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漫漫，机遇常有；一个重大的机遇，往往来自于平凡之中。 我在纽约城开了28年零3个月又12天的出租车。如果你问我昨天早餐吃的是什么，我也许答不上来。但是我对于一位乘客的记忆却非常深刻，这一记忆将伴随着我走到生命的尽头。
那是1966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开着出租汽车在约克大街招徕乘客。由于这天天气晴好，我把车子开得慢慢的。当我行至纽约医院前面的第68号大街时，因为遇到红灯，我把车停了下来。这时我一眼瞥见有个衣冠楚楚的先生正从医院的台阶上走下来，朝我挥手。
正在这时，街口的信号灯由红变绿，后面的车子不耐烦地朝我按起喇叭，警察也在对我吹口哨。我不得不把车往前开去，但又不忍心失去这个乘客。最后，这人还是赶了上来，跳进了我的出租车。“请把我送到拉瓜迪亚机场，”他说。“噢，还有，我得谢谢你刚才等我。”
我暗自想遇到好事了。拉瓜迪亚机场人来人往，我只要稍稍碰上运气，就能找到一个回程客，这下我这一天的钱就挣够了。
同往常一样，我开始琢磨起我的乘客来。这家伙是个夸夸其谈者，还是一个不爱吭声的人，抑或是个喜欢看报的人。过了一会，他开始同我聊开了。开头相当平常:“你觉得开车怎样?”
这是一个常规性的问题，因此我也给了他一个常规性的回答。“还行吧，”我说。“我是以此为生，有时也能遇上一些有趣的人。但若我能得到一份每周挣100多美元的工作，我会接受的――就像您也一样。”
他的回答出人意料:“如果我每周只能挣一百来美元，那我是不会换工作的。”
我还从来没有听人说出这种话来。“你是干什么的?”我不禁问道。
“我在纽约医院神经科工作。”
我对人们始终怀有好奇心，总是设法从他们那里打听点我能打听的东西。很多次开长途车时，我会同乘客建立起一种和睦的关系――时常能从会计、律师和管子工那里得到非常好的指点。这人说出刚才的话，也许是因为他喜爱自己的工作；也许是因为这天早晨春光明媚，他心境良好。但不管怎样，我决定请他帮个忙。这时我们就要拐向机场了，我忍不住先开了口。
“我能请求您帮个大忙吗?”他没有回答。“我有一个儿子，15岁，是个好孩子。他在学校里表现良好。我们想让他在今年夏天去夏令营，可他想找个工作。您知道一个15岁的孩子是不会被人聘用的。除非他爸爸认识某个自己有实业的人――可我不认识。”说到这里，我停顿了一下。“不知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您给他找个夏季工作――哪怕没有报酬也行?”
他仍然没有说话。我开始觉得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儿犯傻。最后，在我们快到机场时，他说话了:“医学院的学生有一个夏季研究工程。也许他合适，让他把学校的成绩单给我送来。”
他在口袋里掏了半天，想找出一张名片来，但没能找到。“您有纸吗?”他问道。
我从自己的棕色小手包里随便撕了张纸，他在上面草草地写了些什么，然后给我付了钱。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当晚，我们全家人围坐在餐桌旁，我从衬衣口袋里把那张纸掏了出来。“罗比，”我不无得意地说。“这张纸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份夏季工作。”他大声地念了出来:“弗雷德・普拉姆，纽约医院。”
我太太问:“他是医生吗?”
女儿问:“他是一只苹果吗?”
儿子说:“这是开玩笑吧?”
在我唠叨、哄骗和嚷嚷了一阵后，罗比在第二天早上把他的成绩单送去了。这个玩笑又持续了几天，但渐渐地就被忘掉了。
两周后，我下班回到家，见儿子喜笑颜开，满面春风。他递给我一封用压花纸写给他的信。信的笺头是:“弗雷德・普拉姆，医学博士，纽约医院神经科主任”。来信让他打电话给普拉姆医生的秘书，联系面试的事。
罗比找到工作了。他义务工作两周后，在夏季的其余时间里每周挣40美元。穿上实验室的白大褂，跟随普拉姆博士在病房巡视，为他做些辅助工作，使罗比感到自己比实际上重要多了。
第二年夏天，罗比还是在医院工作，但这次让他承担的责任重了。罗比高中快毕业时，普拉姆又好心地为他写了进入医学院的推荐信，使我们兴奋不已的是，罗比被一所名牌大学录取了。
第三年夏天，罗比还是在纽约医院。连续3年的夏季工作，使罗比逐渐爱上了医学这个职业。临近大学毕业时，他申请到医疗学校工作，普拉姆博士再次为他写了能证明他的能力和特长的推荐信。
罗比终于被纽约医学院录用了。他在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做了4年的住院医师，专攻产科和医科专业。
罗比・斯特恩博士，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儿子，成了纽约城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的妇产科主任。
有人也许会说这是命运，我也这样猜想。但此事表明，一个重大的机遇可能来自于普通的相遇――甚至普通到一个出租车司机所遇。
(磊洁摘自《环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