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想过会到江南,而且一待就是好几年。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身不由己。 我出生在农村,那时候的天很蓝很蓝。日子总是过得平淡如水,没有半点波澜。 小学在离村子很远的一个小镇上,每天要走很长很长的土路才能到达。要是碰上下雨天,路上就全是泥巴,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过去。可是,不管什么时候回忆起来,却总是非常甜蜜,连艰苦的影子都找不见。我周而复始地走在泥土路上,一直走了6年。
90年代初,我升入中学。学校在离小镇更远的县城里。
从村庄到县城,一切都变得异常新鲜,不管是周围同学的穿着还是言谈举止,都让我感觉自己好像是来自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试图融入他们的圈子,但是我发现我很难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后来,我在语文课本里读到,这叫生活背景决定论。
当我第一次在课堂上被问到“你的理想是什么”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整个脑子是混沌没有知觉的。而教室里很多同学的声音在耳边此起彼伏―“我想当科学家”,“我要当医生”,“我想成为作家”……这是我第一次在理想面前束手无策,我甚至都不知道它的真实面目,它为什么而来,将去何方。
上高中后,我又不得不重新面对一个新的问题―贫穷。这种因为家庭和社会背景所产生的悬殊,成为比初中三年更突出的社会缩影,硬生生地摆放在我面前。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明白父亲一直以来严格要求的原因。穷则思变。
高二时,我想要出门远行。这是在那年春天某节地理课上,我望着窗外淡蓝色的天空突如其来的触动。当时所有的中心,都聚焦在升学问题上。学校和社会都不允许学生有半点非分之想。理想,在这个时候,表现得惊人一致和坦荡―考上重点大学。
或许很多人默认了这种人生模式下的特有规律,无论贫穷还是富贵。
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隔壁班的女同学从宿舍顶楼跳楼,死因很简单,男朋友重新找了一个家境显贵的女孩。而当时,我正在为交纳学费的事情犯愁。刚入学时,是父亲东挪西凑,勉强凑齐了学费,才顺利入学。但是第二年,父亲赋闲在家,断了经济来源,学费就没有着落。纵使我利用所有空余的时间去校外兼职,距离学费的天文数字,依然遥遥无期。而周围女同学早已浓妆艳抹,穿金戴银,出入各种名流场所。
大四毕业那年,学校毅然扣留了我的毕业证书,因为学费没有缴清。正当我踌躇无措时,不知道父亲从哪里凑足了那一笔对于家里来说近乎天文数字的学费。当他把那一沓钞票递到我手里时,我突然有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不是钱重,而是父亲一瞬间苍老了10年的错觉,让我恍若隔世。他什么话也没说,就默默地走了。很多年以来,这种眼神交流成了我和他之间最直接的语言。
我以为找工作的硬件无非两条,一是专业技术,二是兴趣特长。而我所依靠的,也仅只能是这两条。毕业前一个月,我被武汉一家网络公司录取,做文案策划。而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仅仅维持了不到10天,就转到了浙江绍兴一家民营企业。吸引我的唯一原因,是去做编辑。
进入职场后,我所面临的窘迫更胜过从前。这种家庭背景和教育环境的差异,成为我与周围同事之间非常清晰的界限。如果说我以前嫌弃过家庭出身,那么现在,我反倒庆幸我的农村出身,因为在伤痕累累中,我可以依然寻求着贴近土地,保持内心纯净的理想。
只是身处职场,我必须选择妥协,必须接受其中所有的挫折和规则。我用了半年的时间,去寻找其中的突破口,尽量让自己表现得谦卑,以此捍卫内心深处的执著理想。
我亲身实践了当年在高二上地理课时想要出门远行的念头。只是没有想到,踏上江南却要经历这么多的波折和痛苦。如果说踏上江南只是一个遥远的梦,那它也是在夹缝里寻求生存的一个梦,终将满身伤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红尘洗礼。
(夕影摘自《当代青年》
2009年第7期,几米图)
