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学时间观 “夏天”是我个人命名的一个诗学时间观。夏天是生命灿烂的时节，也是即将凋零的时节，这个词读出来最令人（令我）颤抖，它包含了所有我对生命的细致而错综复杂的体会。如孔子通过流水对生命发出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也通过“夏天”这个词，对生命，尤其对整个南方的生命发出感叹。夏天即我，我即夏天，犹如麦子即海子，海子即麦子。“老虎”的强悍和优雅是对我性格中某种缺失的补充，但对这个词我后来颇有不满，因为我知道，我是在西方文学概念上动用这个词的。“阴影”应该不是我的命中之词，只是偶尔乱用，分寸很有问题。“男孩”是属于我的一个词，因为我身上有一种令我自己都感到震惊和讨厌的不成熟感，一个无用的男孩那是我青春期的写照，如今我已成为一名父亲，岂能再做男孩，此词理应离我远去。我所有诗歌密码中最关键的一个词是“夏天”，此词包括了我所有的诗艺、理想、形象，甚至指纹，当然它也是启动我抒情的魔法。
我的诗歌声音观
诗歌中的声音应从两方面来讲，一是诗歌的音韵、节奏、押韵、排列等形式功能，二是写诗者的语气、语调、态度、气质。当我们说他写诗有一种独特的声音，便是对写者的赞美，尤其赞美他写诗时的姿态和语气。艾略特曾在《诗的三种声音》一文中把诗的声音分为三类：“第一种声音是对诗人自己或不对任何人讲话。第二种声音是对一个或一群听众发言。第三种声音是诗人创造一个戏剧的角色，他不以自己的身份说话，而是按照虚构出来的角色对另一个虚构出来的角色说他能说的话。”可以说，我诗歌中的声音就是艾略特所说的第一类（这是从主要方面说的，并非我的全部），北岛的诗歌中的声音当属艾略特所说的第二类（早期北岛，后来他也用第一类声音说话），张枣应是艾略特所说的第三类声音。正是如此，我的声音是独白。早期北岛是宣言者。而张枣是典型的戏剧性交谈，一个多声部的交响乐家。
声音在诗歌中至关重要，民族性，抑或诗性都只能在声音中突显。众所周知在诗歌翻译中，文字的意义和意象均可翻译，唯独声音无法译，因此才有弗罗斯特所说的一句名言，“诗是翻译所失掉的东西”。诗歌中的声音是最具魅力的部分，其中也具有情感、意义以及某种区别于他人的神秘禀性。然而我们的现代诗在声音上出的问题最大。或许是一种宿命，曾经是如此推崇汉诗的庞德也对汉诗的声音表示过遗憾，他说汉诗“只有一些嘶嘶的声音”。当然庞德对汉诗一直是搞创造性发明，他除对汉字的意象感兴趣外，还无法欣赏汉诗的声音。但我们也得承认汉诗的声音比英诗的确要简单得多。有关此点不必展开，刘若愚在《中国诗学》一书有更精彩的论述。古典汉诗的声音也不过如此，更何况现代汉诗了。现代汉诗如不在声音上下大功夫，只有死路一条。
２００７：我的逸乐观
年轻时喜欢呐喊（即痛苦），如今爱上了逸乐。文学真是奇妙，犹如蛇要褪去它的旧皮，我也要从呐喊中脱出。逸乐作为一种价值观或文学观理应得到人的尊重。它提醒我们注意：“在明清士大夫，民众及妇女生活中，逸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甚至衍生出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价值体系。研究者如果囿于传统学术的成见或自身的信念，不愿意在内圣外王，经世济民或感时忧国的大论述之外，正视逸乐作为一种文化，社会现象及切入史料的分析概念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对整个明清历史或传统中国文化的理解势必是残缺不全的。”“缺少了城市，园林，山水，缺少了狂乱的宗教想像和诗酒流连，我们对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建构，势必丧失了原有的血脉精髓和声音色彩。”（李孝悌）
逸乐是对个体生命的本体论思考：人的生命从来不属于他人，不属于集体，你只是你自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小乘比大乘更直见性命，我不渡人，只渡自己，因此更具本质。生命应从轻逸开始，尽力纵乐，甚至颓废。为此，我乐于选择一些小世界来重新发现中国人对生命的另一类认识：那便是生命并非只有痛苦，也有优雅与逸乐，也有对于时光流逝，良辰美景以及友谊和爱情的缠绵与轻叹。
当然，如果你不同意“美学高于伦理学”（布罗茨基），至少你应以平等之心对待二者，即你可以认为活在苦难里并呐喊着更有意义，但不应以所谓高尚的道德来仇恨逸乐之美。说到底，二者均有价值，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是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人生观或艺术观的选择而已。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就是你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另一个人也可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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