上面为民工提供从巴东到沿海城市温州的大巴信息。路边种着橘树，当然，一如往常，还有大量的垃圾，从废弃的机械到成堆的旧衣服，还有塑料碎片。整个中国需要一次大扫除。
巴东大桥进入视线，标准的双柱悬索桥设计，用于20世纪90年代建造的所有大型长江大桥。我开始过桥，然后看见桥柱上一张让人难过的传单——寻人启事。吴敏，57岁的老人，于7月27日上午8时左右在桥上“走失”。“如有人告知下落，亲属将不胜感激。如果吴敏本人见此传单，请速归家，我们十分挂念。”
显然，他是翻过桥栏掉入河中，也许死于与水面的撞击，但他的亲人努力不朝这方面想。
就这样我在从上海开始的行走中第三次穿过长江，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了。我将沿着长江再向西走几百公里，但巴东大桥北面通向下一个上游滨江小镇——巫山——的确切路线还不清楚。地图显示的一条朝西的大路有点偏向内陆，而地图是靠不住的，在我面前有一条路沿河更近。这应该更适合我。
在三峡很多起伏不定的地区，新的道路就建在峭壁的旁边，距离水面大约100米的样子。我不时听到爆炸声，看到推土机一点点向前推进，使又一座三峡峭壁上与世隔绝的农舍与21世纪产生联系。也许北岸从巴东到巫山的栈道已经修完，也许没有。
关于这个问题，当地人的说法有些混乱，浓重的地方口音更使问题雪上加霜。巴东实际上似乎是一种新方言区的开端，我的耳朵还没有适应。
下了桥，走到北岸，我遇见几个骑摩托车的人，在一块迎接地方党代会胜利召开的招牌下兜生意。他们朝我招手，我问他们路是否能通。其中一人笑着说：“每条路都通往某个地方，对吗？”
好吧，说得好，耍小聪明。我向一个面的司机打听这条路是否“通向四川”，他点了点头。这对我已经足够了。我又开始了一段土路。
我跨过一座支流上的小桥，河水碧绿，水体健康。巴东镇在对岸远远地展开。我穿过一座刚刚被拆迁的村庄，又进入一座新的村庄，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宴会。
天气寒冷，但街道两边人们一路排开，喝着酒，吃着菜。一个男人用英语朝我大叫：“你好！”我踏着满地狼藉的爆竹残骸走到他面前，问他宴会是怎么回事。
“这是寿宴。”他说。
“谁做寿啊？”
“那个老人家，大人物的爹，”他说，“他的70大寿。”
我问他大人物是谁，是张先生。这位40岁的张先生给我递了根烟。他做货运生意，小有规模。对这个小地方而言算是大生意了。我问他多少人出席了他父亲的寿宴——我估计150来人吧，包括一些街边房间里的几桌。他耸耸肩摇摇头。我对他父亲的寿诞表示祝贺。
我想去见见这位老人，应该是被挤在人群之中的那位，但张先生似乎无意为我做介绍。
于是我离开了喝着白酒和啤酒庆祝的人们，避开在路上横七竖八的几盘食物，向四川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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