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食指，原名郭路生，在1966-1968年之间，这个16-19岁诚挚的青年，以一代人灵魂的历程写出了《海洋三部曲》、《鱼儿三部曲》、《相信未来》等三十余首为时代立言的好作品。它们不胫而走，在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中广为传颂，在当时那个阴云密布、文学苍白的时代，在人们心灵上投下了一道希望之光，也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诗篇。
当年与郭路生共同插队的知青戈小丽(系翻译家戈宝权之女、现居美国)，特别写下了回忆文章。
1968年12月20日下午，天寒地冻，一队北京知识青年肩扛手提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地走进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插队落户的目的地。老乡们都好奇地跑到街头观看，有个老乡惊讶地指着一个高个子叫起来:“哟，还有爸送娃儿的呢!”这个“爸”瘦高，老成稳重，大眼睛炯炯有神，头带灰呢老头帽，身穿半新不旧的棉大衣，左手提行李，右手提盆花――这就是郭路生。
朴实的老乡并不太懂“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甚理解这“上山下乡”是要干什么，只是热情地和我们叙家常，并称我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实际我们只是老三届的学生，郭路生是老高中的。〔杏花村的这二十个北京知青大多是北京人民大学附中的学生，余下的便是各校不愿随本校插队跳槽跑过来的。譬如我原是北京女一中的，孙丽丽原是北京一零一中的，都是怕和原校那些战天斗地的革命左派在一起，就随人大附中的朋友们走了。〕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出身好、根红苗正的都参军或留城了。真正下乡插队的是平民百姓的孩子和所谓的狗崽子。杏花村就聚集了这么一帮人:黑帮高干、臭老九高知、靠边儿站中层干部和平民百姓的孩子。就是在这山西晋中的村庄里，我们结识了郭路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和这种背景的知青一起插队，使郭路生避开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从事了几年自由的诗歌创作。
杏花村的知青都尽力带去了各自的“珍藏品”，如外国名著、《外国名歌二百首》、唱片及电唱机和手摇留声机各一部，这些东西在当时都属于被禁之列。每天下工后大家分堆儿读名著、唱苏联歌曲。农村隔三差五地有电。逢有电日我们就用电唱机听唱片，无电日就用手摇留声机听，到处飘荡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流浪者》、《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把我们住的两排小农舍变成“文艺沙龙”了。
但大家最感兴趣的事是听郭路生念诗。诗人朗诵诗歌的场地是我们那破旧的砖砌厨房；厨房左侧是一个大灶和用木架支起的长条案板，大灶上方的窗户早就没了窗纸，右侧是一口大水缸及一副扁担和两个水桶。朗诵会都是在晚饭后，郭路生总是站在大灶旁，身着褪了色的布衣裤，背对窗外的黑夜，灶台上小油灯的微光映出诗人瘦长的身影。烧粥的大锅仍有余热，不断升腾出蒸汽。观众席在水缸和案板之间，座位是水桶、扁担和南瓜。郭路生通常选一些自己的旧诗来朗诵，有时也发表新作。我们最爱听并一遍又一遍要求郭路生朗诵的总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因为它们不仅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还表达了我们的感情。
郭路生是唯一念诗能把我们念哭的人。一次他朗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我至今还记得那催人泪下的诗句: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当时的两个女生还没听完就跑出厨房，站在黑夜中放声大哭。凡是经历过1968年冬北京火车站四点零八分场面的人没有不为此诗掉泪的。那时每天下午四点零八分都有一班火车把北京知青送走。当时的电影故事片显示了这样的情景:在火车徐徐离站时，知识青年从车窗中探出上身，脸笑得像打蜡的大苹果，人人手持红宝书，整齐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而实际情景是车上车下哭成一团。有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关在学校，连家也不能回，被工宣队直接押上火车。他们的父母抱着为他们备好的行李，来见最后一面，哭成了泪人。有的父母是剃了阴阳头的黑帮或反革命，被单位造反派押来见自己孩子最后一面。有的人当时就哭昏了，被抬到站东大铁栅栏门前临时设立的急救台抢救。随着汽笛的拉响，哭声顿时变大，知青们冲向窗口，每个人都像郭路生诗中所描写的――哭喊着想抓住自己亲人的手，可是太挤了，已分不清哪只手是自己亲人的，只能任意抓住一只手，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北京”。多少年过去了，每当读这首诗，我仍有像诗中描写的“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的感觉。再没有人能像郭路生那样生动确切地写出当时的情景和气氛了。对在那次离别后失去父母亲属的或再不能回到北京的知青来说，那确实是“最后的北京”。
当时在农村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茫茫，《相信未来》是我们全心热爱的一首诗，是我们的强心剂。我们确实得像郭路生描写的那样，以孩子的执着相信未来。诗是以低沉但坚定的情调开始的: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着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诗中气魄最大、情调最浪漫的是这四句:
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郭路生还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而且自编自讲中外故事。讲中国故事时他还就地取材，把现实生活中的东西顺手牵羊扯进来，引得哄堂大笑。如今只记得中外故事各一则。中国故事叫《夜明珠》，是一个推理故事。讲故事的地点还是厨房。当讲到古代公主头上戴很多首饰时，他顺手扒拉几下案板上放炊具的瓦罐说:“公主头上还戴炒菜铲、菜刀什么的，结果把枕头划破，夜明珠就滚出来了。”把大家笑得直哄。讲到清末年代客人们收到去丰泽园赴宴的请贴时说:“这些人整整饿了三天呀，就是为了能多吃点儿。”这真说出了我们这帮长期肚里没油水的人的想法。我们坐在昏暗的破厨房里，却被他故事渲染的气氛带到前门大栅栏，好似看到那些身穿长袍、留山羊胡的遗老遗少一脸道貌岸然，而私下却是勾心斗角、阴险毒辣。
郭路生还爱开玩笑和编顺口溜。一次晚饭时他笑嘻嘻地走进厨房，说要告诉我们他找对象的标准:“一要出身好，出身不好父母不同意；二是心眼儿好，心眼儿不好我不同意；三要长得漂亮，长得不漂亮――”他用手扫一圈儿男生，“哥们儿都不同意。”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郭路生在杏花村没和任何人红过脸，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他年纪大些，大家有事也爱找他倾吐或商量。当我们几个女生说到命运太惨，生活太艰苦时，他就给我们讲他曾扮乞丐体验生活，白天沿街乞讨，晚上露宿街头的经历。他说真正的苦不是生活艰苦，而是受侮辱。他还鼓励我们向前看，这也是我们常常要他再给我们朗诵一遍《相信未来》的时刻。
我还清楚地记得郭路生的各种表情。他沉思构诗时特别严肃，任谁叫他或和他开玩笑也不理，可在其它时候却大大咧咧。一天早晨他扛着锄头上工，裤子后一个大洞忽闪忽闪。我大叫一声:“路生，裤子后面有个大洞。”他脚不停，只是回头眯起双眼、用他开玩笑时惯用的谲谲表情说:“没事儿，又不找对象。”焦援朝的妈妈马瑞莲阿姨曾来杏花村看她。这位副部长夫人一点儿架子没有，把每个孩子都审视一番，想帮上一把。看到郭路生裤子上的大洞，她拿起来坐在炕上就补，边补边问他写诗的事，因为她的耳朵里早已灌满了关于诗人的故事。郭路生红了脸，说什么也不承认自己写过什么，连连说自己只是瞎写。马阿姨不信地摇摇头感叹道:“这孩子多好!干活儿那么苦还不忘写诗!”这下把郭路生闹个大红脸，把我们全逗乐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郭路生在长辈面前羞涩得像个孩子。我想杏花村每个人记忆最深刻的一定是郭路生朗诵诗时的表情:念到低沉处，他半闭眼睛，眼神幽沉而迷茫；念到抒情处，眼睛里充满快乐和跳跃的波光；念到激昂处，他执着地看着前方，眼里充满热情。他的表情和他的朗诵自然地融为一体，对听众是最大的感染。
郭路生不仅写一手好诗，干活儿也能吃苦。他在插队时很少缺工，样样农活儿都努力去干。他说吃苦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村里的老乡喜欢他的随和、平易近人和幽默，都亲切地直呼他“路生”。他的诗才在村里出了名，尤其受村党支部书记唐庆信的看重。这个壮年汉子是复员军人，见过世面，识文断字，是个通情达理的大好人。当时我们住的院子里有一棵锯倒的大树。我记得好多次看见郭路生和唐庆信蹲在粗树干上，一边抽烟一边聊着什么。一次唐庆信对我们说:“路生这娃儿，可不是一般人，有学问哪!”山西省汾阳县自古是个有文化的地方，敬重有文化的人。老乡们尊重郭路生，说“路生是文化人儿!”郭路生的名声和诗歌很快传遍了方圆百里。附近公社及大队的北京知青纷纷来拜见诗人，和他谈诗，使我们杏花村快成了诗圣朝拜地了。这种活动多是在下雨天歇工时才能进行，来者多是男生。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身穿破棉袄、腰间系草绳(当年知青的典型装束)的男青年，迎着细雨，踏着泥泞，走上通向我们住处的小土坡，破得开了花的棉袄遮不住他们洋溢的青春及脸上透出的知识气息，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风度翩翩。
郭路生的诗很快如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他的诗不但在陕西内蒙广为传抄，还传到遥远的黑龙江兵团和云南兵团。于是，不断有人给郭路生写信。有索诗的，有谈诗的，有对诗的，更有崇拜他的女性写信求爱并寄来照片的，有些还是名人之女。郭路生还险些因为诗而大祸临头。据说有一个内蒙知识青年为投机政治，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郭路生的诗抄，说“当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决心作脱胎换骨的改造时，竟有人写这种资产阶级的、消磨革命意志的诗……”此信一直送到当时的“文艺旗手”江青手中。幸好江青看后只是轻蔑地说:“不过一个小小的灰色诗人而已!”就撂下了。没人能证实这段传闻，但足可说明当时郭路生的名声之大。
在杏花村插队的日子里，我们情同手足，真诚互助，这一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称自己为“杏花人”。80年代后，随着“杏花人”陆续回到北京，最起码每年12月20日我们都要聚会，庆祝我们的“杏花生日”。杏花人对这份感情特别认真，一次赶上郭新生(路生弟弟)去欧洲开会，大家硬是推迟了聚会等他。但是我们的诗人郭路生病了，总不能参加我们的聚会。80年代中期的一个大年初三，焦援朝的父母在家设宴招待杏花人，郭路生因病不能前往，我们每个人都在电话上和他说了话。他说他身体很不好，但声音还是那么热情，语句还是那么幽默。我们都未报家门，让他猜。他不但猜得准，还记得每个人的轶事。他听到我说话后马上说:“你是猫!”(我的小名是“猫咪”，杏花人都直呼我的小名)，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最后见到郭路生是随后的一个夏天，我们在张燕林家聚会，郭路生身体状况较好也去了。大家要求他念诗，他站起来念了两首新诗。只记得一首题目似乎是《我愿》，把自己的感情形容成蓝天的白云或是电闪雷鸣。郭路生的到来确实使大家高兴万分，笑声叫声此起彼伏。张燕林的丈夫刘健民也受了我们情绪的感染，在给我们照合影时不由得大叫:“杏花人，笑一笑!”引来的是一片大笑。那是最后一次见到郭路生，那张照片也是迄今为止杏花人和郭路生的最后一张合影。
一晃已是1997年。年前，我收到杏花人的来信。他们在北京一家餐厅过了我们杏花人的28岁的“生日”。大家特别高兴，又吃又聊又唱卡拉OK，还唱了我们当年喜爱的苏联歌曲，可是我们的诗人因病仍未能前来聚会。从插队到现在28年过去了，但郭路生在杏花村知青厨房朗诵诗的形象，像一幅油画似的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窗外是漆黑的夜，厨房里小油灯的微光在轻轻跳动，年轻瘦高的郭路生身着褪了色的布衣布裤，面对坐在水桶和南瓜上的听众，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中闪烁着热情的光辉，右手高举向前方，充满感情地大声朗诵着:“相信未来!”
(周安、刘谊人摘自1997年4期《华人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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