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明媚春光里,扫描并领略那些女性写作者的创作风采,无疑是令人愉悦的。张艳梅全面梳理了今年前几个月女性创作,将情爱、伦理、历史,与女性创作相互纠缠,呈现给了读者们。假如说,让我说出一些不同的话,我倒是倾向于认为,这些春天里的作品,大都带有着浓郁的抒情性质,是对新世纪以来,“小故事”讲述的扩展和经典化。我一直认为,新世纪对女性写作而言,是一个门槛。进入新世纪后,那些以欲望书写带动权利质疑的女权主义作品,就越来越稀少了,那些《玫瑰门》、《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上海宝贝》、《羽蛇》中,野性而锐利的否定力量,却日趋与后革命时代中产化审美趣味发生异质同构的反应,既呈现出女性气质对女性写作的同归,又呈现出批判意识在女性温暖的书写中的弱化。既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细节和内在复杂性的深刻洞察和迷恋,又不断呈现出自我消解的态势。这种自我消解性,表现在小说作品的消费性增强,以及抒情性对女性反思气质的遮蔽。而2010年出现的这6位女作家的个性书写,既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我的预言,又让我大吃一惊。那些平凡生活中杀机的窥视者,那些自我拯救的目光,那些平庸的表象下穿云裂石的浪漫挽歌,如同那些历史讲述中的坚韧温暖的乐观,都使得这个春天的小说作品,充满了不可遏止的妖娆之美、蓬勃清新的自然之美,以及对日常生活小故事的发生语境含蓄的批判和湛蓝色天空般的悲悯。
“小意思”的抒情:付秀莹的《出走》,是一个类似卡佛式的故事,少了卡佛寒酸的苦涩感和悲愤的沉默,却多了一份女性观察日常生活的敏感细腻,而陈皮这个无聊中年男人的形象,也就因此被赋予了生活普遍性的悲剧性符号意义。他的欲望,他的细微的心理活动,从对一个穿着睡衣女人的一次意淫,到对办公室小艾的性梦,或者是窗外的一缕微风,院落外的一次遥远如梦幻般的铃声,都细致地进入到我们的感受之中。小说中,不动声色的叙事者,几乎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而几乎将主动权都交给了人物。陈皮的生活,就是一个巨大的意淫性想象,这似乎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女性自身主体性焦虑的倒影。与其说小说家在讲述男人,不如说她在讲述女性对自身的焦虑。陈皮就是那些小男人,从来就没有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悲欢,大离合,那些宏大能指,就像消失在空气中的七彩气泡,抑或被剥落的皇帝身上的华丽外衣。它们不属于陈皮,陈皮就是生活在那些小意思,小情感,小算计和小欲望之中的小人物。而陈皮这个女性想象的男性人物的特征,还在于,他并不具备契诃夫笔下小人物所隐藏的对于卑微人性的批判,或朱文式小人物直言不讳的粗鄙,却隐藏在抒情笔触之中,展现着对这类小情感的同情和理解。吊诡的是,这种小情感,却以女性想象男性的方式,被展现出来。也就是说,女性通过对男性的卑微的想象,满足了自身焦虑的转移,也完成了对自身优越感的曲折隐晦的表达。相对于陈皮,小芍和老婆艾叶,都是一个小故事里的具有豁免权的表述。她们出人意料地代表了平凡生活中可能性的危机和波澜突起的运动性,也因此成为那些小情感和小意思的怪异批判性力量。这两个女人,一个代表了诱惑,一个代表了秩序。
都市里的一次南柯梦醒:同样,以女性立场,去想象与刻画男性的小说,还有王秀梅的《躺椅》(《当代》,2010年第2期)。这部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作家将一个婚变斗法的喜剧处理成了悲剧性题材。这也是一个令人感慨的“小故事”。成功男人罗征程,自以为在妻子和情人之间游刃有余,却没有想到,他却成了最后的失落者和失败者。他既钻入了妻子精心设计的敲诈圈套,又失去了情人的爱。罗征程的理想,似乎是很多中国成功男人所共有的家庭关系想象,红玫瑰代表着危险却又热情的情人小简,而白玫瑰则代表着温柔贤淑的妻子米红,这种两性关系想象,其实是非常中国化的,一方面,男人们背负着道德罪感,另一方面,男人则沉溺于传统的妻妾成群的男性权利的意浮。而王秀梅的写作,则告诉我们,那些最终不过是躺椅上的梦。在那些看似普通平凡的事物中,往往蕴含着可怕的杀机和事情难以令人忍受的真相。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那张陈旧的躺椅,也许就是那些经不起追问的生活假象,就成了罗征程和妻子两人共有的南柯梦枕。一梦醒来,没有了那些自以为山崩地裂的爱情,没有了那些和谐健康琴瑟相合的家庭想象,甚至那些自以为是的欲望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有无聊和永无止尽的恐惧和孤独。然而,尽管躺椅上的梦,如此不真实,且充满了危险,可梦醒来的罗征程,似乎再也无法找到人生的目标。只有生活在梦的残留的余香之中。
致命的诱惑:山东女作家常芳的小说创作,这几年一直呈现出升温的态势。在上文中,张教授分析了她的《阿根廷牛排》、《纸环》,而我却更喜欢她发表于《江南》杂志2010年第3期的小说《鹤顶红》。常芳的小说创作,有一种温润善良的真诚底蕴,而这种底蕴,却又常常具有直入生活的锐利和疼痛感,时刻警惕所有女性抒情的矫饰和虚假。在这篇小说中,常芳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女性自我迷失的故事。色彩调配师乙伊,因为昔日在歌舞团拉赞助,被房地产公司邱总迷奸,患上了性冷淡的心理疾病,她拒绝与丈大做爱,似乎痛恨一切男人,但却又被阳光开朗的摄影师车彦青所吸引。鹤顶红,这个美艳却奇毒无比的毒药,仿佛化身为了欲望,并寄寓了一个漂亮女人心中,所有有关欲望的矛盾态度。常芳擅长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平凡的细节中发现悖论化的真相,并因此不断拷问人物和所有读者的灵魂。乙伊似乎在寻找一份别致的浪漫,而有尊严的温馨家庭生活,又让她割舍不下。然而,生活却总是戳穿她自欺欺人的谎言,让她在这个价值失范的社会中陷入内心的恐慌。乙伊能重回家庭的温暖,在何大鹏的古板之中,重寻爱的温暖吗?小说将沉重的思考,留给了读者。
脆弱的冷嘲:如果说,常芳的小说,为我展示了深刻睿智、而又充满感伤气息的女性生存的工笔画,那么,滕肖澜的小说叙事,却更类似一把犀利闪亮、而又桀骜不驯的“银妆刀”。它为守护女性而生,却又时常显得敏感而脆弱。腾肖澜的中篇小说《小么事》(《上海文学》2010年第3期),抒情的女性意味却让位于俏皮的冷嘲和干净利落、出其不意的偶然性。滕肖澜在这部小说中,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善良敏感,却又倔犟自尊的女性形象――顾怡宁。然而,这部小说中没有羞涩纯朴的灰姑娘,也没有高贵而对贫下中农女孩感兴趣的王子,有的只是三心二意的男人和泼辣有为的强悍女人。沈旭和顾怡宁、郑琰琰三人的情感故事,拒绝了所有温暖而虚假的情感包装,却展现出了巨大而喧嚣的时代背景。时代是如此浮躁功利,一切情感的痕迹,包括爱情和亲情,都被打上了金子的印记。畸形的高房价,深刻的社会差距,开发商们为了争夺地皮,不惜草菅人命,而女作家对沈旭的谴责,也没有停留在道德伦理层面,而是展现出老练而又犀利的反讽意味。沈旭对金钱和权力的热衷,对顾怡宁的抛弃,都被悬置了严厉的道德判断,而显现出客观冷静、却又不乏虚无悲观的情绪。而这一切,却都被掩饰在了强打精神的幽默和俏皮话中,展现出了小说文本内部的对话性。小说最后,顾怡宁报复成功,将郑琰琰的父亲送进了监狱,将沈旭重新打回原型。然而,这个看似喜剧的结局,却因丈夫李东的一次泄密,意外露出了破绽百出的真相。也许,我们的生活,原本就是破绽百出的,而那条可有可无、可怜而卑微的小狗“小么事”,正是在不经意间写出了底层女性深刻的自嘲和绝望的自尊。
孟梅的呐喊:肖勤是一位令我佩服的“勇敢”的女作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肖勤的小说,无论是《霜晨月》,还是《云上》,都展现出一种别样的底层写作气质。这种底层写作既没有形而上的道德批判,也没有粗鄙而原生态的现实主义冲击力,肖勤以女性对底层的想象,而使得底层生活,呈现为距离化的审美效果。而小说《我叫玛丽莲》(《时代文学》2010年第1期)中,却表现出来她更多的叙事勇气和自信心。底层妓女的生活,在很多男作家笔下,时常有反映,而一位女作家,以第一人称叙事,带领读者走入一个充满悲剧性的妓女玛丽莲的“悲惨世界”,则不仅要考验女作家的虚构和想象的能力,还要考验女作家在处理这类故事时的精神坚韧度和人性包容性,以及更具有穿透力的理性思维。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妓女孟梅的叙事视角和叙事眼光,而在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事之中,作家试图努力为我们呈现这样一位女性走向毁灭、却不乏平凡美好理想的人生。孟梅的道德优势,来自她内心对真善美的朴素理想,来自她尚未被毁灭的良知。城市对孟梅的吞噬,不仅在于贪婪地将她的肉体沦为金钱奴隶,更在于彻底抹杀她的精神印记。小说开头和结尾,都闪现着孟梅对“玛丽莲”这个名字之下的尴尬的自我认同。然而,在生命结束的瞬间,孟梅终于穿着婚纱,向不知在何处的爱人“高尚”,发出了勇敢的呼唤:“我不叫玛丽莲,我是孟梅!”当然,这个中国版的“嘉莉妹妹”的故事,还有着叙事者越界、思想穿透力不足的痕迹,某些细节的处理,也不是非常到位。然而,我相信,一个愿意直面生活残忍真相,却又怀抱悲悯温暖的女作家,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让我们期待。
飞翔在历史的尘埃:张翎的出现,几乎让我改变了对于华裔女作家的态度。可以说,跨文化写作的女性自觉,成就了很多华裔女作家,也在某种程度上,将她们的写作,置于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很多华裔女作家的写作,无不带有后殖民、后女性主义等等时髦理论指引的迹象,而这种主题先行,一方面,使得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在女性小说书写经验上呈现出驳杂暧昧的多重叙事眼光和叙事关注价值;另一方面,也使小说故事和人物,被局限于很多特定概念,难以真正展现出内在复杂性和人性意味。张翎的小说《阿喜上学》(《江南》,2010年第1期),如同春日里一朵美丽而清秀的莲花,悄然绽放在了文坛之上。在这之前,《金山》、《望月》、《交错的彼岸》,已一次次给文坛带来了惊喜。这个加拿大的女听力康复师,她的过人才情表现在,她有一般华裔女作家所不具备的耐心和克制力。她能够克制住文化概念表述的欲望,而完全将故事交给她笔下那些精心打磨的人物,以及那些圆润无比,却又无懈可击的经典叙事细节。正是这种努力,使她的小说,充满了更纯粹的文化经验交融的原生态性,也使得跨文化女性书写,摆脱了以女性隐喻民族性的身份焦虑,呈现出沧海桑田的历史维度和广阔浑厚的空间意识。《阿喜上学》,一百多年前加拿大的中国移民往事,仿佛那些春日阳光下自由欢畅的尘埃,让我们沉迷不已。一个移民后代对幸福和美好人生的憧憬,在艰难世事中,无时不面临着巨大挑衅。阿元做妾的威胁,窘迫的家庭生活,学校里的歧视,都不能改变阿喜那倔犟却又单纯的热情。小说结尾,四眼叔的离去,带走了少女阿喜最初的幸福幻想,却将追求幸福的信念,悄悄播撒在了她敏感的心灵之上。阿喜,既不是母性和妓性悖论统一的华人神女形象,也不再是一个创伤性的文化寓言,张翎以其宽容平和的文化心态和对人物细致敏锐的洞察,赋予了这个平凡却绝不卑微的女性诗意的灵光和醇厚的文化意蕴。这也标志着我们的海外华文创作,在文化性和人性的结合上,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看过了这六位女作家的小说文本,我们会发现,她们无疑都有着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对这个时代的“小故事”的书写。无论是意淫的小职员、复仇的女学生,身患绝症的妓女,还是百年前的移民少女,抑或失败的职业女性,沮丧的公司老总,女作家们都努力在这样一个怪异的时代表述自己对于“小故事”的关注和体验。之所以说,新世纪是一个怪异的时代,是因为一方面那些宏大叙事的符号正在以新的面孔,强制地出现在我们的文化空间,而另一方面,那些顽强的“小故事”们,却不断以曲折变形的姿态,被我们不断讲述和强化――特别是女性作家。这里,既有坚决的抵抗,暧昧的迎合,也有绕着走的策略,或难以言明的感伤情绪。这些温柔抒情的“小故事”们,终究不会主动攻击任何可疑的“大故事”,而是努力呈现出旧有大故事在生活退却后,新的大故事们完成之中,留给小故事的那些抒情性缓冲地带。这个地带,以女性的窥视和自审为切入点,却无意暴露出大故事的阴影下女性立场的游移和深刻的虚无。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