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张胜看见他上了楼，就知道他去找陈改花。陈改花住在四楼。这栋楼在临近南郊的一条马路边，马路从城里出来，直直往东拐，然后向南，到这就打住了。楼是８０年代建的老楼，外墙经过风吹雨淋，斑驳得像一张老人的脸，隐约中透着淡淡的黄色，那几乎是８０年代每一栋建筑的颜色。原先，这栋楼和后面的那几排平房都住着农场的职工，后来农场搬走了，这里便成了远处闻名的出租屋。说闻名，是因为近几年这里出了许许多多奇怪的事情。先是一个女人疯了，抱着孩子站在八楼的楼顶嚷嚷着要跳楼，结果却是她丈夫跳了；接着，出租屋里又连续两次抬出死尸，一次是煤气中毒，死的是一对年轻夫妇，被发现时还光着身子，另一次是一个老人，他割了腕，还留了一封深情动人的遗书给对门的老太太。最惊心动魂的是上个月，五个民工站在楼顶扯了个横幅，向旁边一个刚开工不久的楼盘的老板讨工钱。这里的居民说，你们要讨工钱，到工地去讨啊，站在上面嚷嚷有什么用？民工们七嘴八舌地说，这楼是这一带最高的楼了，我们不上这上哪？上别处有人看见吗？老板还是被派出所的民警生拉硬扯地带来了，民工们和老板说不上两句话，双方就对骂起来了。老板火了，说你们有本事你就跳啊，钱我一分都不给。结果五位民工真的手拉手从八楼跳下来，他们的脑袋先后着地，脑浆渗着血水，洇红楼前水泥地和缝隙的杂草。后来，这栋楼前面的杂草长得特别茂盛，有人嘀咕，说这是因为五个民工的鲜血浇注的，五个民工的冤魂不散呢。
每次出事，我都会赶到现场。望着这栋楼斑斑驳驳的外墙，我心里被跳出来的念头吓了一跳：这是不是一栋不祥之楼，死亡之楼？楼下有一排铺面：一个杂货店、一个大排档、一个快餐店和两个米粉店，它们一字排开，正对面就是一个农贸市场。白天的时候，这里鸡飞狗跳，热热闹闹的。不过现在是凌晨两点了，杂货店、快餐店、米粉店都关了门，连路灯也只亮着农贸市场大门边的那一盏。再过两个小时，马路对面的米粉店该有人起床，用石磨咕噜咕噜地磨米浆了。米浆还未磨完，马路上就会响起刷刷刷的声音，那是清洁工在清扫马路呢；接着机动车会突突突地开来，一辆，二辆，三辆，它们都会停在农贸市场门口的那盏路灯下。接着，就会有几条人影从黑暗处冒出来，围着手拖手忙脚乱地卸着白菜、西红柿、菠菜、芹菜、蒜苗。白菜、西红柿、菠菜、芹菜、蒜苗，都是一筐一筐装着的。送来的和卸货的，好像都是干着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只默默地干着活，一声不吭。
我和张胜蹲守这栋楼已经五天了。五天前，黄小爽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客气地给我沏茶，然后问我最近身体怎样？黄小爽跟我是部队的战友，我们同一年从部队回来，一同分到公安局干刑警，现在，他满面红光，腆着一个大肚子，稳稳当当地坐在掌管着一千多名警察的马城市公安局局长的位子上。而我被岁月折磨得日益消瘦，消瘦得像一根竹竿。对了，公安局的人都叫我老竹竿。老竹竿就老竹竿吧，总比那些长得像大王椰的人，腆着一个大肚皮，看上去整一个贪官相好。
说心里话，我心里十分痛恨黄小爽，因为三十多年来，我老婆一直在我耳朵嘀咕着他，嘀咕他当副大队长了，当派出所所长了，当大队长了，当副局长了，当局长了。我心里知道，我老婆一定后悔自己当初嫁给了我。从她每次在公安局大院门口碰上黄小爽，拉住黄小爽的手跟他聊天时的眼神我就知道。我甚至怀疑我老婆跟黄小爽有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我抓不住他们的把柄罢了。
从前，看见黄小爽，我的眼前就晃动着我老婆的影子，她就在他吐出的烟雾里跳着舞。现在，他坐在我的面前，嘴里喷着一股五粮液的气味，还假惺惺地问我最近身体怎样。我的身体当然好了，除了有点哮喘，我的身体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黄小爽说，那好，据可靠的情报，常克己最近可能要潜回马城，现在，马城所有的干警都已经出动了，但人手还是不够，所以我想请你去守农场那栋楼。本来，那栋楼是不用守的，不过据常克己的秘书老熊交待，他带常克己去那里找过一个小姐，所以我们还是以防万一……
黄小爽的嘴巴在我面前一张一合，我一秒钟都不想在他面前多呆。我打断他的话说，好，你不用多说，我现在就去。没等黄小爽反应过来，我就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回自己的办公室，把茶杯、笔记本、钢笔什么的，往我随身携带多年的一个黑包里装。这个黑包陪伴我很多年了，上面的白字，也被我的手磨得斑斑驳驳的，隐隐约约还能看见上面的日期：１９８５．１０，这是那年我参加破一起人命案，集体立功时发的。每次执行任务，我都不喜欢带枪，带枪又怎样呢？从前有个警察，枪从来不离手，结果还不是让别人拿自己的枪给打死了？说心里话，我心里十分害怕枪，只要把这个包带在身边，我心里就踏实多了。你说这个包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但从心里说，我对它的感情，比对自己老婆还要深。
我骑着摩托车刚要驶出公安局的大门，后面有个声音怯生生地叫了我一下：老竹竿，老竹竿。我回头，看见局里新分来才几天的实习警察张胜正向我走来。在阳光下，他的脸白白的，还透着点红，他边走边用五根白葱般的手指撸了一下额前的长发。我心里十分恼火，一个前脚刚踏出校门的毛头小伙，凭什么也叫我老竹竿呢？但我还是把心里的火压住了，我用脚支住摩托车，用喷着火的眼睛等着他走过来。也许看到了我眼中的火，他改了口，说，黄老，局长让我跟你一起去蹲农场那栋楼。他叫我黄老，我的心就软了。我说，上车吧。他一上车，我就把摩托车开得飞快。我喜欢摩托车飞起来的感觉，只有这时候，我才感觉自己是无拘无束的，像一只鸟飞在空气里。不过，很快我就感觉到了张胜坐在后面的那种紧张，他的身体哆哆嗦嗦的，几乎就贴在我的后背上，犹豫了片刻，他竟抱住了我的腰。我心里说，瞧你这个熊样，还想当警察呢。不过我心里对他并不反感，反而感觉他哆哆嗦嗦的样子，在某些方面跟我年轻的时候有些相似。我想，像张胜这样的人，本来就不要当什么警察，最好去做个诗人，憋着一张红红的脸去给女人写诗。
不到半小时，我就把摩托车开到农场的这栋楼前。一从摩托车上下来，张胜的脸就显得松弛多了，他在这栋楼和农贸市场之间走了个来回，然后紧张地问我，我们要不要伪装一下，比如在农贸市场门口摆个地摊，给人们修自行车或补鞋。我说不用。因为我心里压根就不相信马城堂堂的常务副市长会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投到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小姐的怀里。我带着张胜到农贸市场一楼的工商所办公室，找到工商所的陈所长。陈所长正埋头在一堆票据里，看见我，就用下巴朝门边的那张椅子扬了一下，示意我坐下。我说，我不坐了，你把值班室的钥匙给我一下，我要借用几天。陈所长一声不吭地拉开抽屉，把一串钥匙丢给我。
我带着张胜爬上农贸市场二楼，打开了值班室。门一开，屋里一阵发霉的气味迎面扑来。值班室里有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一条长沙发，好像是专门为我们蹲守设置似的。我把面向马路那面的窗户打开，让外面的风灌进来。风把窗帘吹得飘飘扬扬的，透过窗帘的隙缝，马路和马路对面的那栋农场的楼就尽收眼底了。
我们监控的那个小姐名叫陈改花，长得倒是挺惹眼的，屁股是屁股，胸是胸，全身流畅成一条优美的曲线。她每天在我们的视线里进进出出，两天后，我们就掌握了她的生活规律。她中午的时候起床，打开窗户后到阳台上伸一下懒腰，然后穿着睡衣到楼下的粉店或快餐店吃东西，或者到马路这边的农贸市场买水果。她喜欢苹果、芒果、香蕉，但好像不喜欢吃梨，因为我们从不见她买过梨。傍晚的时候，她就站在马路边，等着来来往往的男人。有时候还打车去城里，偶尔会带回不同的男人。
张胜总是从我的手里抢走望远镜，他通宵达旦地监视着陈改花。当陈改花走到马路边来的时候，张胜咕噜咕噜地吞着口水，嘴巴嘟嘟嚷嚷地骂着。作为一个过来人，我知道张胜心里想什么，一定是镜头里的陈改花让他受不了，她鼓起的前胸，或者后翘的屁股，还有那细细的腰，把张胜的眼球都要吸出来了。而且，从二楼的角度，只穿着吊带裙或者睡衣的陈改花，她的乳房总是原形毕露，它们正点燃他身体里某种隐秘的欲望。
窗帘在张胜面前飘飘扬扬，阳光总是把张胜的轮廓勾勒成一道光亮。五天来，我坐在值班室的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张胜每次转过身来的时候，总是用手在鼻子前扇着什么。我知道他不习惯我抽烟。但像我这样年纪的人，除了抽烟，还有什么能给我带来慰藉呢。
我、黄小爽和我老婆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她选择我或黄小爽当中的一个都是正常的。该是选择的时候，她似乎只犹豫了一下，就选择了我。后来她告诉我，她选择我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实，而黄小爽太精明了，精明得让任何一个女人对他都不放心。结婚后，我们也有过一段和和美美的日子，但自从黄小爽升了副大队长之后，老婆的不满就开始表现出来了。她说，你在部队呆了五年，什么都学不会，却只学会原地踏步，你看人家黄小爽！后来黄小爽升大队长，她竟然动手打了我，吵架就更不用说了。那时候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许许多多人连深圳的“圳”字都还不会念，就一窝蜂地往深圳跑了。我也想跑去深圳，觉得哪怕在那边当一个保安，也比呆在家里整天听老婆唠唠叨叨强。但一犹豫，我的女儿就出生了。女儿一出生，我就再也跑不脱了。女儿出生后，老婆的注意力好像都转到女儿身上去了，她不再骂我，也没再动手打我了。但最近几年，她的老毛病又犯了。她先是跟我嚷嚷房子，后来嚷嚷女儿。我们住的房子是一套五十平米的二居室，一住就住了近二十年了。我女儿的工作也是反反复复的，下岗后再就业，再就业了下岗。等女儿最后一次工作的宾馆因为城市建设被推掉，她又失业的时候，我老婆就又冲我发火了，她说，你当了一辈子的窝囊废，最大的特点就是没用，连女儿的事情也安排不好。我说，我一个警察，我能做什么呢？尽管我心平气和，但老婆却是歇斯底里的。我知道，我的日子快没法过下去了。我甚至想好了，等我退休了，我就一个人回乡下老家去，种那两亩被丢弃了很多年的地。我把房子和退休金都留给她们，只要她们再也不找我絮絮叨叨就行了。
从年轻的时候起，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在外面执行任务，这样我就不用呆在家里听老婆唠叨了。但这次，可能是我当警察的最后一次蹲守了，这多少使我感到有些失落。而张胜，这是他从警的第一次执行任务，他的注意力紧张地集中在陈改花的身上，他怎会注意到我的失落？
蹲守了五天，在望远镜里，我们几乎对陈改花脸上的每个小痣、雀斑都熟悉得像自己的脸上的痣和斑了，但我们在她的身上看不到一丝常克己的迹象。连张胜都对这种蹲守失望了。天色暗了下来，外面的路灯亮了。张胜下楼，穿过马路到对面的快餐店买快餐，回来的时候他的手里竟还提着一袋沉甸甸的东西，原来，他买了几瓶啤酒和几袋花生。我们在值班室里喝起酒来，地上很快就丢满了花生壳和空啤酒瓶。
喝到半夜，我觉得困了。张胜就说，黄老，你先休息吧，这里有我看着。我说，好，那我先躺下了，不然半夜有人起来扫马路，我就睡不着了。但我刚躺下，就听见张胜说，黄老，我一定眼花了。我说什么眼花了。张胜说，我看见有个人影在路灯下晃了一下，就不见了。我说，可能是等着卸菜的人吧？张胜说，不像，那个人还戴着墨镜哎。我说，谁还在深夜里戴着墨镜？张胜说，我觉得这个影子好像就是常克己。我说，怎么可能，你一定真的是眼花了。但我还是起了床，扑到窗前。通过红外望远镜，我看见一条黑影在对面的楼梯道上不时地闪一下，然后在四楼那里停住了。过了一阵，陈改花房间的灯亮了。陈改花的房子正处在这栋楼的中部，灯一亮，整栋黑黝黝的楼像被谁打穿了一个大孔。但又过了一阵，陈改花的灯又黑了。整栋楼瞬时又变得无声无息的，像一堵黑黝黝的墙，耸立着。
我们面面相觑。张胜说，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张胜说，我们给局长打电话吧？我很快就反应过来，说，干嘛给局长打电话？即使那真是常克己，他不过是一个贪污犯，又不是持枪歹徒，凭我们俩还制服不了他？张胜说，那我们现在就冲上去？我拍拍张胜的肩膀，让他冷静下来。我说，没经验了吧？人什么时候最没有戒备？张胜说，睡着的时候！我们要等到他睡着的时候？我在黑暗中点了下头，说，现在二点二十分，我们等天差不多亮的时候动手。
我们在黑暗中望着陈改花的窗户，觉得时间过得真慢。我只听到张胜紧张的呼吸，以及窗外的风声。过了几个时辰，马路对面的粉店开始有人起来了，里面很快传出磨米浆的声音；过了一阵，马路的另一头也传来清洁工清扫马路的声音；但拉菜的手扶拖拉机还没来，这使扫路的声音和磨米浆的声音倒显得有些落寞。
粉店开门的时候我们下了楼，在粉店门前的木凳上吃米粉。吃完米粉，身体就暖和了。我看张胜，他的脸在粉店透出的光里，显得不那么紧张了。我就朝他做了个手势，两人朝农场的那栋楼走去。
天就要亮了，楼道里隐隐约约透进了光线，显得灰蒙蒙的。我和张胜一左一右，站在陈改花那扇朱红色的木板门前。还好，只是一道木门。我朝张胜做了个手势，张胜就上前使劲地敲了起来。但敲了几下，屋子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看来，我们只好破门而入了，我朝张胜伸出了三个手指头。张胜心领神会。于是我开始用手指头来代替读数。我伸三个指头，表示三，伸出两个指头，表示二，我伸出一个指头，表示一，当我把大拇指和食指卷起来，表示ＯＫ的时候，我和张胜同时提脚，朝门狠狠地踹去。
门砰地一声就被踹开了……
医生，你轻点，难道你对女人都是这么不温柔的吗？
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昨晚我正睡觉，门砰的一声就被人撞开了。什么人？一个老的，一个年轻的。刚开始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警察，还以为遇上抢劫呢。我喊道，喂，喂，你们要干什么？干嘛半夜闯进别人家里。他们说你别动，然后年轻的用枪指着我，年老的在屋子里搜了起来。他一会儿钻进厨房，一会儿钻进卫生间，还把阳台的门打开，出去转了转。看住我的，长得像个中学生，脸上还有几颗很醒目的青春痘呢。我喊道，你们要干嘛？我这没钱。我看得出他也有些紧张。他抖着枪说，你别动，我们是警察。我说，你们是警察？你们有证件吗？他果然用另一只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张证件，在我的面前晃了一下，然后问，人呢？哎，怪了，不知道为什么，知道他们是警察，我反而不紧张了。我说，人？什么人？这时那老的转了一圈，没发现什么，也就回到卧室。他指着地上的一堆衣服问，这是谁的？我顺着他的手指看，看半天才发现床边的地上有一堆男人的衣服：一件夹克，一条裤子；裤子的上面是一件背心，旁边是卷成团的内裤。这堆衣服把我也搞糊涂了。我说，我不知道。他捡起床头的睡衣，边丢给我边嚷，穿上，穿上。我穿衣服，穿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肚子变得大了。我的肚子怎么会变大呢？医生，我还以为这是在做梦呢。
起来后我觉得冷得要命，就多披了件衣服。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才发现睡衣太紧了，把我的肚子勒得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坐在那里，身子扭来扭去的，想让自己坐舒服些。那个老的就喊，坐好，坐好。我说，我不是坐得好好的吗？他们又说，人呢？他们就反反复复问这句话，人呢？我说，什么人？那时候我还反应不过来，不知道他们要找什么人。老的说，穿这衣服的男人。我在脑子里搜索半天穿着这些衣服的男人的样子，但脑子里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我看不清他的脸。我只好说，我不知道，我见过的男人太多了，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男人，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那老的说，一米七五左右，瘦高。我说，一米七五，瘦高，很多男人都这样啊。他说，脸上还长着个痦子。哈，他这样一说，我脑子里的那个人就突然清晰起来了：他就是老常。我说，你们突然撞进我的屋子，把我的脑子都搞懵了，你们是不是找老常？老的说，对，他人呢？我说，可能走了吧。他说，不可能，我们看见他进了你屋子后，就没有出来过。我说，那我就不知道了，你们都搜过了，屋子这么小，你看他还能藏在哪？
一直是那个老的说话，年轻的在旁边盯着我，我知道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好奇。年老的问，老常找你干嘛？我笑了，说，男人找我，还能干嘛？老的说，你好好想想，窝藏老常，那可不是一般的罪。我说是什么罪？老的说，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我说不知道，什么人？老常说，一个全国通缉的逃犯。不会吧？我止不住又笑了，就他那熊样，还能是全国通缉的逃犯？老的说，你别笑，老实点。我说好，我老实，有什么你就问吧，能给支烟吗？
老的就丢给我一支烟。我接过来一看，是红梅，靠，这年头还有人抽这种五块钱一包的红梅，但我还是把烟叼在嘴上。老的给我点上烟，我抽了几口，对老的说，有什么你们就问吧！那老的就让我讲我是怎样认识老常的。怎么认识的？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那次他穿一件背心Ｔ恤，现在穿背心Ｔ恤的男人越来越少了，所以他一脱外套，露出里面的背心，我就憋不住捂住嘴巴偷偷地笑。对啊，所以一年过去了，我对他还有印象。那老的就问我是不是喜欢他？我不喜欢他。我干嘛喜欢他？就他那傻样？不过他那样子挺逗的。对，我不讨厌他。干嘛讨厌他，他有钱，一看就是乡镇企业家。老的就对我说，不是乡镇企业家，是副市长。我说，靠，还副市长呢，打死我都不信。
那次见他是老熊带来的，对啊，老熊你也知道？好像是市里一个什么长吧。不是？是老常的秘书？我不知道，这么说，老熊还是有头有脸的人呐？开始我还以为他是黑社会的呢。那天，老熊把他带来，给我甩了一把钱。老熊说，花儿，把我们老板服待好了，还有奖赏。出来干这么久，还没一次挣过这么多钱呢。你说多少？事后我数了，靠，有五千呢。老熊的老板不苟言笑。对，一直绷着脸。身体硬邦邦的。我说，你放松，你会笑吗？他竟然笑了。他笑起来还真好看，憨憨的，像个孩子。他连自己衣服都不会脱，我就动手给他脱。我脱到一半的时候，他竟然把我抱住了。他不行，后来还是我帮了他。好像他对这种事挺自卑的，事后还一直对我说好多个谢谢。谢谢个不停。从他的眼里，我还感觉到那种依恋。我心里想，靠，不会来真的吧？后来？后来就再没见过了。老的就问我昨晚的事。我说，昨晚？昨晚我都睡了，他才敲的门。我说你是谁？我都睡下了。他说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开了门我就知道了。我说你真是我朋友，你往门缝里塞一百块钱，我就相信了。过了一下，我果然看见门缝下塞进一张崭新的一百元。我说再塞一张。他又塞了一张。我说，再塞，他干脆就塞进来一叠。于是我就把门打开了。
对啊，就是他。一开门我先吓了一跳，他蓬头垢面的，脸上的皱纹一道道的，像刀刻的一样。他没戴眼镜啊，可能进来之前就摘了吧。他一进来我就认出他了，对，那个痦子。他说，晚了，对不起。我在他的眼里看到一种无助。不是，不是凶狠，是一种无助，像山里没书读的孩子那样的眼光。我怎么知道？我弟弟以前看着我的时候，眼里就是那样的光啊。我抱了抱他，闻到他身上一种馊味。我说，要不，你先去洗一下吧。他很听话，真的去洗了。水哗哗响半天，他还没出来，我就黑了灯，钻到被子里等他。他洗完澡，悄悄地摸上了床，钻到被子里面来。他冷得发抖，在我怀里钻了半天，才暖和起来。这次不同，他就像山里跑出来的一条狼，凶猛地往别人的菜园里闯。对，我还没准备好，挡都挡不住他。他一定是饿坏了，不然不会做起来这么不要命。他狠狠地往我身体里冲，好像整个人都要往我身体里钻，把我弄疼了。我说，哎哟，疼死我了，你能不能轻点。他听了，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拚了命地往里面冲。对，我想用手推推他，但看在那叠钱的面上，我还是忍了。后来？后来我觉得下面一阵钻心的疼，我就晕过去了。再后来？你怎么问的跟那老的一模一样啊？再后来我醒过来，就看见他们了。
你说我肚子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怀孕？不会吧？我昨天还是好好的呢。昨晚从新民路的“小元老”夜总会出来后，还和小邱去吃了夜宵呢。小邱是谁？说了你们也不知道。我喝了一大碗的鸽子粥，出来时觉得肚子圆圆的，但也没这么大啊？我怎么知道！
后来？他们不相信我说的话呗。对，是将信将疑。我说，你们要不相信，就再搜一搜。他们说，不搜了，我说，那你们好走哦，不送了。
医生，你轻点。什么？我真的怀孕了？真是撞鬼了！
现在，我住在一个女人的子宫里，感到挺温暖的。
五岁的时候，我就有过回母亲的肚子里的想法。每天傍晚，我蜷在小学的屋檐下，一边玩着泥巴，一边等着母亲回来。如果天要暗下来了，母亲还没有回来，我就到村头的樟树下去等。到樟树下去，要穿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巷道，经过很多人的房前。记得有一次，我刚走过拐弯的那家土房，一条小狗就从屋里追出来，朝我汪汪地叫着，吓得我撒腿就往村外跑。我一跑，小狗就追上来了。追了一阵，它就停了下来，但我还是拚命地跑着，跑过那棵老樟树，跑过村头的玉米地，跑过河边的稻田，一直看到母亲从桥上走来，我才哇地一声大哭着扑进了她的怀里。那时候，我感到母亲的怀抱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
出事的那天中午，老熊给我发了个短信，叫我赶快走人，说上面要对我下手了。我从办公室悄悄地溜出来，打了个出租车去跟母亲告别。母亲躺在躺椅上，她的脸上有刀刻般的皱纹。曾经走路腰板挺直，目不斜视的母亲，自从看到我跟那些人在一起后，腰再也挺不直了，她整天躺在躺椅上，再也起不来。妈，我轻轻地摇着她的手臂，但她没有反应。她躺在躺椅上，呼吸均匀，好像是睡着了。一直以来，我就喜欢看着母亲睡着的样子，那时她放下了严肃的面孔，显得更像一位温柔的母亲。小时候，母亲在离老家十多公里的公社工作，后来她又调到县里，而父亲一直在乡下小学教书。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学校一放假，父亲就锁好学校的门，牵着我的手去镇里搭一辆灰尘仆仆的班车，进城和母亲团聚。母亲总是扳着一张严厉的脸，她一下子要我改掉这个毛病，一下子要我改掉那个毛病，动不动就拿鞭子打我。有一次，听说我跟村里的孩子一起去偷了香瓜，被守瓜的人抓着了，她把我屁股都抽烂了。尽管这样，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是往母亲的怀里钻，偎在她的怀里，我才能睡得安稳踏实。
母亲常说，做人要厚道，要正直，自从我当上副市长，整天跟老熊呆在一起后，她就不这么说了。母亲八十岁生日的时候，我给母亲订了一个大大的蛋糕。趁着母亲高兴，我开玩笑地对母亲说，要不，你再把我生一回，我一定能重新做人。母亲说，再生？再生我也不生你这样的孽子。母亲的愤怒我是理解的。从小她就对我寄予希望，但我总是让她失望。我去当兵的时候，母亲希望我在部队里呆久些，因为参加过解放战争，她对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只五年我就复员了。因为要打仗，我懦弱的那一面就表现出来了。我们在丛林里遭遇了敌人，两边展开拉锯战的时候，我朝自己手臂开了一枪，轻而易举地离开了战场。回到家乡，父亲希望我考大学，毕业后当个老师。父亲至死都认为，老师是天下最好的职业。而母亲希望我从政。于是我先顺从父亲的旨意，先去中学当了几天的体育老师，后来又服从母亲的安排，到县政府当秘书。我从政的道路几乎都是一帆风顺的，秘书、乡党委宣传委员、副书记、书记、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副市长。别人从政，也许要跑很多门路，送礼，请客，但我却不需要这些，只要我的母亲还在，她即使不吭一声，他们都会买她的账。
记得我被提拔为县长时，有一段时间，我常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呆，甚至惶恐不安，不相信这个人口一百二十万的大县，就在我的掌握之中了。黄昏的时候，看到我办公室的灯光，会有许多人敲门。他们有许许多多说不清的事情找我。他们从门外探进半个挂着笑容的脸，恭恭敬敬地说，“县长，在加班啊？”他们不请就自己走了进来，在办公桌对面的那张椅子上坐下来。先是讲一堆好话，比如自从我当了县长以后，这个县发生了什么前所未有的变化，接着，开始谈自己的愿望，摆自己的困难。临走的时候，总是无意落下什么：一条报纸包着的烟，一个袋子装着的几瓶酒，一个装着人民币的大信封。但不到第二天，我就叫秘书把这些东西替我送回去了。人们都说，我是个好县长，也有人说我是一个胆小的县长。是的，我是有些胆小，但心里却相当坦然。后来？也许后来的事情都坏在老熊这个人身上，他从我当县委书记时就一直跟着我，直到后来我当上了马城市的副市长。
母亲一定有着猎犬一样的嗅觉，不然她怎能看出老熊这些人来？虽然他只是我的秘书，但他只跟我一年我就发现他是个魔鬼了：他跟上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记得北郊那块稻田开发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开发商找到我，都被我挡住了。但老熊常在我耳边说，这块地应该给谁，这是上面谁的意思；那块地应该给谁，这又是谁谁的意思。我感觉北郊的这块地其实是老熊开发的，他才是那片土地的主人。老熊第一次给我拿来那个大大的布袋的时候，我吓坏了，因为里面塞满了崭新的人民币。看到我脸上的惊恐，老熊坦然地笑着，他告诉我，这是上面谁谁谁叫他转交的。怎么说，我从政也有好些年了，官场的规则我是知道一些的，像这样上级给下级送钱的，还是第一次遇上，这让我无法拒绝。有了第一次，自然有第二次，虽然它们最终变成了一张张银行卡，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但它们却像一座座大山，压在我的心里，让我喘不过气来。
自从把那个布袋带回家，我感觉自己完了。每次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我的手就会抖得厉害。我知道我这个副市长当不长了，果然，很快就有了风声。
那天，母亲就躺那里。曾经像一棵大树一样的母亲，此时干瘦得像一根枯枝。我摇了她两下，她真的是睡着了，呼吸也显得那样沉，似乎永远不会醒来。不知为什么，我往母亲手里塞了几张卡，里面的钱足足可以买得下半个马城，但那些卡一张张都从她手里跌落了。我知道母亲不会要它，但我还是转身走了。
一切都是老熊安排好的，我辗转几个城市，最后从南方边境的一个小镇出境。一个名叫阿水的外国人在那边接待了我，他是老熊的朋友。他每天弓着腰，眼睛滴溜溜地转着，不时地闪过一丝狡诘的光，仿佛随时都可能出卖我，这让我心里十分害怕。我不敢呆在屋里，就去海滩。海滩上，人来人往，他们大都是国内来的游客。我戴着个大墨镜，害怕被游人认出来。甚至一看见异国的警察，我也吓得浑身发抖，担心他们是协助国内的警察来抓我的。我每天坐在异国海滩的长椅上，不断地喝着椰子汁，这样心里才会平静些。那椰子汁原本是咸咸甜甜的，但我喝下去总觉得苦，苦得我眼泪都淌下来了。在泪水里我突然看见自己胆小的人生，我看见自己在村道上奔跑，最后扑进母亲怀里的情景。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整个人就垮下来了，我甚至想她躺在躺椅上，是否能醒过来。
没有一丝国内的消息，没有一点亲人的声音，我感觉自己被别人空降到一个荒岛上。岛上只有我一个人，那种孤独的感觉让我快要发疯了。有一次，我在海滩上听到两个说着普通话的女人在海滩上照相。我一直跟在她们的身后，贪婪地听着她们说话。直到她们拍完照，上到一辆旅行车上去。那时我心里冒出了一个念头，那就是回去，哪怕回到监狱里去，哪怕上断头台。这是我人生里一个最大胆的决定。这个决定让我兴奋，这种兴奋可能也惊动了阿水，他看我的眼光便有些怪怪的感觉。我感觉我离开的时候阿水是发觉的，但他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在海滩，我跟上一个国内的旅游团就走了。因为有钱，还有护照，似乎一切都很顺利。
但当一回到国内，我心里又充满了恐惧。记得我刚当上市长不久，一天，我和老熊走在街上，看见一个肥胖的老人从眼前徐徐走过。老熊问我知道他是谁吗？我问，他是谁？老熊说，他就是我们以前的老副省长。他被关了十多年，现在放出来了。老熊跟老人打了招呼，还请他一起吃午餐。老人一边吃着口水鸡，一边摇着头，不断地叹着气，我不知道监狱的生活是怎样的，但十六年，足以把一个声名显赫的人，改造成一个对社会无用的老头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就像那个老头，心中充满了悔意。
我拿着一本中国地图，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当我的目光落在芒城市时，我想起了我的战友于开树。在部队里我们是最亲密的战友，从部队回来后我们还不时联系着。三天后，我出现在我朋友于开树工厂的大门。门卫看见我胡子拉碴，满脸污垢，挡着不让我进去。但当于开树在他的办公室的电话里听到我的声音时，他立即放下电话跑下楼来。他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克己，全世界的人都在找你呐。
于开树带着我去开了个房，给我换上了他的衣服，打上了他的领带。在美容美发店里，当剪刀伸向我的下巴的时候，于开树叫美发师打住了，他说留着吧。在美容美发店的镜子里，我看到焕然一新的自己，突然涕泪横流。于开树在旁边等我平静下来，他拍拍我的肩膀，递给我几张纸巾，然后带我去吃饭。
我在于开树的工厂呆了下来，成为他工厂的总管。进材料，销售，管理员工，一切的事情都由我包揽，做这工作我觉得比当副市长轻松多了。但我还是尽量少在员工面前露面。有一次，一个调皮的打工妹跟我说，总管，你很像一个人哎。我紧张地说，什么人？她说，一个市长，我家乡的市长，我在电视上看见过他，太像了。我吓得差点尿裤子，差点失态，好在我还能装出镇定的表情，我说，你看我像个市长吗？你是哪里的人？打工妹说，邻省的马城市啊。我嘴巴张成大大的洞，只说了一声哦，就不敢吱声了。后来，那个打工妹被我找个理由开除了，许多来自马城的打工仔打工妹，最后都被我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开除掉了。招新员工的时候，只要看见登记表写着“马城”二字，我立即在上面打个叉。
我越来越习惯饮酒。起初的时候在宿舍里喝闷酒，后来干脆去酒吧喝。我能喝十瓶啤酒或者三瓶二锅头。以前当县长和副市长时，我是从不喝酒的，到非喝不可的时候，办公室主任和秘书都会抢着帮我喝。而现在，我整天埋头工作、喝酒，变成了一个不爱说话的酒鬼。
有一天半夜，我躺在床上悠悠地醒来，看着窗外闪烁的灯光，感觉心里有某种东西活过来了，身体下面的器官也发出了呼应。我突然想起我的妻子来，当然，还有我的女儿。她们都是老实本分的人，记得我当上县长时，她们都吓坏了，每次我进家门，她们都胆怯地看着我，仿佛在我的身上看到了什么不祥。当我当上副市长时，我的妻子感觉自己受不了了。一听到敲门的声音，她都吓得躲到卧室里去，让我自己开门迎接那些前来拜访的人。最后我们还是离婚了。办完手续，她带走了女儿，从此我就没再见过她们了。我女儿离开我时有十岁，现在她应该有十五岁了。女儿长得像她妈妈，人们都说市长的女儿将来一定是个美人。
吃饭的时候，于开树发现我呆呆地盯着一个服务员，就问我是不是想女人了？他走出吃饭的包厢，不久带进来穿着吊带裙的小姐。他招呼小姐坐在我旁边，并嘱咐小姐，要好好款待我。小姐一定是个老手了，她搂了我的脖子，整个人坐到了我的大腿上，嘴里喷出热乎乎的气流，但我还是无动于衷。我对正要走出门去的于开树说，开树，我想家了，我想回去。
于开树停住脚步，关上门。他转过身来时，眼里满是惊愕。他对小姐挥挥手，说你出去一下。当包厢里只剩下我们时，他说，你想回马城？自首？我摇摇头，表示不是去自首。他说，那你干吗要回去，难道我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我摇摇头，说，我只想见见我的母亲、老婆和孩子，我忽然哭了起来。
于开树开着他的宝马车送我上路，汽车沿着珠江一路向西，在河道分岔的地方，于开树放下了我。他指着一条河的支流说，你沿这条河走上五公里，有一个小镇，镇上有开住马城的大巴，你从那里走吧。我下车，于开树也从另一边门下来，他把一个大信封交给我，说，拿去用吧，不够就打个电话给我。我看着他重新上车，倒车，然后把车往回开，在转弯的地方，他的车看不见了，我才迈开步子朝小镇走去。在小镇开往马城的快巴上，我竟睡着了，也许是因为离开马城近了，我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这是我出逃几年来，睡得最香的一觉！
回到马城，我去找一个名叫卡巴的男人。卡巴和我青梅竹马，我当副市长时，曾帮他把老婆从县城调到马城，又帮他把妹妹安排到市工商局工作。当他母亲患上癌症时，我悄悄塞给他十万块钱，让他带母亲治病。但找过他，我就知道错了，因为从他家出来后，我发现街上的警察多了起来，每个走过我身边的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虽然我与几年前电视上的那个副市长不一样了：我留着大胡子，戴着墨镜，还穿着一件浸满汗味的牛仔衣服，但我知道我的行踪已经暴露了。
我专拣小巷走。马城市被人们称为古城，是因为它还保存着许多古老的小巷，青石板小道，斑驳的墙壁，探出院墙的迎春花，让你感觉自己仿佛生活在另一个时代。有一次，我走到母亲居住的老屋附近，但我却没有勇气敲门。我知道我一敲门，迎接我的也许是冰凉的手铐，和黑乎乎的枪口。我面临的，也许就是那无尽期的监狱生活了。我不喜欢监狱，当县委书记时，我曾在春节时去监狱慰问狱警。他们对我毕恭毕敬，但一转身，就对犯人大声喝斥。我看到犯人在他们面前吓得面容失色。吃饭的时候，他们还跟我讲监狱里的事情，打架、斗殴，甚至还有同性恋，让我感觉里面就像一个黑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暗暗发誓，即便被人一刀捅了，我也不到监狱里面蹲着。
我终于走出了城市。原来那条通往南边的青衣巷，它的尽头竟是一块菜地。菜地边有着一个大水坑，里面散发出畜牲粪便的气味。在城郊的田野上，我胡乱地走着，田埂上长满了草，但草在秋天开始枯黄了。我感觉自己回到童年的村头，向远方眺望着母亲。但我的母亲不会再从河那边走向拱桥，向着我走来了。
有几天，我白天就在郊区的一个废弃的砖窑藏身，晚上则出去觅食。吃饱喝足，我坐在一个草坡上，向马城眺望，想着自己该何去何从。我甚至想，过几天，也许会风平浪静，我看望完母亲、妻女，也许该回芒市于开树的工厂。但那真是我的藏身之地吗？难道警察就不会找到那里？
闪烁着灯光的城市近在眼前，但我感觉它是那么遥远。无聊的时候，我痴迷地望着那迷人的灯光，想在那灯光里，分辨哪是我曾上过班的市政府大楼，哪是搞集会的人民广场，哪是古城区……眼前最近的地方，那幢黑黝黝的楼房是什么地方？我想了半天，突然想起了，那是农场的老楼。哪一次？一定是喝过酒吧，老熊说带我去玩玩。他开着车，把我带到农场楼前，把我交给四楼出租屋里一个名叫阿花的小姐，然后自己在楼下的车里等我。那个名叫阿花的小姐，她也许是世上最漂亮的姑娘吧？她的乳房、大腿、大眼睛，在我的眼前晃着……我不知不觉地站起来，走下草坡。走了好久，我才发觉自己是朝农场那幢楼走的。走到马路边，我还是犹豫了一下，但走到那幢楼前我就放心了，因为除了农贸市场前面的那盏灯，一切似乎都睡着了。没有可疑的车辆，没有来往的行人，甚至没有一点人间气息。我悄悄地摸上楼，站在四楼的那扇木门前。我确定那是阿花的门，因为上面贴着一张五谷丰登的年画，几年前它就在那里了，没想到几年后，它还贴在那里。我敲门，只敲了两下，屋里就有动静了。她问，谁？我说，一个朋友。她说，是朋友？你就往门下塞一百块钱，这样我就信你是朋友了。我连塞了几张，门真的开了，屋里温暖的气息迎面扑来，我感觉那是家的气息。
那个睡眼惺松的女人，她叫我去洗澡，然后钻进被子里等我。一钻那温暖的被窝，我感觉自己像一只飞倦了的鸟儿，俯身扑到一片草地上。草地水草丰茂，气候宜人。那里有一个温热的洞穴，散发着泥土的气息。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野兽，在那片草地上拚命地冲撞，奔逃，耕耘。洞穴变得光滑湿润，我想那就是我的家了。我的耳朵里还响起了惊雷，刮起了大风，我想这也许就是土地的呼吸。那风抚在我的身上，头发里，我听见自己骨节松动的声音。继续……哎……一个声音说，那么遥远，像秋天对春天的呼唤；哦，继续……那声音不断地敲打着我，我拚了命地冲撞，感觉有什么挡住了我。但很快，我感觉自己伴着一声大喊，顺利地冲进了一个温暖的通道。我感觉泥土痉挛了一下，风平了，浪静了，眼前风和日丽，群燕翔飞。
你知道，现在我住在一个女人的子宫里，感到挺安全的。
插图／卞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