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袭击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上海地区的日军战车隆隆驶过外白渡桥,进占租界,辗碎了上海“孤岛”四年的特殊岁月。从此,上海同其他沦陷区一样,成为充满恐怖无耻、令人沮丧窒息的人间地狱。豺狼当道,魑魅横行,物价暴涨,民不聊生,老百姓只能忍受压迫煎熬,苦度光阴,在黑黝黝的长夜中期盼曙光。当时传说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纸币的印制厂有一个工人,在纸币上几个小角落分别印了“中央马上来”五个很小的字,被敌人发现,抓起来严刑拷打之后杀害了。这个传说不胫而走,流传很广,我也曾不止一次用放大镜仔细在一张张钞票上寻找,找来找去,只找到“中”“上”二字,没有找到另外三个字。此事也许并非真事,却反映了沦陷区人民憎恨敌寇,期盼光复的共同心愿。
上海毕竟是有光荣战斗传统的中国最大城市,有诞生在这儿的中国共产党和与帝国主义、反动政府进行长期战斗的人民。日军进占租界后,“孤岛”时期一批文艺界领军人物如陈望道、阿英、于伶、林淡秋、梅益、姜椿芳等纷纷撤离上海,去大后方或者苏北抗日根据地;许广平、夏�尊、柯灵、孔另境、章锡琛等老作家曾先后被捕投入狱中,但是还有文化界和教育界一些老前辈,仍然保持鲜明的民族气节和刚正不阿的高贵品格,不屈服,不投降,或者坚守讲台,继续传道授业;或者隐居书斋,进行无声的抗议。正如柯灵先生曾经说过的,“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化界,情况非常复杂,然而作家阵容泾渭分明。文化汉奸和附逆文人鼓吹‘大东亚和平共荣’,而有民族气节,坚持爱国立场的新老作家,置生死于不顾,千方百计,发表揭露罪恶,反抗强暴的作品”。
漫漫长夜里,闪烁着星星火花,为人民带来温暖和希望;厚重的石板下,孳生着小花小草,为人民送去新生的喜悦。敌伪控制下的报纸,新闻版面可以刊登汉奸言论和精心虚构的“战报”,副刊上却由有良心的编辑发表反映现实的稿件。文化界人士集资创办或者通过种种关系,先后出了二十多种以文学为主的杂志,避开政治主题,巧妙地刊登反映百姓苦难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和表达中下阶层知识界郁闷苦恼情怀的散文诗歌。前些年我参与编辑一套《上海四十年代作品系列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得以有机会重读当年那些佳作,喜悦的心情,有如旧友重逢。柯灵先生接编《万象》后,使它成为一本品位较高的文学杂志。有些老作家化名写了些短篇小说和散文,如芦焚的《一吻》、《期待》、《邮差先生》(署名师陀)、唐�的《稻场上》(署名潜羽)、吴岩的《妇人》(署名高岑),都引起读者的喜爱。更多的是一批朝气蓬勃、创作力旺盛的青年作家,写出一批现实感很强、内容新颖、风格各异的中短篇小说,如沈寂的《大草原》(署名谷正�)、叶明的《舞台的禁城》(署名梁灿)、郑定文的《大姊》、石琪的《燕子张七》、晓歌的《骷髅杯》和被誉为“东吴(大学)派”青年女作家施济美、程育真、俞昭明、汤雪华的小说,都曾是传诵一时的作品。报纸副刊上短小的好散文小品更是常见,有时还能看到从生活侧面宣泄对现实不满的小诗小词。举个小例:某张小型报副刊曾经发过一首题为《水果》的“诉衷情”词:“暹逻蜜橘太艰难,苹果想金山。香蕉久已如梦,空想煞荔枝湾。街上见,剩甘蔗,地梨摊。樱桃太小,梅子心酸,空对它看。”写水果缺货这件生活小事作对比,生动活泼,使人兴起今昔之感,我一直记到现在。从这一首小词,今天的读者也许能窥见六十多年前身处逆境的作者们的辛酸心境。
正是在柯灵先生提到的那些“揭露罪恶,反抗强暴的作品”启发和激励下,我在学写散文、诗歌的同时,又开始写一些短篇小说。谈不上“揭露罪恶,反抗强暴”,只能反映一些我能接触到为柴米奔波烦恼的市民生活,青年知识分子向往自由幸福而不可得的郁闷忧伤,内容单薄浅露,有的是无病呻吟。有一阵醉心于何其芳、陆蠡、丽尼1930年代的散文,刻意模仿,但是没有功底,自然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请见附录小文)。我将这些习作投寄到一些杂志去,少数侥幸得到发表,多数石沉大海。后来,有朋友自己筹资办过刊物,如《飚》、《文艺生活》等等,可惜都由于资金不足,不幸夭折。倒是有幸结识了几位文友,他们当时都常有作品发表,虽然只比我年长两三岁或者不相上下,在我心目中却是很有成就的青年作家了。何为、徐开垒两位,结交半个多世纪,成为同经风雨的知心好友,至今每次去上海,都要晤面畅谈。只是他们二位近年或视力受损,或不良于行,我也有五六年未去申江,临风怀想,却只能在电话中聊聊天,互道珍重,也就聊慰思念了。
几十年来还常常想起、不能忘怀的,是我亲身参加培植过石板底下的一朵小花。
1945年1月初的某一天,我偶然走过一个书报摊,偶然一瞥,一本新出的小刊物的封面跳进眼帘:白白的底色上装饰着简洁的图案,两个橘黄色的隶书字《莘莘》。在那五颜六色,光怪陆离的小报、方块刊物中,它显得那么素雅清新,独树一帜。取下翻阅一遍,是一本新创刊的杂志,以大中学生为对象,反映学校生活,难怪它叫《莘莘》。买了一本回家细细阅读,发现它一不宣扬“大东亚圣战”,二不刊登三角、四角恋爱故事,三不搞无聊低级的噱头。虽然不是一个纯文艺刊物,但在文章的字里行间,还是透着编者不同凡俗的心思。好像遇到一位好朋友,很是喜欢,便试寄了一篇习作去。很快,便收到一封字迹清秀的回信,约我到西康路某号面谈。西康路同我就读的学校只隔一条马路,一箭之遥,便立即应约前往。这里原是美国军营,如今原先的主人大约已进了集中营,空无一人,楼下两间屋内放几张普通的书桌,几个青年人正在忙着。这便是《莘莘》编辑部所在地。我先遇到写信约我来的圣约翰大学的袁万钟,接着又认识了交通大学的沈惠龙、震旦大学的吴君尹和陆兆琦。他们跟我一样,当时都是在校大学生,课余来办这本杂志的。青年人志趣相同,谈得十分投机,路又那么近,有空便到编辑部去坐坐,不久,我便正式参加编辑工作。那时我还没有加入共产党,因而不知道这刊物其实是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由地下党员沈惠龙公开负责,还有两位地下党员参加领导,却并不出面。
当时已是寒假期间,一些大中学校正准备在春节前后联合举行一次义卖助学活动,地址在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我就读的华东大学(抗战胜利后恢复东吴和之江原校名)也参加了,每个学校在大厅里设一个小棚,义卖筹募来的商品,所得款项,都充当清寒同学的助学金。这次义卖活动实际上是地下党学委系统为了发动和团结同学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也是用不带政治色彩的方式检阅一下力量,以迎接很快将要到来的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我们不少人当时是不清楚的,只认定这是一件好事。刊物既然是为学生而办的,自然应该充分宣传。我们几个人到义卖现场分头采访,向认识的朋友组织稿件,忙了几天,在第二期上用相当多的文字稿件和照片报道了现场的情景,渲染义卖活动热烈紧张的气氛。当我在街头报摊上见到那本橙红色封面的刊物时,内心不禁浮起一阵小小的喜悦,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编辑的成果呀。
《莘莘》是双月刊,三十二开,薄薄几十页,放在书报摊上并不显眼,但是,我们干得很起劲,每天都在严肃认真地编稿写稿。刊物也真像石板底下的一朵小花,默默地生长,悄悄地开花。编辑出版工作中困难不少,首先就是被占领当局控制得很严的纸张,吴君尹和沈惠龙两位负责人经常要为它伤脑筋,四处奔走,辗转找各种关系弄到平价纸。还有冯大文和江�两位,当时他们是学生或失业在家的青年,刊物的日常事务和发行工作便由他们负责,他们也默默地把这些琐碎工作做得很好很细。我入党以后,才从沈惠龙那里知道他们二位也都是地下党员。可惜的是江�当时身患肺病,又因家境清寒无力医治,不久就去世了。至今想起他那瘦长得有点佝偻的身材,戴一副近视眼镜,讲起话来谦恭和顺的姿影,总不禁黯然神伤。
在石板底下弯弯曲曲成长开花,并不孤单寂寞,总能够在纷繁的人海中找到知音。订阅和投稿的大中学生读者渐渐地多起来。我们在大学和中学里发展了通讯员,有了一批作者积极分子,建立了比较经常的联系,其中有一些朋友在抗战胜利后成为上海学生运动中的骨干。我们之间在这石板底下的浇花育苗中结成的友谊,经历了四五十年的历史风霜,尽管有的好长时间未通音讯,却是依然长青的。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我那时已经参加地下党组织,同沈惠龙等同志很快都各自接受了新任务,组织上决定停办《莘莘》。这朵清新素雅的小花,在抗日战争末期污秽丛生的上海土地上,一共只开放了四次。
我课余习作几年,第一次当编辑,亲身体会其中甘苦。沈惠龙、袁万钟、陆兆琦三位,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编辑,学会如何选稿,如何改稿,如何同作者通信联系。《莘莘》停刊后,陆兆琦同我还在上海基督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上海联”)一起编过《联声》,不久就分开了。他们大学毕业后都各自进入工业部门工作。解放后沈惠龙最早调到北京,袁万钟在大连工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陆兆琦先后在武汉和宝山两家钢铁公司担任工程师,卸任后拾起他在震旦大学学过的法文,以翻译罗曼・罗兰原著为老来乐趣。如今,当年在西康路原美国兵营两间小屋一起编杂志的旧友,大都先后离世。只有在北京的沈惠龙和我还能不时通通电话,询问近况,偶尔聊起六十多年前往事,还能勾起几缕温馨的回忆。
附录
泥河(外二章)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辛弃疾
日子像一条污浊的泥河。
从午夜到午夜。泥河里的黑水,从不停留,迟缓地向前流去。
泥河里有着无数生命的小船。小船们在泥河里扬起棕色的布帆,摇着、摇着……
小船翻沉了。
小船翻沉了。小船的主人们还没来得及看清自己的不幸遭遇,就已经悄然地翻沉了。
我也有过我自己的小船,我的小船是更简陋的。这上面也曾涂上了血泪和成的漆。
可是,血和泪都没有用。在泥河里什么都一样的。
是谁给我安排下这些日子?而我又曾是怎样地来到的呢?
我茫然。
我翻开我的手记,想从那上面找寻一些失落的旧梦,找寻一些往昔的痕迹。我一页一页翻过的那密布着潦乱笔迹的册子,我希望能得到一些。
可是,除了潦乱的笔迹以外,我能从这上面得到些什么呢?
日子真不知道怎样地过去的,这七八千的日子就如无穷尽的磨折。
日子原是一条污浊的泥河。
我也曾想到过一些奇异的梦幻,正如其他的无数的小船的主人们一样。我梦见小河里开满了白色的莲花,有碧绿的浮萍,静静地起伏着涟漪,有如西子湖在秋天的夜晚。天上有锦似的繁 星……
小船们就在这上面溜了过去。
有谁能把梦变成现实?
日子的泥河原是污浊的泥河。小船的主人们就得永远打发这些悠长的日子。
污浊的泥河,你要流到何年何月?
生活
忧郁将我从辽远的家乡的土地上摘下,像西风扫秋天的干叶似的,抛到这块寂寞的土地上来。
我这么孤独地生活着了。
生活之梦是苦的,我不断地吞咽着生活的苦泪。
也曾在人面前勉强地装起笑容,听着别人美丽的谎话或者一些由心底发出的真实的同情,也惯将自己的故事去骗得别人的眼泪。麻木地看着一切人间的悲喜剧。
生活真是一连串的谎语吗?
也曾在朦胧中睡去,不久就睡去了。
梦中无岁月,也没有白发。
是谁将我从梦中唤醒?是谁又推我入更朦胧的梦中?
醒来时仍旧在斗室里,我惆怅于溶溶的残月,倚在枕上缅想梦里风华,不禁潸然泪下了。
也曾独自徘徊在陋巷里,独自去咀嚼孤独的果子,陋巷里沉默得有如古昔的黄昏,爬墙虎在高墙上微微地摆动。那些古旧的宅邸,就如一些俯仰身世的老年人,落寞阴暗里显得低徊欲绝了。
轻轻地,我听着自己的脚步声。
也曾蹒跚地在夜晚踏进小酒店,惊醒了那些正在瞌睡的伙计,把自己浸在暗淡的灯光里。
并不想借酒浇愁,借酒浇愁愁更愁的。实在的在哪个暗淡的灯光下,在苦杯里,一切都会暂时忘记。
有如童年时出神地对着蓝天,让一颗心灵飞得老远老远,神奇时也会浮起一丝寂寞的微笑。
薄醉,才踏着一街的凉月归去。
也曾敲遍每一个心灵之门,想从那里取到一些人间的温暖。可是,门关闭着。
遂一再一再地背了人面,一个子吞咽下生活之苦泪了。
在泪眼枯了的时候,有泪也是无处流的哟!
希望
幼年时候,曾经怀着一颗喜悦的心,在小天井里,向着蔚蓝的天空,吹上了一双双的肥皂泡泡。
肥皂泡泡在蔚蓝的天空上升去了,升上去了。太阳光将它们闪成各种颜色。
于是去唤妈妈,唤姐姐,唤祖母……
而肥皂泡泡幻灭了。
遂怅然地一个子立在寂寞的小天井里,对着蔚蓝的天空,许久,许久。
长大以后,不复有这种兴致。然而,心依然是喜悦的。为此,当弟妹们怀着满腔希望吹着肥皂泡泡的时候,我不想摧残他们的希望。虽然,仅仅是一分钟以后,我就会在他们脸上找着一层阴影。
我做过一百回梦,因此也感觉到一百回空虚。
这些年来,我几乎消磨尽了年轻的心,我曾将这哀愁的血和泪密密地写在纸上,寄给一个小城里的朋友,秋天,我接到回信,他说:“希望原是写在水上的。”
放下信,我怅然若有所失,轻轻地叹息了。
难道真没有希望?我不相信。
岂不期待着有一个生命的装饰,如同插一朵金色的蔷薇在头上?
我愿作人间的一个寂寞的播种者,播种者从早到晚,在荒漠的土地上撒上了他的种子,一粒一粒地。
在风霜雨雪里,看见了有青青的萌芽,有一朵美丽的小花。你说,这该给予播种者多大的喜悦呢?
虽是小小的存在,甚至这存在渺小得有如大海里的浮萍,沙漠中的一茎绿叶。可是难道这不是这阴暗的世界里的一线生机么?
播种者孤独地笑了。
然后,播种者又寂寞地撒下他的种子。向荒漠的土地上,一粒又一粒。
希望究竟不是写在水上。人也原该活在希望里的。
我不禁对着萧萧的秋天唱歌了。
一九四三年秋夜
注:原载《飚》第二期,1944年春出版。原题《绾愁草》,署名蓝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