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8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新闻节目的播音员以沉痛的声音宣布了我国当代卓越的戏曲艺术家梅兰芳同志不幸与世长辞。 在那之前，我们都知道几年来父亲有高血压病，但仍坚持繁忙的工作学习和演出。父亲也曾告诉过我，左胸部经常隐隐作痛，可能是由于饮食不合适而犯的胃病，吃些胃药就好了。父亲从来也没有将自己的病放在心上，还是每天忙于工作。有几次医院通知他去体检，他都因工作忙而推迟，未去医院。至于他的心脏有症状，我们从未听他说过。直到1961年7月11日，闻好友程砚秋先生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他才联想到自己数十年来常于运动后脉搏时跳时停，后来心脏部位感到痛，猜想自己也得了心脏病。
有一个晚上，约凌晨一点左右，那时我还在加班工作，忽然听到敲窗户的声音，我开门一看，原来是父亲找我有事，我就陪他到院子里坐下，父亲问我为什么胸口一痛，人就觉得恍惚，疼痛是相隔几十分钟来一次。我听后，就急忙替他号脉，发现心跳有间隙，估计是心脏有了毛病，就扶他到卧室躺在床上，并请他及时去医院检查确诊。第二天上午，我陪同父亲去阜外医院，请心脏内科黄宛主任检查并做心电图，根据检查结果，黄主任说请父亲必须住院治疗，但他坚决不同意，说目前戏曲研究院党组正在学习开会，我是院长，不能不参加。黄主任无奈，只好开了药方，并嘱咐一定要注意休息，如果胸部持续疼痛，服药后不见效时，就要立即找他，并给我留下了电话号码。
回到家中，全家人都为父亲的病而担忧，尤其是母亲更是坐卧不安，一定要父亲文化部领导随即来我家看望，并决定父亲停止一切对外活动，在家卧床休息定期去医院复诊。但父亲只请了两天假，仍然带病坚持工作。
7月30日，那天是星期日，我们都在家休息。午饭后，突然知道我父亲胸痛发作，而且持续不间断，当我们赶到他的卧室时，只见他平卧在床，脸色及口唇发白，双眉紧锁，我们立即给他一片硝酸甘油含在舌下，静静地等候在旁，观察药物的作用。过了一会儿，父亲轻声说:“痛没有减轻，再给我含一片药试试。”大约过了10分钟左右，仍未见效，我们就决定分头去打电话找大夫，我负责打电话到阜外医院找黄宛主任，我爱人负责打电话到协和医院找心脏内科方圻主任，方主任在电话中听到病情后，让我们立即送父亲去医院治疗。巧的是我在电话中也找到了黄宛主任，他放下电话就立即赶到我家，经过检查及打针后立即决定住院治疗。
齐白石与梅兰芳，两位艺术大师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那时，我父亲经过几小时的病痛折磨，全身已无力支持，但他仍然坚持自己下床更衣，不用我们搀扶。当他慢慢地步行走出院门时，只见他回过头来，用那双曾经使多少观众为之陶醉的双眼，环视一下他生活了10多年的院落，还有经常陪伴在他身边嬉闹的7个孙子孙女，然后登上了汽车，在黄宛主任和我们家人的陪同下直驶阜外医院。此时父亲已是疲惫不堪，病情愈见加重，汽车抵达医院门口时，医护人员早已准备好担架，我父亲仍以极大的毅力，要求坐手推车进入病房。父亲躺倒在病床上就昏厥过去，黄主任立即给做心电图检查，他告诉我们诊断是急性冠状动脉梗塞，合并左心衰竭，并让通知我母亲和单位领导来医院。经过医护人员全力抢救，直到深夜12点左右，才见我父亲缓缓地苏醒了。全家人守候在旁，见到此情况心中才似石头落地，暗自祝愿父亲能早日恢复健康。
在我父亲的病房对面，医院领导给我母亲安排了一间休息室。在那里，黄主任把我们都叫到母亲的身边，告诉我们:“梅先生病情仍十分严重，尚未脱离危险，你们要有所准备，随时都会出现变化。”并安排我们家人日夜守护我父亲。这样度过了几个昼夜，父亲的病情逐渐好转。
8月5日上午9时，周恩来总理特意从北戴河赶回北京，到医院探望我父亲。那天我母亲和我爱人陪伴在旁。总理关切地坐在我父亲的病床旁，握住手说，由于开会忙，所以来迟了。接着给我父亲按脉:“我也懂得一些中医知识，你的脉是弱了一些，要听大夫的话，好好静卧休养。”但是我父亲还是忘不了原定于8月初去新疆参加一条铁路的通车典礼和演出，就向总理提出，要求在病好了之后，同意他去为兄弟民族演出。总理关心地说:“等你病好了，当然可以演出，国内国外都可以去嘛!但是你现在的任务是养病，祝你早日恢复健康。”总理走出病房时对医护人员嘱咐，要尽一切努力挽救梅院长的生命。总理亲切的关怀使在场的人都为之而感动不已。但是谁又能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我父亲和总理的永别。
8月7日晚上，是我陪伴母亲到医院值班，那天父亲精神很好，也很愉快，他关切地对我母亲说:“这几天我好多了，你也不要为我太操心了，你有高血压病，不要来得这么早，要保重身体。”说罢便叫我送母亲到对面休息室去。上半夜我一直在父亲身边，看他睡得很平稳，在12点以后我也回休息室陪我母亲。不料到天亮时，我听到父亲的病房里有异常的动静，我看表正是4点45分，我立即冲了出去，进到父亲的病房，我见到父亲斜躺在床上，全身抽搐昏厥过去。我急忙帮大夫推氧气瓶，插上氧气管，大夫又给我父亲注射强心针，做人工呼吸等一系列抢救措施。这时我急忙将母亲搀扶到父亲的病床边，心中只有一个愿望，父亲能睁开双眼，恢复呼吸，但是只见父亲的心电图显示线由紊乱不齐，渐渐地成为一条直线，父亲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医护人员虽竭尽全力，但终于未能控制住死神的肆虐。此时我才清醒过来:父亲他已经离我们而去了。那时正是8月8日清晨5时整。
我父亲突发心脏病而去世，那时我母亲思想上毫无准备，精神受很大刺激，过度的悲伤使她的老毛病复发，血压升高，面颊神经抽搐不停，她在极度的痛苦中仅提出一个要求，就是父亲的遗体不要火化，棺木要安葬在万花山故地。她还让我代表她去文化部参加治丧工作会议，在会上齐燕铭同志问我家属有什么要求，我听后就将母亲的意见向他反映，经过治丧委员会的决定，父亲的棺柩暂时停灵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每天由我们子女及工作人员轮流在旁守灵，待万花山的墓穴修建完工后，立即举行安葬仪式。
父亲的治丧委员会主任是周恩来总理，当他听到母亲的要求后，立即指示国务院派专人陪同我到宽街附近的一处棺木经营处，经管理人员介绍，有一口茵陈木的棺木是当初为孙中山先生准备的，后来苏联送来了水晶棺材，就没有用上，一直存放至今，上级指示任何人也不能随便使用。现在得到周总理的亲自批示，给父亲作安息之用。
接着，在文化部及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同志们陪同之下，我们前往香山的万花山麓故地，先去找四季青公社的领导，请他们协助备料、施工，一切商量妥后，就正式开工了。按照我母亲的嘱咐，先将王明华大妈的棺木起出，再用水泥灌注三个墓穴，在我父亲梅兰芳墓穴右侧安葬王明华夫人的棺木，左侧给我母亲福芝芳夫人留了一个寿穴。
父亲的安葬仪式在他去世后20天后隆重举行。
我决定在汉白玉墓碑上只刻“梅兰芳之墓”5个大字，下面横刻1894―1961的生卒年辰。我认为父亲的一生无须用各种头衔来表达，因为他给后人留下的声誉是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的。
几经思索，反复考虑，我决定请许姬传老先生书写“梅兰芳之墓”5个大字。那时我正住在旧帘子胡同家中，每天晚上陪伴许老，许老不顾已是84岁高龄，连续工作了几个晚上，我帮他裁纸，定尺寸、研墨，许老共写了将近200个字，最后从中挑选出最为满意的5个字，作为定稿。许老虽然早已离开我们，但“梅兰芳之墓”5个金光闪闪的鎏金大字的遗墨，陪伴在我父亲的身边，它留给人们的意义就更大了。
(庄丽摘自1996年5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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