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出身让老段背了很大的精神包袱;炼儿的“毛主席坏蛋”,虽然邻居好心答应不外泄,但难保他不会再蹦出第二句、第三句“反标”来。何况“美帝”已取代“苏修”变成中国头号敌国,我们留美回归者的头上永远顶个大问号,子女受影响,别说念大学,念中学都成问题。想到北京一位留美学人,他儿子双手插腰质问他:“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你不去,为什么偏偏选择美国去留学,害我当不了‘红卫兵’?”我不希望这种事在我家重演,还是早早带他们离开吧。
到香港好像走入另一世界,一路增多的高楼大厦,把深圳和广东一带变成了农村。人多是另一深刻印象,街上摩肩接踵的情况远甚于北京和上海。
我们出来的消息在新朋旧友间传开,和台北的亲友也联络上了,心情上颇有“重见天日”的感慨。
老同学戴成义,笔名戴天,为《明报》和《信报》等撰写专栏,是最早造访的一位。他带来一瓶Remy Martin(“人头马”)和一位好友,《明报月刊》主编胡菊人。我的饭菜太粗糙,好在他们有好酒相佐,和愚夫妇且喝且聊。谈起大陆七年的生活,他们避免“自投罗网”四个字,但含意尽在其中。
“有空给我们月刊写稿好吗?”分手前,胡菊人向我约稿。
我苦笑:“哪有心情写作呀!”
真的,每天的生活像战斗,光是上课、批作业、买菜烧饭就忙得不可开交,连坐下来发呆的时间都没有,哪有空闲思考创作?
朋友经过香港也来看我们。“红包”包德甫辗转打听到我们,特地上门来聚谈。他这时当了《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但不能进大陆,就在香港和台湾两地转来转去,最想找我们这种离开中国大陆的人谈天了。
“Lucy,你应该把在大陆的经历写出来。”
分手时,他也这么叮咛了一句。
“有空时我会考虑。”
我这时最在意的是办好一家四口的香港居留证,然后考虑是否移民西方。
新加坡的林君一度劝我们也移民过去。我打听了一下,新加坡其时不欢迎大陆出来的人,门坎很高,我立即放弃。我首先考虑回到美国,去找相关单位打听。其时美国对共产主义国家出来的人只有“政治难民”一途。我回想中学时代影星李丽华也是以此身份赴美,心里百感交集。当年痛恨“难民”两字,认为是民族耻辱,如今自己也要步上此路吗?
他们给我一张表格,我看了一下,原来是控诉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政治压迫云云,要申请者认同签名。向外国政府去控诉自己的国家?我做不到,当场即退回表格。
我决定试试加拿大。幸运的是,一申请温哥华的卑西省立大学,马上就被通知力学系博士后研究员有空缺。尽管薪资低,但有利于申请移民,世尧立即回信表示接受。
世尧和我都不敢接新学年的教学工作,眼巴巴在家中等候移民。那个夏天没有白等。一旦闲空了,我忽然怀念起北京和南京的人来。于是想起了林君的陕西经历,说到一位雷县长的故事,忍不住提笔写了《尹县长》这篇小说,随即寄给《明报月刊》的胡菊人主编。
小说刊出后受到好评,台湾的《中央日报・副刊》加以转载,既未经作者同意,还擅自更改文字,如“毛主席”变成“毛”即是一例。
最感欣慰的是收到胡主编转来香港作家徐吁给他的信,表示对拙作的赞赏。受到如此鼓励,我又提笔写北京社科院归国学人的故事。想到笔名耿迩的台湾老友唐达聪,他曾为“红帽子”坐了十年牢。海峡两岸的文化人都为国家理想而受折磨,着实令人感慨万千,于是为小说取了《耿尔在北京》的名称。
小说写完寄出没几天,我们也办好了移民手续,于是买了机票,全家飞往温哥华。一些行李用船运,其中最大的一宗是在港购买的《鲁迅全集》。
在加拿大侨居五年,感受良深,我后来写作的题材也转往美洲华人身上。
《耿尔在北京》在香港受到好评,我接着写了续篇,让它成为中篇。台湾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以整版转载,掀起一股热潮。副刊主编高信疆敏慧过人,这段期间推出三个主题,介绍雕刻家朱铭、素人画家洪通,加上我写中国大陆,在台湾造成一股旋风。另一大报《联合报・副刊》主编唯弦也急起直追,我便常接到这两位主编的约稿电话。在他们的激励下,我接着写《晶晶的生日》、《红卫兵》等一系列回忆“文革”的小说和散文。
1976年初,接到远景出版社沈登恩来电,说是高信疆介绍的,表示有意出版我的小说集。我答应后即接到一张看来很像制式的合约,上面有“永久出版”字眼。我对“永久出版”有意见,怕将来出选集麻烦,又担心这是台湾的标准合约,更改不得。正在犹豫时,沈来电话,爽快地破解了我的疑虑。
“没问题,你想动用其中任何一篇,事先打声招呼就行。”
我信任高信疆,当即签字寄出,通篇合约不敢更改任何一字。
不久接到《尹县长》集子,封面是一个提糨糊桶要刷大字报的红卫兵,颜色黯淡,设计差强人意。好在很畅销,很快就再版、三版,不久听说军中有盗版,几年后也接到好心人送的盗印本。我对专利有褒有贬,对盗版也不放在心上。军人待遇差,买不起书,盗版可以谅解。
1970年代末,我举家迁往美国加州。自中国加速改革开放,官员、学者、学生作家等纷纷出访,美国蔚为首选。出于同胞情谊,华侨都热心接待,但背景不同,文化有异,不免有所擦撞。其时的中美两国,贫穷落后和富强自由形成强烈对比,中国人想长留美国也是人情之常。为了子女有机会来美念书,有些教授或国家体育选手都甘愿打工做用人,以取得一纸永久居留的“绿卡”。
也有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上海来的访问学者林同济教授就很典型。他在演讲任务之余就忙着阅读书报杂志,恨不得一天当三天使用,既想补回失去的岁月,更想回国教育学生,精神可嘉。中国多灾多难,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即使被整得死去活来,但幸存者仍有时刻以国家为重者。我感动之余,忍不住把他们的形象写进小说如《远见》和《路口》里去。
接触最多的是大陆作家,不少是应邀访问爱荷华大学的写作坊。安格尔教授已退休,由聂华苓接为主任,每年邀请一打左右的外国作家来住三个月,其中以海峡两岸的作家最受重视,允为写作坊的重头戏。
写作坊最先邀请艾青和王蒙。由于艾青年纪大,由妻子高英作陪外,还担心越洋飞行疲乏,华苓让我在旧金山接待三天以稍作休息。我让出主卧房给艾青夫妇,自己睡书房地板,另把小儿陈赓房间让给王蒙,儿子到哥哥房间睡地板,大家相安无事。
返程也作同样安排,还为他们举行自助餐会,邀请湾区的文艺界人士参与。其时两个儿子正在学钢琴,就特别设计个音乐会,请本地爱好音乐的朋友都来露一手,不弹不唱的听众鼓掌助兴。那晚来了五十多位客人,小小的波恩顿街车满为患,热闹极了。这类聚会以后习以为常,邻居对舍下宴客之多、次数之频繁,不时表示惊叹。
我的餐会采用美式的pot luck,请每家带份菜来,内容我来统筹规划,总有鸡鸭鱼肉和凉拌、甜点等等,我则熬一大锅汤,煮一两锅饭,外加现炒几道蔬菜,似也应有尽有了。事后世尧和儿子负责洗碗等清洁工作,经常忙过午夜,虽然辛苦,但看到客人都满面笑容,也忘了抱怨。
这样的聚会形成一种模式,尤其是两岸作家初次访美或盛名远播的,我若有幸接待,必联络湾区文友来舍下欢聚。我服膺一句家乡话“呷好逗相报”(好吃的乐于邀人同享),我喜欢朋友,也乐得把朋友介绍给朋友,愿天下有情人都有缘相遇。
若有可能,我还会安排主客讲演,长短不拘。譬如我自小心仪的沈从文,建国后被冷落并遗忘在故宫中,但他默默研究古代丝绸服装,竟做出一门学问,出了一本大部头精装书(未挂名,但圈内都知是他主笔)。记得他在舍下给大家边放幻灯片边讲解,对服饰的来龙去脉,见解细腻且独到,举座静听,凝神屏息,气氛至为感人。
我后来买了这本服装史大书,去北京时还约好登门拜访沈老伉俪。敲门时见贴有纸条说“沈老有病谢绝访问”,不禁暗吃一惊。进门果然见他气色大不如前,连忙道歉兼告辞。虽然兆和夫人一再说“没事”,我还是快速离开。返美即打了几个电话,希望文友们别去打扰沈老才好。
吴祖光曾在舍下盘桓数日,留下墨宝“归去来”横幅,还邀我去北京玩,住宿他家。夫人新凤霞也很好客,腿脚不利落,我跟着她练了阵气功。听说我爱看话剧,祖光带我去看高行健的《彼岸》,戏后获邀参加高的订婚舞会。90年代在台北又见高行健,他来开画展,听说女友是法国人,我没敢问未婚妻的下落。不久他获诺贝尔奖,问起近况,他脸带苦笑,盛名之累尽在不言中。
迄1994年我赴香港为止,记得舍下接待的大陆作家除艾青、王蒙、丁玲和沈从文外,还有萧乾、曹禺、英若诚、茹志鹃、王安忆、萧军父女、戴厚英、竹林、吴祖光、刘心武、白桦、舒婷、北岛、顾城、杨炼、邵燕祥、邓友梅、唐达成、郁风、宗鹰、扎西达娃、辛笛、阿城、田原、卢新华等。
德国汉学家马汉茂和廖天琪夫妇曾来柏克莱小住,彼此成了朋友,还请我去德国玩。我返台后也常联络,曾设宴为他介绍陈映真等一批作家。他一直乐观开朗,万没想到后来罹患忧郁症,竟跳楼自杀,令人伤叹不已。此外,龙应台的德国丈夫应邀访加州大学,我代联系租住加州大学一位教授家,并设宴招待,介绍湾区友好,热闹了一阵。
有幸招待郁风住过几天,她穿着打扮自由潇洒,谈吐亦然,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谈。后来在香港见到她和夫婿黄苗子,黄也是“性情中人”。两人避居澳洲时,曾邀我去玩,可惜抽不出时间,一直引为憾事。
善饮的韩国诗人许世旭,80年代偕夫人到柏克莱加州大学访问一学期,一起喝了几次酒。世旭这时已不像60年代在台湾那样,每饮必醉也必唱《阿里郎》。后来韩国人能自由访问中国大陆,他的文名也传过鸭绿江了。
加州大学数学教授陈省身,住家距舍下很近,常有来往。陈老常接待大陆学者,有时也邀我一起用餐。这些学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求学和求才都如饥似渴,而盼望中国强大更是人同此心。只要有机会,我都提供意见,譬如建议中国尽量拖延智能财产权的签订即一。陈老和加州大学教授项武义等发起每年夏天义务给大陆的中学数学教师补习,用心良苦。他知道我和画家刘国松很熟,向我表达买画之意。国松知道后,专程画了一幅相送。
陈老非常坦率,有回应邀参加湾区侨界餐会,餐前例必应邀致词。前面几位老侨一如惯例,拿了麦克风就不放,说话又臭又长。轮到陈老时,他只说了一句“我们开始吃饭”,便赢得掌声如雷。
其时来往的另有加州大学历史教授杜维明、美术史教授高居翰及新婚夫人曹星原、斯坦福大学的庄因和夏美丽夫妇、旧金山州立大学的许芥昱教授和密友卓以玉、侨社记者高鲁翼、《蒋经国传》作者江南、作家喻丽清和陈少聪等,友好人士更加数不胜数。
谨记忆所及罗列了这些人名,遗珠不在话下,意不在炫耀,而是借以表示接客之繁,当年必然给家人带来不少冲击。事后回忆,对丈夫和儿子既歉疚复感激不已,同时也感谢湾区友好乐于“共襄盛举”的厚意。
大概是好客之名不胫而走吧,又地处美国西海岸交通要地,不少熟人路过落脚外,也有辗转求见或借宿的,那十多年着实忙碌。擅长书法的庄因为我们家题了“可来居”的横幅,也寓有“门户开放”之意吧。
有一天无意中听到段炼和同学电话聊天,自豪又兼自嘲似的说:“你知道,我们波恩顿428号住宅堪称‘陈若曦旅馆’了!”
兄弟俩由于常要让出房间,每次赏两块钱,很像“收租”,难怪他们有开“民宿”的调侃。
老二陈赓看了几年客人进出频繁,向我建议:“应该找个本子让客人签名留念。”我便找了个本子,于是从1984年10月开始,只要记得(事实是经常忘记)便请客人留名,十年间积了两本。
偶尔翻阅留名册,多有“久闻可来居之名”或“慕名已久”的美言,似乎颇吻合朋友所谓“两岸‘三通’先在陈若曦家兑现”之语。我并无政治目的,只是愿意敞开大门,接纳两岸三地甚至全球的炎黄子孙,如此而已。看到大家不谈政治,个个乐于把手言欢,直以为政治者,太人为也无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