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周边 每个语种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我不大主张汉族作家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去写少数民族的生活。文学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不熟悉，硬写，写不好，还会写出问题。有些作家，和少数民族长久生活在一起，当然可以写，也可以写得很好。王蒙被打成右派后生活在伊犁的乡村，他后来写了一些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小说，写得就很成功。还是那句话，要熟悉，要了解，要和你想写的人群，有很深的感情。作家写什么，是自由的。可写起来，还是有局限性的。再好的作家，也不是写什么，都能写好的。所谓自由写作，就是作家想写什么，能写什么，就写什么，没有人去强迫他。
这是个开放的时代，文学创作，已经基本没有禁区。可以说，作家想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只要对得起你的良心，守住基本的道德底线。文学是人学，不是政治学。文学中的政治，是通过人得到体现的。日常生活里，就有政治，用不着直接去写政治。因此，写小说，可以不必多想什么政治敏感性一类的问题。文学反映的是人性中一些普遍的问题。比如说，爱与恨，自由与平等，生与死，作家能把这些东西写好，就很了不起。说到底，文学家不是政治家。文学更不是政治。政治没有必要为难文学，文学也没有必要和政治过不去。政治会决定国家民族命运，文学没有这个力量，它顶多影响一下读者的心情，或者起到某种暗示和启发的作用。笔杆子和枪杆子的作用，还是根本不同的。我们经常夸大小说的作用。自古以来，没有一篇小说，可以让江山改朝换代的。
我一直认为，人活着，都想活得好一点。一是身体好，二是心情好。身体好，主要指物质上的。要吃得饱，穿得暖。从事的劳动，力所能及，没有过度超负荷，不会无故受到伤害。心情好，主要是指精神上的。有话语权，有选举权，不被歧视，不被侮辱，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被侵犯。有了这两点，就会幸福，就会有尊严。但是人性中有些东西，是会不让人安于现状的。这种东西，会拉着你往前跑。大家一起往前跑，社会就前进了。人性中的这种东西，是坚强不屈的，也是自然美丽的，自然的绿草鲜花森林湖泊是美丽的，自然的天性也一样美丽。当我们对这种美丽进行展示和歌唱时，其实就是对践踏摧残人性的社会制度的反抗，对落后伦理的批判。无数的人，那些最平常的，社会最底层的人，无时不在为了生活变得更好一些，在努力地工作坚持着。他们的故事中，有温暖感动的内容，有永恒的真和善，让我没法不写他们。
我写小说时，可以说很少去想政治。可以说我也不太懂政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评论家，总是把我的小说和某种政治现象和政治观点联系起来。我只不过在小说中，表现我的喜欢和不喜欢，我会通过小说让我的情感得到某种满足。就这么简单。我依然会塑造这样一些人物，很健康，很宁静，很自然。写与他们相关的事件与冲突。当我不是直接去批判政治体制或者体制的问题时，写作会自然延伸到一个更广阔的层面。
读者站在客观叙述的背后
热爱并模仿现代派，我也干过。后来发现这样写，太表面化，太形式主义。写到最后，连自己也觉得没有意思了，写不下去。写《白豆》一系列小说时，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想，我要写的东西，是我想写的，是让别人看，能看明白，还要能看下去。看完了以后，不会觉得浪费了时间，骂你这个写书的。不管是小说还是诗，只要是文学作品，起码要让人看明白，读小说，不是搞科学探索，破解什么难题，更不是要猜谜语。小说的本事，就是要把一件没有的事，写得让读的人深信不疑，确信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明白了，才能相信，相信了，才会去想，去思考。才会把这小说中的人和事记住了。我说的这个，是小说基本的东西，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别的就无从谈起了。
我就从《白豆》来讲，和我以前的写作相比，我还是吸收了很多现代派小说的表现手法。我写她在想什么，其实是主人公上一个行为的继续，是下一个行为的开始，有承前启后的连接作用。这种“想”，是具体的一个动作，很简短。我决不会让主人公的行动停下来，用大段的文字去写她的心理活动。我会尽量用人物的动作和行为，来让读者去想她这时心里在想什么。
上中学时，有一个本子，上面都是从文学作品中摘抄的大段景物描写。后来，上大学了，读到更多中外文学经典。阅读的时候，看到大段的景物描写，常常会扫上一眼，就跳过去不读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描写和人物活动关系不大，更不会决定人的命运。它实在不大重要。过多的过细的描写，只能减缓故事的节奏，破坏情节的张力，让人不耐烦。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再写小说时，自然就不会把笔墨放在这上面了。既不想浪费我的精力，也不想浪费读者的时间。这也是现代小说和传统小说的一个区别。下雨的场景，我可能只会写：下雨了，下得很大。不会再说更多。谁都见过下雨，读者会自己去想象。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一个场景，写几百字，几千字。想法不同，做法会不同。我说的，只是我的想法和做法。并不一定正确，只是我喜欢。
一朵花开了，它是什么样子或是什么颜色，我可以告诉你。这朵花的大小我告诉你，它开的哪种形状我告诉你，但是这朵花前面我肯定不会加一个“美丽”，或者“鲜艳”，或者“漂亮”的词进行描绘。冷静客观的叙述，是我一直努力追求的。我崇拜玛格丽特・杜拉斯，就是因为她的不动声色。只是冷静客观的同时，还要做到不能枯燥无味。其实我们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一个讲笑话的人，让别人笑了，自己却不笑，你一定会佩服他。一个用平静的口气讲故事的人，会比一个大喊大叫表情夸张的讲故事的人，更能吸引你的注意。冷静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小说写得冷静些，会提升它的品味。
都想不一样，都想新颖。都想出手不凡。要说创新，怕是作家的这个意识最强。一个作品，不管写什么，总是要有一点新意的。用不着比别人更聪明，也用不着比别人更勤奋，只是写作时，要有这个意识。中国社会的变化，最早都是先从观念开始的。文学观念也很重要，太落后陈旧的观念，不可能带来充满新意的作品，不管是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
我想，肯定不会有人愿意去读一个非常平淡的，没有意思的故事。既然别人不愿意读，我们为什么要去写呢。换一句话，既然大家都愿看到一个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们为什么不去写这样的故事呢。现在有一些作家看不起故事讲得好的小说，我只想问一问他首先是不是具有编一个好故事的能力。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可以讲叙精彩故事的作家，而故意不去讲的。编故事是小说作家的基本能力，就像芭蕾舞演员会用脚尖走路一样。矛盾冲突是故事的核，故事不是事情。生活中有太多事情，是写不成故事的。大风大浪，方显英雄本色。大起大落，故事才会好看。这是个简单的定律。
首先是要写的东西，能吸引自己。当然，书是写给读者看的，小说的生命在阅读中存在并延续。写作者，在写作时，一定要想一件事。那就是别人为什么要读你这本书，你凭什么让别人拿出几个小时或者十几个小时，把你这本书读完。当然，你没有办法事先去问读者，去征求读者意见。但有个方法可以解决问题。写作者可以问自己，你把自己先当读者，问明白了，再动笔去写也不晚。时代不同了，同样是听故事，不用读小说也可以听得到。听广播，看电视，看戏剧，看电影，看网络，都可以满足对故事的需要。在这个阅读形式变得无比多样的时代，小说确实被挤得有些喘不过气，被挤到角落里了。作为小说作家，再不想着如何去吸引读者，真的是离死不远。
我们这个年龄的作家，没有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的很少。只是受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已。看我80年代的小说，模仿的痕迹是很重的。但我基本属于那种学习现代派比较失败的一类文学青年。好在我喜欢西方现代派的同时，还狂热地喜欢上了沈从文，把他的小说当圣经一样去读。这让我从中受益不少。作家的学习是重要的，小说的故事可以从无到有，但怎么写小说，却不可能从无到有，一定是从有到有。有了足够的文学知识，有了充分的文学训练，有了基本的文学的表达能力，才可能进入真正的文学创作。好多人，以为会认字会写字，把见过的事听到的事，写出来，就是文学作品了。当然，自娱自乐的写作也不是不可以，只要写的时候，自己觉得高兴就行。只是不要期望太高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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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西部
从地域来看，我肯定属于西部作家，首先我生活在这个地方，其次，我写的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只要你生活在这个地方，写这个地方的生活，就属于西部的范畴。至于西部小说，就像美国西部电影一样，它也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可以说，任何一个文学作品，不管写的什么，都会和某个地方密切相关。有了中国西部，有了西部新疆，有了新疆兵团，有了一个叫下野地的地方，自然就会有文学作品写到它。写新疆垦荒者生活的作家，在新疆有不少，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对这个身份，我不会太在意，也不会有意去强化或者强调。只因为我生长在此，没有别的选择。
我觉得文学的区别，最主要的还是它的内在精神。经典的文学作品，其内在的精神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作为它的一个外在形态，你比如说表现哪种生活，展现人的哪种性格气质，还是有些区别的。说到西部作家、西部小说，或者说，读者拿到一本新疆作者写的小说时，还是会对它有一种期待，有一种想象。它一定是和南方人，广东人，上海人写的小说不一样。这种东西也构成了新疆小说魅力的一部分。当我们对某个东西有兴趣时，就会对和它相关的其它东西产生兴趣。新疆是个让人们对它有兴趣的地方，包括它的小说。
比如说，一说到西部，一说到新疆，我们马上会想到大沙漠，大戈壁，大荒野。而很少会想到繁华的都市，尽管新疆也有不少的城市，而且这些城市和内地许多城市差不多。实际上，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还是很重要的。西部小说，还是有一些它的特征。比如说，自然环境，在西部小说中，往往会对小说的进程起到决定性作用。比起内地的小说，它的社会环境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命运转折生死关头，常常会被自然的力量决定。这就使得西部小说从形态上，有了鲜明的特色。但这并不是本质的东西，只是表面的。好的小说，还是应该有更深刻的东西，有一种超出地域的力量。
当然，我一直反对我们新疆文学环境有独特优势的说法。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学资源。要有大作品，还要靠作家自身的努力。其中坚持是重要的一点。坚持不一定能得到，但不坚持肯定不能得到。要是2001年，我不拿起笔重新开始写小说，真不知道现在我会在干什么，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可以说是最后的坚持帮助了我。
在这个世界上，要做成任何一件事，都不是那么容易。文学创作也一样，失败者大大多于成功者。80年代一起走上文学道路的兄弟姐妹，现在放眼望去，还剩几人？
（本文原为张春梅/董立勃访谈录，本刊作了节选）
【责任编辑 王永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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